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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宗族观念"的革故鼎新
作者： 鄢烈山 | 2006年07月31日11时20分
20多年前所受的教育，在我们的意识里，“宗族（家族）观念”一直是个贬义词。“亲不亲，阶级分”嘛。
毛主席早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告诉我们，反封建闹革命就是要反对四权（神权、政权、族权、夫权）。
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批判热时，我们也被一些学者告知，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中国人过去家族观念太强而国族观念太弱。
近20年来，人们的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宗族（家族）的认识不再那么绝对化，而是开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它了。
当担任菲律宾总统、泰国总理、美国州长的华裔到中国寻根问祖拜宗祠时，当台湾的蒋经国之子蒋孝严及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回大陆祭祖联宗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热情予以协助，这种对“血浓于水”观念的认同，不是用“统战需要”一说就可以轻易抹杀的。
事实上西方人的家族观念一点不比中国人弱，因为有贵族世袭制度，甚至可以说家族观念比中国人还强。西方大家族不仅有族谱，而且还有族徽什么的。就在数百年之前欧洲王室和贵族，甚至凭血亲继承国土——家族关系高于国家概念。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宗族并不是只有负面价值，应该说干了很多好事。比如，客家人在乱世播迁中，家族的团结互助帮助族人共度难关。比如，家族的义田为家族内的贫寒人士提供收葬绝户等服务，义学为家族子弟共请塾师。广州的著名文化古迹“陈家祠”，曾是粤中陈氏子弟赴省求学的居停之所。
至于宗族内的排难解纷，对于和睦邻里关系也是重要的渠道之一。广而言之，不仅宗族关系（血缘亲缘），还有同乡关系（地缘乡谊）、同行同事同窗同胞关系（业缘战友）结成的社区或社团，都可能有正面的自治的价值，就看怎么在用它。比如，地缘关系用得最好的是温州人，互相提携闯世界，居然搞得几乎全球有灯火处就有温州商人了。
当然，不可否认，宗族观念用之不当，也可能有负面作用。比如，对外出现大姓欺小姓，把持一方事务，甚至发生宗族械斗等恶性流血事件；对内则有族长专制，乃至族规大于国法的侵犯人权现象。
怎样兴利除弊，让建立在宗族（家族）观念之上的家族性民间组织，与时俱进地成为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一支健康力量呢？看了网上近日关于佛山市南海桂城南约村“李氏慈善基金会”的报道，我深受鼓舞。
请看这个“李氏慈善基金会”，它的宗旨就是借助这个自愿成立、以自愿捐款募集资金的组织，不仅为李氏宗亲谋福利，先富帮贫弱，设立奖学金，为下岗者介绍工作，甚至惠及族外人。这样的“家族势力”，难道不是越多越大越好吗？
这样的家族势力如果有一天异化了怎么办？会不会有一天变成一支可怕的排斥外姓人、妨害村民自治的恶势力？在人治（靠一两个族长当家）的条件下，这是很可能的。可贵的是，南约村的这个李氏基金会，很有现代意识，他们革故鼎新，采用了一整套现代政经机构管理模式来运作。从命名起，就是古今结合的，既是“李氏”的，又是“慈善基金会”而不是宗祠什么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章程；根据章程，基金会设12个常务委员，下设“财务组”、“物资组”、“秘书组”等组别，重大事项经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样的组织管理显然是对旧式宗族组织的推陈出新。
2006年07月19日 东方早报
第 3 楼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政府控制过多的资源
作者： 鄢烈山 | 2006年07月31日11时12分
不要指望出台一两个文件和一两项政策“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0年前政府主管部门就出台了关于垄断行业最高工资的文件，结果如何？多少年前就建立了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制度，结果又如何？我这样说，并非散布悲观情绪，而是提醒有急躁情绪者。而且，我相信正视现实比不承认现实好。我们曾笼统地说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那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当然更是直奔“利益之争”的主题。这岂是一件谈笑间可以做成的事情？
有人用3个关键词总结这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调高、扩中、保低”。“保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的，着力要解决的是他们的权利贫困问题：给他们国民待遇，尽快取消户籍歧视，至少将户籍的作用淡化到最低；改变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偏袒资方甚至纵容“血汗工厂”的现状，协助工人利用工会组织联合维权，加强对于资方的谈判地位；用更有力的物权制度保证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权益。这都是当务之急，也是治本之策。
“保低”的第二层含义，是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当前国力的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大众特别是农民在义务教育、退休养老和基本医疗三方面巨大的生存压力。吴敬琏先生说建立“社保第一支柱”，“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到的”。这也是我的直觉。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普及教育、印度农民的低水平全覆盖医保都是经典的例子。
