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女儿何以成为受助贫困生？
董宏达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父亲是当地某局的副局长。其是否属于贫困家庭、以及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引发质疑。(8月25日《成都商报》)
　　
　　笔者对日前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的报道，曾提出过质疑，因为那个报道通篇以资助者和主办方的有关情况，亮出他们的观点，而对受助的贫困学生并没有采访，让我不清楚受助贫困生究竟是什么想法。现在，记者的深入采访，果真遇到了特殊情况，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副局长的女儿杨某救助申请表上写着：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上面还清清楚楚地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樊城区第三环卫所工会。副局长变成了下岗工，副局长的女儿自然被当成贫困生，出现这样的怪事，怎不让人吃惊！？
　　
　　问题是，如果不是记者深入调查揭开真相，恐怕连主办方襄樊市总工会依然蒙在鼓里，如果杨某向资助者道谢，恐怕副局长的女儿仍然会被当成贫困生受到资助。那么，为什么当初没有被组织方发现？在确认贫困生资格时，襄樊市总工会作为组织方是怎么把关的？再进一步说，在受助的贫困生中，杨某仅是个特例吗？
　　
　　据了解，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助学活动基本程序是，市总工会给区总工会分指标，委托区总工会审查贫困生资格，上报贫困大学生的资料。报上来的资料，要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如果没有，就要让单位出个证明。杨某的申请，因为有单位的证明，所以就没让对方拿下岗证、低保证了。由此可见，杨某混进贫困生这件荒唐事，表面看，是区总工会审查不严，其实更关键的的问题在于市总工会“分指标”，贫困救助分指标，无异于把扶贫济困当成一种福利，当贫困救助成为一种福利时，善款也就成了众人想吃的唐僧肉，不排除个别人员拿善良人的善款去送人情，善款未必能用到最需要救助的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而这样“分指标”在当下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办法，朋友的单位干部工资最低也在1000元以上，但每年都有一个“贫困家庭”资助指标，于是大家就轮流领这笔钱请客吃饭。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说，很多高校对贫困生的名额是分配的，所以很普遍的想法是不拿白不拿，而且有时候有些真正的贫困生因为某些原因，也从没提出过申请，而有个同学的家庭属于长三角某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可是他也是贫困生，领着助学金。
　　
　　回过头来看，襄樊市助学出现的这场风波，既伤了捐助者的心，也损害了受助人的人格，更伤了广大善良的网民的情感。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有一环认真地核实都能发现问题的，所以，对相关责任者问责是应该的，但更关键的是“分指标”的救助机制在起作用。如果不改变“分指标”的救助机制，就不会起到治本的作用，此类现象也必然会重演。襄樊市助学这场风波，怎么收场，谁来收场，我们拟目以待。
 

副局长女儿成受助贫困生，谁该反思
 
薛亚波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的父亲，是当地城管局副局长。

　　之所以城管局副局长的孩子报虚假材料接受资助，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到底是委托的中介机构主导资助，还是由资助者本人主导资助？如果是由资助者本人主导，那么，这一问题就可能会避免。

　　2003年7月，笔者在西安做记者期间，曾参与了对一些高考贫困生的资助。当时，记者根据求助热线，对当地一些贫困生进行了报道，公布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由资助者自己决定资助。有一位在西安旅游的深圳商人孙先生，在看到一期报道后，就决定资助其中一名贫困生。

　　但是，孙先生一定要亲自去资助者家中看看。当他到达这位资助者家里，发现她的确贫困时，便资助了她，并鼓励她好好学习，有困难还可以和他联系。事后孙先生告诉我说，他决定亲自上门，就是担心受助者家的情况不真实，而走了这么一趟，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孙先生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钱资助给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他选择了实际考察，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是否需要受助者“感恩”，也只能取决于资助者本人的意愿，而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受委托的中介机构可以为此而牵线搭桥，但却没有权力“包办”，这种“包办”的结果是，因为其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导致一些不真实的资助。

　　不少受助者，在情感上容易自卑，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处于被动。这时，如果资助者仅凭书面材料就资助，而缺乏与受助者感情上的主动沟通，那么，一方对另一方的平等资助关系，就容易被扭曲。资助方既难做到把对贫困生的资助，化为感情上的温暖，从而发自肺腑，也会因对受助者心存怀疑，而可能会提一些有悖平等关系的要求。

　　正因如此，我觉得，在受助者成了城管局副局长女儿这件事上，除了当事人，资助者和受委托资助的中介机构，也都有反思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