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15日了。在电脑前忙了一整天，主要工作仍然是摘编行业资讯。本来今晚想把“自传”《我的甲申之变及瞻前顾后》写得像自传一些，现在看来又要写成“评论”了。当然，在我看来，除了叙事，思想、评论也可以成为自传的主要内容的。刚才看了《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孩子心灵的奴化更堪忧》的时评，心情沉重，有话要说。先摘录几句话如下：“随着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对沈阳‘阳光儿童村’这个封闭、安全的‘独立王国’的关注，尤其对建立者付广荣伪善面目的揭露，相信‘一个复杂的丑闻’会喊起公众的警觉。对于‘阳光儿童村’善款收付混乱的关注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更要警惕的是‘付妈妈’对儿童村孩子心灵的奴化……逼迫他们信服‘妈妈’才不用重新流浪，才有所归宿。这就不难理解，孩子们为什么会如此异口同声，为什么会如此理不直气却壮，为什么会如此把代表社会正义的记者视为寇仇，为什么会把儿童村的存在看得高于一切，而对于善款收付漠然置之。”我在网上输入“付广荣”三字，搜索到近千个网页，一两个月前还把她歌颂为天使，现在传媒几乎一边倒地把她贬为伪善，而且前褒后贬的，相当一部分是同一媒体。真是成也传媒、败也传媒。在这里，我不想对上面摘引的这篇时评和记者现在对付广荣的负面报道，做什么深度评论，我只想说，假如我是那些孩子的父母，我也会感激付广荣将他们收留。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总要比在社会流浪求乞、在黑厂当童工好一百倍。如果说儿童村的孩子生活质量差，那么，不管是一个月前的正面报道还是现在的负面报道，报道中孩子们的相片，都不是活得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他们当中也有已经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了，儿童村也不是真的那么封闭，他们也有接触社会，也有老师同学，难道他们护着儿童村、护着付广荣、仇视记者的原因，可以用“奴化”一言以蔽之吗？当然，挪用善款是违法犯罪，我不知付广荣有没有这样做，但在报道中，善款收付混乱似乎已成事实，媒体对此进行质询和披露也是对的。“付妈妈”和“儿童村”出名后，付广荣有对自己的“善举”和儿童村进行商业运作、商业炒作的嫌疑，比如拍卖“付妈妈”商标等。借“行善”之名谋取私利当然是我所不欣赏的，但假如获利是为了更好地行善呢？儿童村只靠人家捐款维持，如果没有捐款怎么办？假如儿童村能通过商业运作而营利，不是可以让孩子们的生活与上学更有保障吗？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付广荣，那些孩子的生存状况大多会比现在差。付广荣的儿童村模式，就是把分散的值得同情、救助的孩子集中起来，通过一定的运作或炒作，引起社会的注意，吸纳了善款。假如没有儿童村，儿童村的孩子流落街头求乞，那些捐几万元给儿童村的企业家不一定会给这些小乞丐施舍1元。实行禁乞的城市也许会把他们赶走，也许会把他们送往政府的救助站。而乞丐愿意求乞却不愿去政府的救助站，儿童村的孩子愿意生活在儿童村，害怕流浪求乞，两相比较，难道没有值得寻思的地方吗？

去年，我看了《婴儿脐血未干，竟被“打包”偷运》的报道后，悲愤难平，写过一篇题为《那28个女婴总让我难以释怀》的文章。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每想起那些女婴，就像想起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一样，心中总有一份隐痛。我一直有个梦想，如果我中了福利彩票一等奖，有足够的钱用于正确的投资，就把那27个大难不死、至今还寄养在玉林市福利院的女婴收养过来，让她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当时做出这个“计划”时还想道，我这样做，一定谢绝媒体采访，谢绝社会善款和各种捐助，我就像孩子的父亲一样，自己养活这些孩子。倘若我遭遇破产或者其它不幸致无力培养这些孩子，再请求媒体呼吁慈善机构将她们收留。我绝不借“行善”之名进行任何炒作。现在看了有关付广荣的负面报道，我觉得我的“计划”是多么的明智呀！然而我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了。由于“彩票黑幕”被不断揭开，让我觉得，不管我买多少彩票，都不可以中一等奖的，所以，我也不再购买彩票了。

