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史哲

北京空气质量的问题，最近大热。炒热这个话题，这次真的怪“可恶的美帝国主义”。
先是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定期发布使馆区空气监测数据，和驻在地官方发布的数据差异巨大，让中国民间哗然。其实，在北京生活的中国人早就感到空气质量不像官方公布的那么“优良”。所以，美大使馆担心工作人员的健康，认为以美国标准衡量的中国空气之糟糕会损害健康，有必要时刻警惕。这其实情有可原。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华美国外交人员就能获得一笔数目不菲的“环境补贴”。
但美使馆的数据并非具有现实指标意义的24小时浓度平均值，更加无助于北京空气质量短期内获得质的提升，反而落了个给中国人添堵的名声，难怪有爱国的中国人质疑美国使馆发布数据的用心。当然，如果美国使馆明确表示这是出于向美国政府要求更多补贴的需要，相信善良的中国人民至少会报以同情理解的。
我说“优良”，你说“污染”；我说“轻度”，你说“严重”，如果有人天天跟你唱对台戏，相信已经够烦了。
再加上，工业时代直径2.5微米的可入肺颗粒浓度更贴近城市空气质量的实际，因为它与健康的关系更大，所以也为大多数工业国家所采用。中国环保系统的官员、专家对此心知肚明，并早就在许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但迫于现实，中国至今仍然只公布直径10微米可吸入颗粒物的监测结果。官方曾公开表态，如果检测可入肺颗粒，中国城市的空气数据会很难看。说不好，连GDP光彩都遮掩不住，仅此就足以让中国官员们寝食难安了。
对北京的空气发发牢骚也就罢了，谁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了不老少呢！但美国媒体装天真乱报新闻就更加可疑了。
《纽约时报》近日对中国空气质量的一则报道，硬是推出“空气特供”的概念，说“……普通的北京市民至少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呼吸到的空气和那些高干们呼吸的并无不同。然而，这种想法看起来并不完全准确。事实是，许多高干的家里和办公室中都装备了一流的空气过滤装置”。其报道的依据是，远大集团网站上高调宣传许多高级官员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安装了远大的空气净化设备。
这个报道的逻辑明显有问题。远大集团是一个企业，它的产品面向所有消费者。普通人或企业只要有钱有需要，政府只要采购经费合乎预算，就谁都能买，以远大空气净化设备几十亿的销售规模，“特供”的话还不得几千万上亿一套？
但不得不承认，这位美国记者还真抓住了中国的某种社会情绪。“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观念为中国政府力推的主流价值，这不仅仅指在发生大灾大难的时候，还包括日常的生活。比如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大多都知道“朱德的扁担”，听过“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之类的歌，那是最朴素的“同呼吸，共命运”的道德教化。更重要的是，它也合乎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即拥有权力者不得靠权力不当得利。当然拔这么高也许纯属胡扯，它也可能就是一种动物的生存本能——只有在一条船上才能和衷共济。
所以，不管是对美国使馆数据或欢迎或讨厌，对美国报纸的报道或怀疑或批判，对于中国人而言，解决呼吸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1980年代的中国中学生，可能都会记得这样一句话：中国决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这句话如今已经从课本中消失。很遗憾，在污染问题上中国还是步了先发国家的后尘。但这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早就预见到，有些亏，后发国家在尝过后才真正明白滋味。中国必须、也应该找到一条更快的摆脱污染之路，科学发展，让人民真正享受到发展的福利。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环境困境是第一步！
同呼吸，共命运，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南都社论：数据制造出来的幸福感

民众生活难免与数据打交道，昨日有两个与民众密切相关的数据发布了。先是在北京，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于第九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上宣布，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出口食品在国外的检测合格率也在90%以上。然后在武汉，针对媒体《长江废污水年排放超300亿吨，黄金水源岌岌可危》的报道，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臧小平表示，长江干流水质优于或符合国家地表水三类水标准的河段达86%，长江“总体水质状况良好，可放心使用”。

人生在世，不能不吃东西，也没法不饮水，两位局长发布的无疑都是让民众振奋的数据。然而看一看新闻后面的网友跟帖，却是一边倒的质疑甚至讥嘲。

官方发布的数据或结论遭遇信任危机并不自今日始。最典型者如每年公布的CPI、通胀率，让人印象最深者则有今年因北京连日大雾所引发的数据之争。如果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和通胀率，中国的通胀始终只是“温和型通胀”，以经济学的观点，温和型通胀不仅不值得担心，相反是有益的。而按北京有关部门的监测，北京空气质量也是“自己与自己比有进步”。可是，民众的感受却迥然不同，大雾笼罩，连出行都困难，还谈什么“进步”？民众测量通胀率也不靠什么模型，而是以菜篮子和不同时期货币的购买力来感受通胀对自己财富的严重剥夺，惊叹“通胀猛于虎”。

面对这种信任危机，专业性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辩护理由，因为有了这个挡箭牌，哪怕空气污浊得人们呼吸不畅，也大可反驳说直观感受不如工具监测可靠。但即使是在专业领域，民众这些直观的感受也得到了众多专业研究者的支持，比如关于通胀率，就有不少学者认为被大大低估了；围绕北京的天气，也有另一套监测工具证实民众的感受未必不符合科学。

未精通学理，不掌握工具，这一次，人们质疑或讥嘲食品合格率和长江水质标准，依靠的仍然是直观的经验、现实的感受。食品安全事故大案要案频发，毒牛奶、地沟油搅得举国不宁，不少单位自建食品供应基地，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居然还一直保持在90%以上？人们肉眼观察，过去30年间，长江水质分明是呈恶化的趋势，就连长江水利委员会早前也承认，在长江沿线，众多中小城市不仅排污量日渐增大，且不规范排污现象突出，为什么按照他们的数据，长江干流水质优于或符合国家地表水三类水标准的河段反从2005年的71%上升到了2010年的86%？

即使不考虑来自民众直观的质疑，这些“幸福”数据也是颇有破绽的。当质检总局官员说食品抽查合格率一直在90%以上时，至少需要将他们选取的样本和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进行公开。负责水资源保护的官员一边保证长江水质良好，一边却又承认“排污量在逐年增大”，公众就没法不困惑了，排污量逐年增大反倒还会使水质逐年变好？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评论指出，“不论是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不论是发布信息还是回应质疑，都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想法。因为信息不对称，公众自然要求‘权威说法’符合事实真相，切合社会关注。更重要的是，‘权威说法’必须对接公众感受。如果不顾公众的感受，‘权威说法’只是自说自话，那么，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还会让公众更加无所适从，进而质疑政府的公信力。”评论将这种不对接的危害已经阐释得相当清晰，而为何官方数据和民众感受总是难以对接，其原因却更值得深入分析。

官方数据和结论，常常与民众感受不能对接，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和民众相比，有些官员宛如“生活在别处”，其与民众的生活基本隔膜，如何去对民众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二是出于对真相的恐惧，老是希望给民众营造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于是，只要是供人饮用的水，无论在我们肉眼看来如何污浊，一监测却总能达到三类，因为这也是饮用水源的最低标准了。

仰仗数据的支持，我们也许的确可以获得一种强加的幸福感，但数据制造出来的幸福感无异于海市蜃楼。如果真希望民众生活富足，恐怕离不开更真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