保低(低保)在强调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改变竞争的初始条件(机会、起点)不平等状况的同时，不可忽视市场本身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和社会心理失衡。不论出于何因，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教育水平低，“文革”中成长的工人受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比不上年轻人，他们即使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也处于不利地位，社会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尤其不能不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向上发展的机会。
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也是“扩中”最实在的措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走出焦虑，活得潇洒，才能更有创造力，从而“拉动内需”，扩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
其实，“保低”也是保护先富起来的人。应当承认市场化就是世俗化，商业社会必然伴随消费主义；“妒忌”作为“七情”或“七宗罪”之一是难以根除的人性弱点；传统的“吃大户”心理总是存在的，繁华都市和浮华影视场面刺激了人们的利益冲动和享乐欲望，这一点在第二代民工和民工第二代身上可能表现得更明显。对此缺乏认识、处置不当，心怀强烈不平、铤而走险甚或反社会的人一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要大打折扣。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成因，人们最不满的，除了公民(农民尤甚)权利的不平等，就是权力的可变现，即公权力寻租、无孔不入的权力腐败。公务员在很多地方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行当，这是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结果，岂是就分配论分配能解决的？本来是服务性的公权力被滥用于“创收”，源于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主导、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
刘小玄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府控制过多资源”。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我想，被行政权力控制的资源绝不止石油、煤炭、电力等有形的物质的自然资源，还有立法执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财政投入等许多非物质的社会资源。因此，政府转型、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共财政体系等等，从根本上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治本之道。
我们不是在派官员到美英等国学行政管理、不是在与国际社会联手反腐败吗？不少社会管理包括行政管理的制度是可以“拿来”的。比如，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败、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透明化、舆论监督在日本1989年处理利库路德案的经验，等等。
有了对权力的有力监管，至少镇政府建“天安门”、区政府修“白宫”、市政府修“公务员大道”，局长办红白喜事搭长棚收礼金，官员更新轿车比豪华……这类公然挑战贫困人群心理耐受能力的现象会少很多吧？
第 4 楼
善举的启示
作者： 鄢烈山 | 2006年07月31日11时07分
据报道，资产400多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富豪、美国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老板沃伦·巴菲特宣布，从7月起，他将分别向5家慈善基金会捐出市值约370亿美元的股份。引人注目的是，这笔远远高出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捐款数目的捐资，主要是托付给世界首富、好友盖茨夫妇经营的基金会。不仅是因为他信任后者，也因为他们志同道合。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卫生及教育慈善事业上。在一些国人眼中“不懂生活，没有绯闻，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的盖茨，将资助贫困人群改善医疗和教育状况当作他的最大“爱好”。
盖茨在声明中说：“伴随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责任，现在是把这些资源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而帮助困境中的人们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可以肯定地说，打动巴菲特的正是盖茨这样的价值观。多年以前，巴菲特就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当着1.5万名股东的面告诫他的子女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并当场表示要将他的财产全部捐赠给社会。
由巴菲特表白的公平观，我想起了200年前的革命家托马斯·潘恩的一段话：“既然个人财产的全部总和，除去亲手创造的部分外，大多来源于社会，那么，个人理当把来自社会的那部分财富归还给产生它们的社会。”
这段话出自潘恩的《土地正义论》，也译作《土地公平》。他的公平观出于一种人类宝贵的良心和敏锐的直觉。如果说，他的公平观与他贫寒的出身和经历有关，那么大富豪巴菲特为什么与他持有同样的观点呢？这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
