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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无户口婴儿之死

无户口婴儿之死

来源：绵阳晚报阅读245次

　婴儿之生
　　贫困在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已如影随形。
　　婚前，刘瑞良因家庭纠纷，已与在北京农村的贫穷父亲和年老继母不再往来。2000年的婚礼是由刘瑞良的兄、姐以及时秀文的父母出钱置办的。婚后4年多他们一直不敢生育，因为那时没攒够钱。
　　他们的新房就在刘瑞良的单位——北京昌平南口机务段附近，一间1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这是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他们在这里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个晚上。
　　在邻居吴秀清的眼中，时秀文是个很会节省的家庭主妇，夫妻俩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销不会超过600元，时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摆小摊赚钱，买菜时总挑最便宜的。
　　时秀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刘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单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 多块。他不会说话，不懂搞关系，窝囊得一塌糊涂。”刘瑞良的老实、窝囊在整个南口机务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他从来不抬着头走路，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刘瑞良的身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孱弱。2004年，刘瑞良在单位的宣传鼓动下去献血，献完血后大病一场。“你说，身体好的人去献血很正常，他都老实到不会掂量自己。”时秀文说起来就眼泪汪汪。这场大病医了3000多元，但老实的刘瑞良没有得到单位一分钱报销。
　　时秀文靠摆摊攒下的钱为丈夫付了医药费。她每天下午3时到南口镇街头摆地摊，傍晚刘瑞良接她回家。“看到这对小夫妻过得精打细算、勤俭恩爱，街坊都觉得他们不错。”邻居夏淑敏大妈回忆。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时秀文一早起来看到丈夫刘瑞良又急剧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劝他去买药，他怕花钱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时秀文回忆。吵完架后，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摆摊。在初冬的寒风中，路人对她投以惊奇、怜悯的目光。但老天并没眷顾她——孕妇被雨淋，回家后又吐又拉，动了胎气。3天后，时秀文早产了。
　　早产的婴儿心跳过速，大脑缺氧，医生花了一星期才救过来。“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刘瑞良比我更急。”时秀文说。
　　出院后的近一个月中，前来照顾的时父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给孩子吸氧。刘瑞良只要工间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们宁可在公交车上站一两个多小时，也舍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个月花了1800元。刘瑞良心疼钱？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钱了。”时秀文自问自答。
　　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好了。从分娩到治病，家里两万余元的积蓄花销殆尽。
　　婴儿之死
　　这一天是2006年元旦，鞭炮声在小镇回响。傍晚，外面很冷风很大，刘瑞良把屋内的炉火生旺，妻子时秀文在哼哼着哄孩子。猪肘子在锅里慢慢炖着，肉香弥漫了简陋的小屋。
　　“那天我们又唠叨起给孩子上户口的事，孩子都过满月了，我担心再上不了，就要变成黑户，要被罚款的。”时秀文回忆。
　　户口的事已经让他们操心10余天了。孩子还没满月时，刘瑞良跑到南口派出所去办户口。户籍警察说，像他这样的北京集体户口，必须有房产证明才能让婴儿落户在北京。买不起房子的刘瑞良就到单位领导那里求情，希望先让单位过户给他一套房子，等办完户口，他再把房子还给单位，但没有得到同意。
　　从那天起，刘瑞良开始反常地发愣发呆，甚至没有缘由地咧嘴笑。“我想不到他可能脑子出了问题，我还以为是他照顾我和孩子太累了。”时秀文想起来很后悔。
　　在此路不通后，刘瑞良本可以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的户籍上，也同样是北京户口。但因为父子间的长年积怨，他死活不想见他的老父刘福明。
　　孩子过了满月，刘瑞良告诉岳父时远，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们河北时家。岳父告诉他，给孩子落户没问题，但按当地规定，过满月落户的将被罚款5000到8000元。刘瑞良顿时无言。
　　这事到了新年的元旦还没结果。那天傍晚，刘瑞良沉默地在炉边烹烧肘子，时秀文躺在床上，生着闷气哄孩子入睡后，就质问他：“你买肘子干嘛？”他答：“你吃得好，才能奶好，才能喂孩子。”时秀文有些生气了：“没钱你就别瞎买了。”
　　刘瑞良一时气短，时秀文就再次要求刘瑞良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那里。刘瑞良仍不同意。时秀文发火了：“你要不回去，我明天就抱着孩子回去(指刘的父亲那里)。”刘瑞良就说：“你要回去你回去……”他接着又说：“我要卖血去！”“你爱卖就卖去！”时秀文甩下这句后又躺到床上。
　　“后来，他用那样一种目光看着我。”时秀文模仿了一下刘瑞良当时的奇怪眼神。接着她听到刘瑞良喃喃自语：“不要了，不要他了……”
　　话音刚落，刘瑞良已冲到床前，掐住了孩子的脖子。“我记不清是先掰他的手还是先喊救命，”时秀文说到这一情节时泣不成声，“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拎起孩子一下摔在地上，孩子摔坏了……”
　　时秀文疯了一样抱起孩子冲出房间。“那是晚上6点，敲门叫我时声音特别惨。出门一看，大冬天的，秀文光着脚站在门口，孩子光着身子，血从头上流出来。”邻居吴秀清回忆。邻居们利索地给孩子裹上被子。刘瑞良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在送医院的路上，时秀文对邻居夏淑敏大妈说：“你去看着刘瑞良，我怕他忽然想不通寻短见。”夏淑敏就去陪着刘瑞良，直到警察来。
　　孩子在小医院快速包扎后，迅速被转至大医院。医生一番急救后，摇了摇头：“没希望了。”时秀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停地求医生救孩子……
　　这个只活了43天的小生命，在邻居吴秀清的记忆里，有着“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小瓜子脸，一副漂亮极了的小下巴”。
　　户籍之网
　　　 “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不少旧有特权还没有很好地剥离，一些新的利益关系又被捆绑进来，这只会进一步加重户籍改革的难度。”一位学者对此深表担忧。
　　多年来，国家公安部决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3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确的户改方案，但至今尚难在全国推行。有观察者指出，在户改大势下，一些大城市的户口制度反而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其深层原因就是城市内部的利益与户籍之间有太复杂的纠缠。
　　户籍专家指出，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等特权，切断与户籍纠缠在一起的各类利益之手，才有户改的出口。
　　对时秀文来说，她并不指望这种设想能实现。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丈夫能早一点被放出来，“他很可怜，希望法官能对他从宽处理，早点出来给他治病。治好病后，我还想给他生个孩子。”
　　但说完后，她又开始犹豫不决，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问她原因，摇摇头，只有眼泪不停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最后她说：“不知道治病的钱去哪里找。”她的父亲在一旁解释，刘瑞良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不再有收入。时秀文受打击后又查出了肿瘤，至今没钱动手术。
　　送别记者时，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着我也活着，他毁了我也就毁了。”
　　（南方周末傅剑锋马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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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无户口婴儿之死背后的双重不正义
文章来源：红网作者：徐迅雷发布日期：2006-08-11 14:07
一个刚来到这个人世不到43天、漂亮可爱的婴儿，被自己的父亲残忍杀害。“凶手”父亲称是因为婴儿不能办到北京户口。8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的大标题的7个字这么触目——《无户口婴儿之死》。

