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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宪政等
李乙隆
本文原为两则“李乙隆语录”，因第一则写得太长，便分了段，弄成成文章的样子。两则语录并无关系，把第二则当成第一则的“顺便一提”吧。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为“礼”制文化或宗法文化，因此形成一套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秩序，宗法伦理中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被放大为国家、社会的君臣、上下级、官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混淆，权力分配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宪政下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而只能是一元化模式。西方从人性出发，把政治权力由“神授”“天授”变为“民授”，权力是被授予并应该被制约的。因此，宪政是舶来品。儒家的仁政德治总归是人治，产生不出现代宪政。李某认同上面说法，但对于人们总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宪政的拦路虎、制度的替罪养，不以为然。李某支持下面观点：虽然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制度、“大一统”的文化观，与现代宪政格格不入，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代官僚机构间的职能分工和权力制约在设计上从不缺位；虽然没有现代民主思想，但却有着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民本主义；虽然没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但也有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议政”标准。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饱受诟病，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君要臣死臣必死，父要子亡子必亡”，李某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李某三十多年来多次说过，古代儒家不可能给当代宪政提供营养，但有不少主张与当代宪政、法治并不矛盾，比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主张毁掉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子产则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一样主张言论自由；有人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对于“父亲犯罪了舜怎么办”这个问题，孟子说“依法定罪，然后弃位，带着父亲逃跑”，以及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主张所谓“大义灭亲”，尊重人性、人伦，间接主张了“法律回避制度”。
李某读书惯于触类旁通，年轻时初读阴阳五行学说，就被相生相克理论所吸引，立即将其联想到社会制度上，执政党与反对党是一对相生相克的阴阳，左派与右派是一对相生相克的阴阳，独阴不生，独阳不长，五行一气专旺也可以成功，但结局往往暴亡暴败。任何一个共同体要健康发展，需要两种势力的竞争，同一种势力里面也要有两种势力的竞争。竞争就是相克相生。相克相生，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相克，所以相生。李某似乎是第一个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人（2000年之前就说过了），但李某后来却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二元思维。左派未掌权时视右派为不共戴天之敌，掌权后没有右派的制衡，左派便变成右派（既得利益者中的保守者），又视主张变革的左派为不共戴天之敌，总要统一思想。李某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只是姑且之称，未能进入宪政之前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左派、右派，只有宪政派与邪恶派。面对一元化极端思维，李某又想到儒家的中庸，不变为庸，不偏为中：美国宪法自建国以来一直在用，还将一直用下去，这便是庸；宪法精神办求公正，这便是中。
朝鲜之类国家最喜欢以亡国吓唬民众：“没有我金圣恩，你们都得当亡国奴，那将多惨！”亡国惨吗？要看什么国，亡于谁手。李某以阴阳论之。独阳之国亡于独阴之手，独阴变成独阳，民众刚出苦坑又入苦窟，从惨到惨；独阳之国亡于阴阳平衡之手，除最高统治者外，所有人都是受益者，惨从何来！
李某简直是优质观点的生产机，进入生产状态时，各种观点不断跳出脑际。你若不信，请去看李某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删除、屏蔽），俯拾皆是。这些观点，有心理学、医学、宇宙学、物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玄学等。李某知道，其中有些观点可能会与名人“撞话”：名人可能在李某之前讲过，但李某并没有看到；名人可能在李某之后才讲，但他们并没有看过李某的话。还有些人故意把李某的话注明为某个名人所说。李某还知道，其中有些观点，会被一些人找到各种证据来证明，并写成论文，可能由此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后，大家都只知道观点，极少有人会去看他们的论文，而他们的观点，却是李某早就说过的，但许多人不知道，知道了也不相信、不承认，因为势利，他们愚蠢地以为，李某会愚蠢地狂妄地无耻地把获得诺贝尔奖的观点窃为自己的发现、原创。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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