一个人有没有慈善之心与他的财富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常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要心存慈爱，一个穷人贡献一个铜板和一个富人捐出百万千万是同样值得尊敬的。与比尔·盖茨相比，谁都是穷人，但这显然不能成为人们逃避慈善的借口。根据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个数字令人汗颜。
人的道德责任感永远高于作为行动底线的法律。美国的高额遗产税是促使富豪热心慈善事业的制度保证，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像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样的捐赠行为完全是出于良心的召唤，没有谁能强迫他们这么慷慨解囊。国内有的富人会说，只要钱的来路正当，我尽可以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谁也管不着。是的，只要你不犯法，你的私有财产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财产的使用上却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准。是个人享受、传之子孙还是惠及他人与社会，其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对于那些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来说，他们只有听从良知的召唤才能心安。一个听从良知指挥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主宰。
第 5 楼
标本兼治缩小收入差距
作者： 鄢烈山 | 2006年07月31日11时03分
本人意识到所谓“缩小收入差距”是个理想的目标性诉求，前提当然是当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或者叫贫富悬殊，乃至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吴敬琏先生称要“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说法更现实、更含蓄；然而总不如***总书记的提法更中肯：“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据中新网7月6日）。请注意了，是“缓解……扩大趋势”。
我理解，第一，这种趋势是要不得的，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邓小平最先讲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他早就就警告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选》第三卷第364页）他讲这段话时是1990年，假如稍前的时候有现在这样大的“收入差距”，政治局面恐怕更难收拾。
其次，这种“趋势”的形成，由来非一朝；而一旦形成“趋势”，遏制既不能倚马可待，要改变“趋势”更非易事。所以，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急不躁坚韧不拔地展开“博弈”。
不要指望出台一两个文件和一两项政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0年前政府主管部门就出台了关于垄断行业最高工资的文件，结果如何？
多少年前就建立了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制度，结果又如何？我这样说，并非散布悲观情绪，而是提醒有急躁情绪者。而且，我相信正视现实比不承认现实好，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曾笼统地说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那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当然更是直奔“利益之争”的主题。这岂是一件谈笑间可以凯歌还的事情？
没有心理准备，应对失策，就可能像反腐败一样出现历史的尴尬：想当初，“文革”结束不久，我们指望整顿党风“一年大见成效，三年根本好转”，如今听来完全是痴人说梦。
二、有人用3个关键词总结这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调高、扩中、保低”。“保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于这一点，大家清楚，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提高国家机关、军队、公有企事业的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提高在册优抚和救济人员待遇标准，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属于治标措施。而对农民和民工，要提高他们的收入，着力要解决的是他们的权利贫困问题：一是给他们国民待遇，尽快取消户籍歧视，至少将户籍的作用淡化到最低；二是改变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偏袒资方甚至纵容“血汗工厂”的现状，容许工人利用工会组织联合维权，加强对于资方的谈判地位；三是用更有力的物权制度保证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权益。这都是当务之急，也是治本之策。
“保低”的第二层含义，不如叫“低保”更准确，就是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当前国力的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大众特别是农民在义务教育、退休养老和基本医疗三方面巨大的生存压力。吴敬琏先生说建立“社保第一支柱”，“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到的”。这也是我的直觉。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普及教育、印度农民的低水平全覆盖医保都是经典的例子。