　　虎毒不食子，这是常识。人为什么还不如动物？“食子”的人当然有问题，这是一重不正义；但不仅仅是人的问题，人所处的制度环境构成了又一重不正义。在“双重不正义”的作用力下，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的人类的孩子，只在这个世界生存了的43天，而这“43天”，不是孩子情愿的。

　　父亲叫刘瑞良，虽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户口远在河北涿州，他的户口就一直保留着婚前的北京集体户口。这43天里，刘瑞良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上北京户口，难于上青天，这个地球人早就都知道了。无望后，在今年元旦之夜刘瑞良“不瑞不良”地扼杀了孩子刚满月的小生命；刘瑞良自己是这样向警方交代杀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妻子时秀文则像祥林嫂一样对别人重复：“孩子刚死时我恨死他，后来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催他（办户口）。”

　　谁是现代“祥林嫂”的制造者？出事前，不管是刘瑞良自己，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无疑，“户口焦虑”让抑郁加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近，美国一位在5年前亲手杀死5个孩子的母亲被判无罪，就因为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只是这位美国母亲所得的是“产后抑郁症”，与这位中国父亲精神里存有的“户口焦虑症”有很大不同。说刘瑞良的行为属于“户籍制杀人”也好，说他“抑郁症杀人”也罢，这都有待法庭的认定判决；但我国的几十年一贯制的“二元”户籍制度像铁板一块，加上没有户口迁徙的自由，就是“一元”中的“城市户口”也无法从一个城市自由地迁徙落户到另一个城市，确实广受诟病；户籍之网是制度之网，户籍不正义是制度不正义，真是这种户籍制度不正义，不断地制造出人间悲剧。