当前对“付妈妈”的负面报道很多，也许大家也看过不少了。下面我摘引在网上搜索到的这篇文章，却是两个月前的正面报道，如上文所述，我对“善款收付混乱”是持批判态度的，我摘录这篇报道，只想让大家参照当前的负面报道，见仁见智罢了。报道标题：《律师妈妈付广荣》。报道来源：央视国际（2004年04月02日15时03分）。全文如下：

付广荣是辽宁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救助中心的主任。1999年的时候她应邀到辽宁省的女子监狱做报告，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女犯人，这个女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愤而杀夫而进的监狱。她请求付广荣帮助她寻找六年毫无音讯的一双儿女。付广荣答应了她的请求。可是当她根据这个女犯提供的地址去找到寄养孩子的家庭时，却发现一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悲惨，而另一个孩子已被人拐卖了。付广荣想把她接到的这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可是由于孩子并非父母双亡，不算是孤儿，所以孤儿院不收，于是付广荣把孩子带回了家自己抚养。

这时候，付广荣抚养女犯人孩子的事在监狱里传开了，许多情况相同的女犯人也请求付广荣帮她们找孩子。付广荣觉得凭着自己多年当律师积累下的财富养十来个孩子不是问题，于是短短的一个月中她就寻找并收养了八个女犯人的孩子。后来越来越多的女犯人请付广荣去寻找孩子，可这时付广荣的家已渐渐挤不下这些孩子了，于是她卖掉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房子，拿出了准备给女儿结婚的钱，为这些孩子们建了一所儿童村。来这里的孩子付广荣不仅给了他们稳定的生活，而且在学习上思想上也给了他们很多的教育。

付广荣曾当过教师，当她面对这些失去双亲曾在社会上流浪，曾受过别人虐待，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的孩子时，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法。现在她的孩子中有好几个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有的孩子还考上了重点高中。付广荣说，这些孩子里有几个是准能考上大学的。中秋节付广荣会带着孩子们去监狱里探望他们的妈妈，看到孩子在付广荣的身边生活得非常好，这些女犯们都深受感动。

目前孩子的数量已达到了四十三个，但是付广荣还在帮助那些妈妈们寻找孩子，孩子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到儿童村。现在付广荣多年的积蓄已经花光了，丈夫说她就会败家。为了让这些苦孩子能生存、有学上，付广荣不仅当着救助中心的主任，还给五家单位做常年的法律顾问，她还写了两本有关女性犯罪及儿童教育的书。她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生活得更好。但是付广荣也认为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救助所有处于这种家庭的孩子的，目前她写文章，找人大代表，还去各地呼吁由国家立法解决这部分孩子的生活问题。

（2004年6月）

附记一：

本文在网上帖出去后，跟帖颇多，众说纷纭。有些跟帖是转帖报刊的报道和评论。为了更客观地认识问题，我摘录整理一部分跟帖的话语，附录于下：

一、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在国家关于私立福利机构的立法还没有完成之前，类似付广荣与阳光儿童村的混乱状况，也许还会继续见诸媒体。

二、在儿童村，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农村，作为家庭犯罪的牺牲品，遭到来自父系亲属的敌视，有些孩子曾经四处流浪，别人对他们“说打就打”。几乎全部的孩子都把吃饱穿暖视为难得的幸福。儿童村给他们以归属感。在仇恨和恐惧的记忆之外，孩子们的爱和感恩如同细小的指南针，最微弱也最坚定地指向付广荣。

三、何超在大连报关学校上学，听说儿童村“出事了”，就与另一个儿童村的孩子李寅一起赶回来，与“家人”共渡危机。“还有3个女生，这几天也回来，不读书了。”