关于保低（低保）有三点应该注意。一是，在强调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改变竞争的初始条件（机会、起点）不平等状况的同时，不可忽视市场本身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和社会心理失衡。不论出于何因，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教育水平低，“文革”中成长的工人受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比不上年轻人，他们即使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也处于不利地位，社会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尤其不能不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向上发展的机会。其二，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也是“扩中”最实在的措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走出焦虑，活得潇洒，才能更有创造力，从而“拉动内需”，扩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其三，“保低”也是保护先富起来的人。应当承认市场化就是世俗化，商业社会必然伴随消费主义；“妒忌”作为“七情”或“七宗罪”之一是难以根除的人性弱点；传统的“吃大户”心理总是存在的，繁华都市和浮华影视场面刺激了人们的利益冲动和享乐欲望，这一点在第二代民工和民工第二代身上可能表现得更明显。对此缺乏认识、处置不当，
心怀强烈不平、铤而走险甚或反社会的人一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要大打折扣。
三、对于“调高”本身我没有多关注。如果“调高”只是指，一、出台月收入过万元者纳税实行“双向申报”规定，用高额累进税调节他们的收入；二，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税，以便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那么我没有多少好说的。关于前者，我相信随着全国计算机联网那一天的来到，管理起来会更方便；但同时也相信，在公共财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纳税人的钱长官可以随意开销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真心认可“纳税光荣，逃税可耻”，一定会出现千奇百怪的避税对策。对于后者，我赞同用“转移支付”支持和补偿那些为保护中国的生态平衡作出贡献的“后发”地区，但极不赞同用减免税收等超国民待遇政策制造某些特殊地区的繁荣，这太不公平了，惯坏了某些地方的人，明显地造成了极不正常的地区差距、社会等级结构和国民心理失衡！至于“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体外循环”乃至资金失控失踪，我以为是只要真想解决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对于“收入差距过大”（感觉恰如早些年“不正之风”是“腐败现象”的温柔表述，它是“贫富悬殊”的婉辞）的成因，人们最不满的，除了公民（农民尤甚）权利的不平等，就是权力的可变现，即公权力寻租、无孔不入的权力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土地批租、工程承包、政府采购中大肆分肥；利用管制的“合法伤害权”敲诈勒索等等；是非法收入。利用人事调配权、考核升降权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收取名目繁多的礼金等，这是“灰色收入”。利用财税和公款使用权，把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旅游等集体腐败搞成集体福利……所有这一切，把公务员搞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行当，并使买官卖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都是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结果，岂是就分配论分配能解决的？
本来是服务性的公权力被滥用于“创收”，源于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主导、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我一直很困惑，中国加入WTO，对行政管制的削弱和法治建设的加强，作用竟然微不足道，与我们当初以开放促改革的预期相差得实在太远！
有了对权力的有力监管，至少镇政府建“天安门”、区政府修“白宫”、市政府修“公务员大道”，局长办红白喜事搭长棚收礼金，官员更新轿车比豪华……这类公然挑战贫困人群心理耐受能力的现象会少很多吧？
第 6 楼
走近公共知识分子鄢烈山 文章来源：JXL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这句话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命运的注脚描述得真切、到位。
当然，很多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毫无作用的，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受苦中一天天好转，作为后来者，我们理应向先驱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这个评价标准为：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毫无疑问，这50个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某个范围、某些特定人群中产生某种影响的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虽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不直接等于“影响中国”，但他们却以一种共同的理念作为资本正在为“影响中国”或“更大程度地影响中国”而不懈努力。这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追求公共话语权。作为公共话语权的追求者，他们无疑值得我们尊敬。而对于公共话语权本身，我们也应向它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这50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以瘦弱的身体酝酿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他以自己的能力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来自民间的愿望，他以顽强、坚韧的批判精神阻击了现实社会的腐化与堕落，他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的公共表达，并为民众争取尽可能大的公共话语权……他，就是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