　　任何不正义的背后，都逃不开“利益”二字。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是不少原有利益，这些利益是“城市人的世袭利益”，确实与任何既得利益一样难以剥离；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新的利益加进来了，一些潜在的利益还可能被绑将进来，这一切都会增加户籍改革难度。这些“利益”倒不能说是“特权”——特权是官员意义的，特权是非法占有的，而户口上的“世袭利益”，哪里是“非法占有”的？统统都是“合法”的！问题就麻烦在这里，破除非法的特权可以大张旗鼓地动用“推土机”推倒“断壁残垣”；而拿“合法”的“世袭利益”开刀，简直就是抽刀断水。

　　户口的诉求，就是正义的诉求；户口的正义，就是人间的正义。如果说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那么，“户口不正义”就是一个最大的非正义，而且属于至今还在“迟到途中”的非正义。更可悲可怕的是，有关部门在大声嚷嚷地搞“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核心”却只有一个：“把农民‘登记’为居民”。这么一个换汤不换药、甚至“换名不换汤”的“改革”，弄得此起彼伏，竟然还糊住了众人的眼睛，赢得了一片片傻呵呵的欢呼声。

第 3 楼

户口遭遇的尴尬，您是否正在经历着？看了南方周末无户口婴儿之死的感想

作者：不以物喜以己悲提交日期：2006-8-11 9:05:00

　　不知怎的，本想把这篇报道转载到这上面来，却总是不成功。看了后，心情特别沉重，也许看过此报道后的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甚至你也正在经历这种种户口的限制所带来的尴尬。一位北京集体户的父亲，因为在京没有地产，四处想给儿子上户口而不成，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其作出将自己仅仅43天的儿子摔死的举动。冲动下的一时行为也属实，但在此行为之后的制度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南方周末电子版的头条看看。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那些家庭并不富裕，去到一个并非自己出生的相对大点的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可能自身户口的解决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因为工作原因解决的户口只不过是一个集体户口。也许大家对这个户口的认识并不都是很清楚，其实不属于一种正常的户口，只是一种过渡户口，当你准备结婚，尤其要准备要小孩子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作为父亲或母亲的力量竟然是那么苍白，你连给孩子上个户口的事情都办不到。只因为你是集体户口，没有自己房产的集体户口。试想想在这些大城市里的房价，岂是你我一个毕业才几年的工薪阶层所能买得起的？个中滋味，我想不少人已经尝过了。
　　就在今年的五一，我也遭遇了这种户口所带给我的尴尬。我只不过想和心爱的人组成一个家，让我们的爱在法律上有一个支点，但是我被拒绝了，因为我的户口放在人才，那里不管计划生育，所以要拿结婚证可以，但是必须限制你的户口迁出人才，而对于都是外地进入这个城市的我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也是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同样一对小俩口对此种情况的投诉，人才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毕竟计划生育是大事，他们也没有那般耐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我问到怎么解决时，工作人员对我说，买房子咯！没有房子结什么婚？我真是无语。以前还可以将户口寄放在朋友那里，但是后来加强户籍管理，这种途径都不可行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拥有自己的房产，让集体户口独立出来，立在自己的房产上，你才可以去解决这些个人问题。也就是此种原因，我们五一回家办了酒席但是到目前都没有拿结婚证，所以在法律上我们并不是夫妻。由此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要小孩子，首先是没有拿结婚证，即使能拿结婚证，以后孩子的户口还是没有着落。
　　在这里讲了一通自己的经历，我想很多和我这般的人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尴尬。我们准备屈服了，即使借钱都要去看看房子，合适就买了，为爱找一个支点。我很同情那位父亲，他对妻儿的爱如此苍白无力，却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
　　

第 4 楼

田晓明：户籍制度为什么不能给人一条生路

[张耀杰点评：如今的国人，常常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归功于或归咎于异域的苏联。而在事实上，600多年前的朱元璋，已经初步尝试过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张宏杰在他的新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引用确凿的证据告诉我们：朱元璋稳定专制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一致的产权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与此相配套，生性苛细的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极其简单粗暴的计划经济。他在洪武元年下达的诏书中说：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这与毛泽东时代不准私自栽种经济作物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表面上似乎相反，实质上却完全一致。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人口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精密控制，朱元璋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凡是出门到百里之外的人，必须到官府开具“路引”即“介绍信”，私自出门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用张宏杰的话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2006年8月13日。]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只在这个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个男婴就被父亲摔死了。”这行字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使人无动于衷，这行字只是《无户口婴儿之死》这篇文章的第一行字，接着往下看，直到看完，人的心绪难平。

