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吁中国用税收手段迫使烟草涨价以减少烟民 
 
 
 
 
【来源：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片：中国有三点五亿“烟民”，六成六的成年男性吸烟。 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中新社北京十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 周兆军)对于那些每天吞云吐雾的人来说，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今天发表的一个报告也许会促使他们尽早戒烟。这位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专家指出，大约一半的吸烟者最终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

　　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

　　这位香港大学李嘉诚(李嘉诚新闻,李嘉诚说吧)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在今天的“北京论坛”上说，在烟草领域，中国有多个“冠军头衔”：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有三点五亿“烟民”，六成六的成年男性吸烟，总数和百分比均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每年有五百万人因吸烟死亡，每五个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大约六成的男性医生吸烟，怎么让普通人相信烟草的危害？”林大庆说，中国在控烟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例如禁止烟草广告，航班上不准吸烟，开展无烟日、无烟城市等活动，但问题仍十分突出：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吸烟者愿意戒烟，吸烟者中年轻人比例过高。

　　“官方的说法是烟草行业的改革成绩显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指保证让穷人也抽得起烟？”林大庆表示，中国的吸烟者，多数是低收入群体，价格低廉的烟草占据主要市场。因此，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张作风支持林大庆的观点，他说，自己曾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向中国政府提了五点建议，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吸烟的。“必须对烟草行业课以重税，这种政策会向公众释放出一个信号，让他们相信吸烟的确是有害的。”

控烟要避免“税收工具主义” 
 
 
 作者：舒圣祥 
　　大约一半的吸烟者最终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10月29日中国新闻网）

　　诚如林教授所总结的那样，在烟草领域，中国有多个“冠军头衔”：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有三点五亿烟民，六成六的成年男性吸烟，总数和百分比均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每年有五百万人因吸烟死亡，每五个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我们在控烟上做了不少努力，但吸烟人数和吸烟量却不降反升。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容易让人想到税收这把利剑：税收提高了，价格上涨了，穷人抽不起了，富人也有痛感了，吸烟的人数不是肯定会减少吗？

　　我并不贬低税收杠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只是林教授忘了总结中国在烟草领域的另一个“冠军”——税收贡献冠军。在“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上，烟草行业已经多年蝉联冠军头衔，是我国税收贡献第一大产业。2004年，35家烟草企业进入100强，共纳税1077亿元，同比增长23%，占据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成就了中国烟民点在烟头上的“爱国主义”。换言之，税收杠杆我们不是没有用，而是用了不见效。那我们不得不怀疑：再提高烟税水平，烟草再涨价，除了增加国家税收，除了加重烟民负担，究竟会有多大的控烟效果呢？

　　确实，提高烟税是控烟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却不是孤立和唯一的途径。通过增加烟税来控烟，应该力避税收工具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增加烟税不仅是政府控烟的工具，不是单向度的为了增加烟税而增加烟税，纳税人需要看得见增加烟税之后的反馈和回报。按照“税收之债”理论，税收之债虽然只是纳税人对政府的单务之债，但是政府作为债权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政府对这一义务的履行程度，决定着税收在财政意义上的实用性之外，在法理意义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控烟问题上，为了证明增加烟税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就是大力实施烟税之外的其他控烟举措。比如，禁止烟草广告，禁止或限制烟草商进行赞助活动，公共场所禁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尤以烟草广告泛滥和未成年人轻松买烟为甚。致使很多人在还是个不十分明白吸烟危害的孩子时，仅仅为了猎奇或玩酷，就在香烟广告的误导下染上了烟瘾。其实，那些烟草广告打的擦边球并不高明，考验的只是政府控烟决心而已。

　　说到底，控烟不力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无非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舍得狠下心来，生怕损伤到烟草企业这根“经济支柱”，进而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一个非常矛盾的景况：一方面，政府增加烟税，说是为了控烟；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又暗地放纵烟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增加烟税，真正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增加财政收入。这是纯粹的税收工具主义，税收成了增加收入的工具，而背离了征税本意。如此这般，烟税不但无益于控烟，反而更加突出了烟草企业的“经济支柱”地位：左手可向烟民要烟税，右手可向烟草企业要所得税，政府自然更不愿意控烟了。

　　在给“如何控烟”这个问题选择答案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要不要控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有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并且拿出实质性的行动后，增加烟税才能真正成为“控烟的最佳途径”。

烟草增税效果可能与初衷相反 
 
 
 作者：魏文彪 
 
　　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10月28日指出，大约一半的吸烟者最终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

　　增加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之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果如林大庆所希望的吸烟人数一定程度上减少；另一种可能是吸烟人数没有减少多少，而是被迫花费更多的钱在吸烟上；还有一种可能是，原来吸中等档次香烟者只能选择吸低档次的香烟。鉴于吸烟是一种对于烟草的心理与精神依赖，烟瘾一般具有短期内及意志薄弱较难戒除的特点，出现后两种情形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如果林大庆的建议被付诸实施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不但减少吸烟人数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拮据的吸烟者经济上更为拮据，吸烟者因为吸食更劣质的烟而致健康进一步受损。

　　增加烟草企业的税收，政府收入无疑会增加，而在吸烟人数难以大量减少情形下，政府收入的这种增加显然是以吸烟者花费更多金钱在吸烟上为代价。也就是说，在减少人们吸烟目的难以实现情形下，通过增加税收提高烟草价格，实际上仅仅起到了在吸烟者与政府之间转移财富的目的，即在对烟草征收更高额度税收条件下，吸烟人群的收入更多地被转移至政府手中。

　　另外，如果政府在烟草上的收入得到增加，就存在着政府将会更为积极地扶持烟草业的可能性。另外，政府从烟草业中获得的利润越大，控烟的积极性就会越低，而这显然只会不利于国民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而非像林大庆所认为的会起到减少吸烟现象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