走近“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的鄢烈山，让我们一同去揭开公共话语权追求者身上的那层神秘面纱……
“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
——访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
陈 栋
前言
在写作中，鄢烈山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文人，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朴实的学者，更是一个低调的杂文大家和时评大家。人们只知道“鄢烈山”这个响亮的名字，但很少人知道他的个人经历，也很少人知道的长相。打开网络，搜索出的大多是他的文章，而很少有与他相关的个人资料。这就是人们心目中有几分神秘的“鄢烈山”。
作为后辈的我，在与鄢烈山先生有过数次接触、交流之后，他乐意地接受了我的专访，并破例地把他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说了出来。希望这一切能够与更多的读者分享！
烈山人生——科学家梦想破灭之后
鄢烈山儿时的梦想是想做一名科学家。可是，“文革”无情地切断了他的求学过程，也彻底打破了他的科学家梦想。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就准备参加高考。不幸的是，单位领导没有批准。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他偷偷地参加了这年的高考。因为是教师，他以高出当时北大在湖北的录取分数线四十多分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据笔者核实，1978年湖北本科线是280分，后来又降分录了一些人。鄢烈山是414.4分，与他同坐一火车上北大哲学系的湖北老乡王群告诉鄢烈山，他考了370分。北大有些系其实还没这个分。因此，他当时比上北大的分数线还不止高出40多分。
如今看来，高考分数的事并没什么意思，但这也表明了鄢烈山当时也有 “北大情结”。此外，他还幽默地说：“我不爱见北大出来的人那么神气，好像他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在你们这一代，北京人上北大的，在外省说不定进不了重点大学呢。”
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数学成绩最好，高考中差点得满分，就因为疏忽，没有检查就提前交卷，一道题中掉了一个绝对值符号。
读大学时，他一直想当老师，结果毕业后被分到了政府机关。工作数年后，1986年，34岁的他进入《武汉晚报》社，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武汉晚报》做言论和杂文编辑10个月后来，调入《长江日报》理论评论部工作。他不无遗憾地说，自己本不想做新闻人，也不想关注现实的东西，但是生活有它自己的安排；在既定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规划与调整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
为了寻求比较宽松的言论空间与较大的个人发展平台，几年后，他做了一次人生选择，离开了家乡湖北和待他“相当难得”的长江日报社，加盟到扩版转型的《南方周末》，开始了五年的“纵横谈”专栏的写作。虽然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署真名写时评专栏不到3年，近年在《南方周末》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连他的散篇单章都见不到了，但这个名字在千千万万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仍为众多读者所惦念。
烈山思想——时评是公民写作
鄢烈山认为，“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略称，但今天它主要是表达民间声音的一种文体。这是与社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个定义明确地把它与“新闻评论”和“杂文”区分开来。它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换言之，“时评”可以取材于新闻，“被动”地对新闻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闻，而就“身边”事、“心头”事发表意见，只要是关于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意见，就是“时评”。新意见、新观点、新见解本身就是新闻，是可以独立于新闻报道之外的“新闻”，并不是新闻报道的附属品或副产品。
中国大陆“主流媒体”今日所说的社论等评论文体，始自1942年《延安日报》改版，传达党的声音，承担指导工作的使命。如今，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种政治“规格”和行政权威。
然而，时评是公民写作，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表达言论自由和社会意见。时评的兴起最直接的表现是公民想讲话，最本质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这也体现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另外，时评的兴起也是市场化的结果。近些年来，我国包括报纸在内的新闻媒体走市场路线，信息是读者花钱买的，新闻不仅是精神产品也是文化商品。那么，新闻评论要从根本上适应社会需求，其实就是要满足读者需求。