文章中摔死儿子的刘瑞良是一个所谓的老实人，只有北京的集体户口，他的儿子出生以后，根据国家的规定，不能成为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没有北京的户口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没户口的人没有月票；如果存折丢了，虽然可以挂失，却必须由北京居民陪同并出示身分证，才能将里面的钱取出；没户口的人还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孩子户口更是个大问题，上学需要大笔赞助费。”一个人没有城市户口，也无法得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办理暂住证。国家为农民设置的这些障碍使刘瑞良下决心要为儿子办一个北京户口，国家规定，象他这样的人，要想为孩子办一个北京户口，必须要拥有北京的房产，刘瑞良每月工资只有800块钱，即使买北京南口镇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买不起房子的刘瑞良就到单位领导那里求情，希望单位先过户给他一套房子，等办完户口，他再把房子还给单位，但是他碰壁了。刘瑞良在单位里还遇到很多烦心事，我的感觉是，他的故事就象一列出了轨的火车，又悲又长。刘瑞良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在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他崩溃了，于是摔死了自己的儿子。

让人不理解的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公民为什么这么刻薄？我们在生活上经常能遇到类似办户口一样的令人不理解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人们都要努力地理解，实在理解不了，就自嘲地、无可奈何地说：谁让咱生在中国呢。

实际上现在中国完全可以宽厚地对待本国公民，公安部三年前就制定了思路明确的户籍改革方案，可是现在的户籍制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阻碍户籍改革的就是各级政府，因为“城市内部的利益与户籍之间有太复杂的纠缠。”一个城市进来一个人，这个城市的资源就要分给新进者，自私的城里人不愿意把资源分给外来者，于是就造成了户籍壁垒，这道墙割裂了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其实资源并不是紧张的不得了，比如教育资源，一个农村的孩子进城里上学，教育部门就要拨付一笔资金安排这个农村孩子就读于城里的学校，实际上很多城市能够拿出这笔资金。北京市有一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他们的子女都在民办学校里读书，北京市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正在关闭一批达不到办学标准的民办学校。北京的教育部门承诺，要拨付给一些资金给某些公办学校，使它们有能力安排迁移进城市的农村孩子在公办学校读书。只要各个城市能妥善地分配资源，农民进城的障碍自然就没有了。如果地方财政负担不了，中央财政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现在的财政收支并没有严重失衡，如果主管部门能杜绝浪费，农民进城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是没有来源。

从1950年代开始，城乡之间就存在着剪刀差，农副产品被人为地压得很低，几十年来，农民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精力和体力，讲一点良心，国家也不应该再刁难农民了