四、对孩子们来说，儿童村不是天堂，却是相对较好的人间。“我最怕的是儿童村不办了。”9岁的吴玉莹说。

五、付广荣带领孩子们出席各种募捐和宣传活动，是其受媒体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中国普法网《付广荣：给大墙外的“孤儿”一个家 》，作者李金平。导读：从孩子讲，就图让他们有个家，能上学，有个希望和奔头，不然流离失所，一生就毁了；从家庭讲，救了一个孩子，就等于救了一个妈，救了一个家；从社会讲，孩子有了家，就有了归宿，社会就多了一个稳定的砝码，能说这不值吗？

七、这么多说法，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觉得，不管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是让那么多孩子不再流浪，有地方住哪怕没有洗澡的地方，有东西吃哪怕只是酸菜，也是善举，即使只是为了扬名。在尊严和生存面前，对孩子来说，生存更重要。

八、不管付主观上怎么样，客观上，儿童们确实有了个安身之所。但付在建儿童村之前还搞了个“烈属护理院”，利用风烛残年的老人得到了近300万的救助款，就在新闻发布会结束的当天晚上，付广荣就安排把老人们全部送离护理院。因为楼主取的题目是《她伪善吗?》，所以我回答：是的。至于儿童村这个形式，我想大多数人还是赞同的，只是需要相应的立法保护。

对于上面第八个跟帖所说的“烈属护理院”一事，笔者在网上搜索到的6月10日《南方周末》上也有此说，对300万救助款的表述是：“一位知情人说，护理院前后共获得社会各界捐献的救助款达300余万元。”那300余万元哪里去了呢？没人监管，任其所为吗？笔者希望在了解更多的真相之后再对“烈属护理院”一事发表看法。

（2004年6月）

附记二：

忽然又看到某媒体报道，付在其自费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自己在原来工作过的某单位，如何受同事拥戴。居然有记者去原单位求证此语，得到了反证。就算记者的报道真的很客观，付原来的同事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也很客观，我仍然看不出“儿童村善款收付混乱”与付在原单位的人缘有多大关系。我一直认为，人缘好坏，与一个人品德好坏，不一定成正比的。这则报道倒使我想起家乡谚语“墙倒众人推”。我没看过付的书，不知她为何提到原单位同事对她的拥戴。如果是我，是不喜欢在自己的书中写前同事对我如何拥戴的，即使有时因为所讲述的事与此有关，我也会做一些假设，进行一番评论，比如：“鸟过留毛，人过留名，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的地方留下好名声，功利一点说，这也是一种资源。但万一事与愿违，我现在也不是很在意了，关键是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如果我身败名裂，在那些当过我学生或与我同事过或朋友过的人中，把我往好方面去说、拿我的优点来说的人是不多的，能比较客观地说就很不错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把我往坏方面去说，会把我的优点说成缺点；也有一部分人避而不谈，以曾经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为耻，好像从未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一样。如果我因言获罪，他们中有不少人会相信泼在我身上的污水，并对之添油加醋。如果我杰出伟大，他们会以做过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为荣，有些人还会把我的缺点、弱点说成优点，会把我的一些无趣的事、尴尬的事说成名人趣闻，会把别人的一些有趣的事、好事说成是我的事，有时还会把别人的成绩也说成是我的，比如被我教过的学生有出色的，即使我教他的时间很短，效果一般，他的成绩是他自己努力取得的和别人教出来的，人们或他自己也会将其他教过他的老师省略，只说他是我这个名师出的高徒。”这是我多次说过的话，在这番话中，我还得补充一下，“如果我杰出伟大”的“杰出”当然不是一般地出色，而是出色得与前同事拉开很大的距离，因为距离可以摆脱嫉妒。如果是一般地出色，人家还可以嫉妒你，有些人可能会因嫉妒而贬低你。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