就目前来看，时评的最主要功能是表达思想自由。这种言论自由包括对一些领导的批评，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和对社会现象提出相关建议。时评作者因此在写作中就带有两种价值取向：
第一，思维取向。很多人都有传播欲，并追求新观念。在他们看来，思维是一种乐趣。学者型的人士就是在时评写作的思考中寻求智力满足。这显然是一种思维价值上的表达。
第二，利益诉求。这其实就是说为所代表的阶层说话的问题。在时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在为弱势群体说话，很多人在捍卫广大民众的正当权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为权势说话。不管在为谁说话，都是在寻求一种利益表达。
之所以把自己定位为“公民”，鄢烈山对公民写作也有新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手写我心”，是“我”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布道者的道德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立言”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家奴阉宦。“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烈山心态——牢骚要发但信心不能动摇
时评和其它文体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优胜劣汰的文体。但鄢烈山认为，作为公民写作，时评与其它文体又有很大不同，它更多考虑的不是技巧、能力的问题，而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就当前的国内现实情况来看，人才多，写的人也多，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由表达的空间。
鄢烈山大发感慨：“就我个人作为编辑和写作者的双重经验而言，发表出来的文章大多是二流、三流，甚至是末流的。我个人认为一流的，不是不愿搞无效劳动被‘自律’掉了，就是被‘把关’者给‘枪毙’了。”即使这样愤言，但在他看来，新闻舆论控制相对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以前，文章被认为有问题，有关部门会打击个人，而现在不同了，他们不会找作者个人算账，而只找媒体‘问责’。”这也可以算是“进步”吧。
世界的大趋势是思想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鄢烈山看来，科技的推动作用是任何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单个的政治家的号召力的作用所难以比拟的。 比如，网络媒体形成的社会舆论，已经代表了一种很大进步力量。可以说，它为公民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推动了很多社会事件的进展。如孙志刚事件，都江堰事件，都很好地证明了这种新兴社会舆论工具的强大力量。
面对种种公民表达权利难以真正实现的现实，发发牢骚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现实比较严峻，但他相信，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民主力量的壮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那个时候，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烈山学问——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评论人才
在当前的媒介竞争中，人才竞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在有关传媒人才的统计中，新闻评论人才的缺乏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在谈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评论人才时，鄢烈山坦直地说，新闻评论人才应具备四种基本素质：
一是悟性，主要包括人的天资和思考习惯；二是知识积累，这就要多读书，最好是要能有一门专长，能够把这个领域的问题分析到位；三是生活体验，因为生活经历越丰富，观察、思考、分析问题也就越透彻；四是良知，这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取向和表达立场两方面。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关于写作的技巧，包括结构手法、语言修辞等等，各人秉赋不同，各逞其能，本无定式。有争议的是，时评是否需要贯注以情感。在这一点上，鄢烈山的态度很明确：“我是相信情感因素的”。他说，文要直指人心、打动人心，必须有情，情理交融。梁启超的时评为什么能打动人？人皆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精神上相通；正是因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惧与对变法图存的热切期盼，便能打动每个尚有感觉的中国人的心。
众评烈山——“再克隆几个鄢烈山吧。”
鄢烈山先生很欣赏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他甚至把这句话用到了他的新书《丢脸》的封面夹页上。如果说马丁·路德的一生是为此而活着，那么鄢烈山先生也是为了“思维”和“关注”而活。难怪鄢烈山先生曾说：“写这些多少对现实有所针砭的文字，不在乎它天长地久，只表示我曾活过，是一个渴望有思维有尊严感的人。”
长期以来，鄢烈山都是一个备受社会、读者关注的杂文家、时评家，同时，他犀利的文笔、睿智的思想也受到了高层的关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文章被中宣部阅评组盯得很紧，阅评员在审查他的专栏文章时，连字缝都不放过。这也可见中央部门对他的文章的重视，与其理解为是一种监督，不如说是一种高度关注的“待遇”。
著名的都市文学作家池莉说：“再克隆几个鄢烈山吧。”即便鄢烈山个人不是中国思想者的象征，但至少他代表着一群“关注民生、为民分忧”的中国公民所走过的一行足迹和发出的一点声音。我们希望也期待这个逐步走向开放、宽容的社会能够真的缔造出更多的“鄢烈山”们！
第 7 楼