第 5 楼

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

南方周末　　2006-08-17

　　户籍警来信谈户籍管理漏洞
　　活人上户难　死人不销户
　　　　　
　　编者按：本报8月10日一版刊发《无户口婴儿之死》后，引起广泛的讨论，8月13日，编辑部收到湖北一位警察的来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目前存在的漏洞作出了分析，兹摘登如下：
　　　　
　　南方周末编辑部：　　
　　　
　　我叫吴幼明，男，1974年出生，一级警司，警号湖北005676，现为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风波港村责任区警察。我于2006年2月20日被安排到风波港村，通过日常对村民们的走访调查和村干部提供的数据，我发现该村存在很多死亡居民未销户、活着的居民未上户的不正常现象。这些问题在其他村同样存在。这不但不利于派出所准确掌握辖区居民的人口数据进行治安管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死人为何不销户
　　这些未上户居民无法办理居民身份证，没法参加高考、参军、报考公务员、买房子，甚至没法结婚、办社保……因为公民进行上述行为都需使用身份证，没有户口的“黑人”，几乎无法去干任何一件普通公民轻易就能办的事。
　　2006年6月26日，我将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整理成表格上报，风波港村死亡后未销户的一共49人，新生儿未上户者34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仅是不完全数据，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接手该村不到半年，日常工作繁杂，没有深入到每户去调查。二是因这些户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对统计工作不是很配合。
　　数据上报后，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回音。我知道这不能怪领导，这实际上是个体制问题，并非我们所或者分局所能解决。
　　这是因为我国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施行的仍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条例已施行近50年了，社会早已巨变，条例的内容已严重滞后于现实。例如条例第二十一条还有“反革命分子”一词，但这早成了历史文物，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将“反革命罪”取消了。我不知道户口条例为什么不作相应修改或重新制定《户籍法》。
　　死亡居民家属不主动到派出所去为死者销户，这并不是个新现象，我1996年就碰见过多例，我分析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费问题。居民到派出所办销户手续时，往往被收取10元或20元的微机费。时间长了，干脆懒得办了，反正死者户口留在户口簿里对家人没什么影响。
　　2.医学死亡证明问题。农村居民大多死在家中，这样他们就没有医院开具的医学死亡证明；没这个证明派出所就不能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
　　1996-1998年，我所在的肖铺乡派出所这样来处理：警察每年年终核查一次居民户口，由村委会为死者开具死亡证明，然后警察拿到派出所统一销户。记得当时全所仅五个警察，我是所里唯一的户籍外勤，每年的户口核查工作均由我一人完成，印象中每村年底总要销掉八九个死亡居民的户口。
　　
　　超生儿童难上户
　　超生儿童难上户的现象，那时也很普遍，据我调查统计，风波港村居民中未上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超生的，只要他们的父母未缴纳计划生育部门的罚款，他们就无法上户口。根据目前黄石市各公安派出所的新生儿上户规定，孩子上户需要：
　　1.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2.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和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
　　3.父母亲的户口本。
　　4.父母亲的结婚证。
　　需特别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和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以来，在控制我国人口数量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按行政法规条款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父母进行惩处是可以理解的，但孩子是无罪的，如果因父母没交罚款，而不给孩子上户口，这个逻辑就让人难以理解。
　　
　　户籍漏洞带来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似严密无比，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是漏洞百出，问题很多。比如说有人曾经将自己的出生日通过某派出所民警轻松的改成了释迦牟尼的生日，以此妄称自己是活佛转世。大毒枭刘招华化名李森青找某村干部出了份假证明，然后以被招商引资的商人名义合法地迁入了广西全州县。此外还发生过很多杀人犯顶替他人身份参军、参警来逃避法律惩处的案例。
　　死人不销户会带来什么问题？比如说，如果有年龄相近的违法人员拿钱买通死者家属，然后用死者的身份到派出所办理一张真的“假身份证”，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国内畅行无阻。为什么这个简单方法能行得通呢？因为派出所警察绝不可能认识辖区内的每一位居民，连土生土长的村干部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方法，没准已被很多违法人员实施过了。
　　另一方面，不给超生的居民上户口，不仅给居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同样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麻烦。我顺手举个例子，2006年7月17日《黄石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就披露，多次参与打架斗殴、盗窃的不法少年柯某，因没有户口，公安机关无法查证其真实年龄，因而变本加厉大肆作案，派出所最后只好将柯某带到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对其进行骨质鉴定，柯某年龄为17.6岁，然后对其予以治安拘留十日的处罚。
　　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到，因公安机关没给公民上户口，结果公民违法时，因无法证明其真实年龄而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对其处罚，最终是花大代价到武汉去测骨龄后，才能对其拘留十日，这真可谓是自己为自己的工作设置障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如果公安机关在面对大量没户口的违法青少年时，都用测骨龄的办法去鉴定他们的真实年龄作为执法依据，我觉得宝贵的公安经费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而且测骨龄的结果并不绝对准确，如果没有户口的青年犯杀人罪的话，用测骨龄鉴定的年龄去判死刑，肯定会有争议的。但如果青年满十八岁杀人，却因公安机关无法证明其真实年龄而轻判，更会让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平性大打折扣。
　　总之，随着没有户口的青少年日渐增多，这会成为公安机关越来越头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要公安机关如实给公民登记户口就可以轻易解决。
　　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也导致我国的人口管理数据不真实，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里面的数据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为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许并没有新闻中所说的那么严重，以中国有68万多个行政村来计算，如果平均每个村有20个死去的居民未销户(注：这个估计很保守，因为我统计风波港村死亡后未销户的居民有49个，这还是不完全数字)，就有1360多万老人(死去的居民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实际上并不存在，同时还有大量的青少年未上户；这两个数字一增一减，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就要重新考虑了。由此更可以看出准确地统计出中国公民人口数据的重要性，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党和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公安机关应尽的基本职责。
　　所以我写了这封信，希望公众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2006年是全国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三基”工程年，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社区警察都能抓住这个大好契机，及时发现群众的热点问题并上报，是可以逐渐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并结合群众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我衷心希望本文的发表，有利于解决这些户口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和信任公安机关的工作。
　　吴幼明
　　2006年8月13日

第 6 楼

看了上面文章,很压郁!生也难,死也难.难道只有不生不死的生活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