鄢烈山的观点不能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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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燕湖
杂文是以批判讽刺为核心内容的体裁。因为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近年驰骋文坛的一批名将，对促进杂文繁荣功不可没。刘洪波、盛大林、童大焕、朱铁志、鄢烈山等人的作品，在畅快淋漓地批判的同时，也有相应的建设性意见，堪称杂文佳作。
可是，当今的杂文作品良莠不齐。有些文章看问题的角度失之偏颇，或只得皮毛而未窥全豹，或者隔靴搔痒不及要领。如果这类文章出自无名之辈，由于影响力甚微，不会有多少害处。假如是大家的败笔之作，则必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鄢烈山是杂文大家。多年前主持《南方周末》专栏时，就写出了不少关注民生的好文章。我当年之所以喜爱上《南方周末》，首要是有鄢烈山专栏的缘故。
可是，对于鄢烈山后来一些杂文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记得似乎是前年，一篇关于鲁迅的杂文，就有用正统思想压制自由探讨之嫌，有向当局讨巧之嫌。鲁迅虽然为当年最高领袖所肯定，但他不是神。鲁迅有着很明显的人格缺陷：多疑、好斗、以及言行不一等等。对于这些，人们为什么不能探索？
维护鲁迅光环的行为，我曾经误以为作者在政治上有什么追求。直到今天看了《不能放纵“穆仁智”》（《杂文月刊》2005.5.下），才知道当初猜错了。
鄢烈山对于当今政治标准第一的作法提出批评的同时，对《没有任何借口》等书的观点提出了更为猛烈的批判。看完全文，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首先，政治第一的标准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选择食物，首要的标准必定是能否食用，而不是取决于外形是否悦目。毒蘑菇的外形都很艳丽，可不会有人因此把它放上餐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组织。这种起支撑作用的意识形态就是时代主旋律。***人要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稳定地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弘扬时代主旋律以形成党、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苏联戈尔巴乔夫屈从于西方干涉偏离了主旋律，搞起了“公开化”，结果“公开”得国家分裂、经济凋敝。这个教训难道不惨痛么！
至于对《没有任何借口》的批判，也属无的放矢。虽然《没有任何借口》是伪托美国人的作品，但是不能把这作为全盘予以否定的理由，更不能因此把它看成“大毒草”（文革语言）。此书在策划上也许存在瑕疵。但是，应该谴责的是为了产生轰动效应而作伪的举动，而不是书中的内容。
鄢烈山在文章中把治国和管理企业混同起来。国家是政治组织，为了维持其先进性和稳定性，必须具有民主机制。在政令顺畅的同时，为不同政见留有表达和宣泄的渠道。但是，这个表达和宣泄也是有限度的，是以维护稳定为前提的。凡是意图煽动分裂国家、分裂民族、意图破坏稳定、鼓动动荡的言论，不仅要加以限制，还要毫不留情地加以追究和制裁。
企业是经济组织。因此，管理企业与治理国家完全不同。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第一诉求是追逐利润。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合同关系，双方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与国家和国民的天然关系毫无共同之处。把企业整合团队增强竞争力的手段说成是“宣扬一种奴隶主义、工具主义”，进而上纲上线，干脆把此举诬蔑为法西斯的纪律，是没有道理的。法西斯的反动之处在于反人类性，而不在于它的纪律性。一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设一支有执行力的团队。执行力就是战斗力，是执行企业核心领导决策的能力。难道因为《执行力》一书和《没有任何借口》一样是伪书，就因此否定执行力？就鼓励企业员工人人怀疑老板的决策？假如允许员工各行其是，这样的企业在竞争的环境里是无法生存的。
林彪说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面还有一句：“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用这个理论指导群众运动是不合适的。但是用于指导企业员工行为，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句话从整体来看，并非一味鼓动盲从，而是鼓励一种决策层和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一个人力供过于求的发展中国家，属于人力资源的员工相对于决策层的老板，无疑处于相当不利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需要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动物，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有在合同框架下自主选择员工的权利。员工作为合同的一方，有选择企业的权利。但是，员工一旦选择了企业，就不能推卸不折不扣执行任务的义务。鄢烈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里的企业家比喻成黄世仁，把主张强化企业管理的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看成穆仁智，是豪无道理的。
鄢烈山作为大家，不该在文章结尾也拾人牙慧地指责起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司马迁的胡须。一部作品肯定会存在一些瑕疵，只要无关紧要，不必斤斤计较。《汉武大帝》有一个很大的疏漏，把“金发碧眼”的白种匈奴人错误地演绎成了黄皮肤小眼睛的蒙古人种。如此关乎原则的问题，却不知鄢烈山因何没有提及。
北大某教授公开问责某要害部门，湖南某女学者公开抨击体制性腐败。这些举动彰显了作者高洁的品行，博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许。而对于鄢烈山无的放矢的指指点点，相信读者和我一样是不同意的。
2005.5.6
第 8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