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1975年，一位兵工厂工人和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相遇。当时前者二十来岁，后者六十有余，但身份和年龄没有构成思想交流的障碍，两人由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交往，风雨无阻。老教授是周辅成先生，小青工是赵越胜先生。赵越胜在《燃灯者：忆周辅成》（湖南文艺，2011年9月）里回忆了两人交往的细节，几近完美地实践和示范了“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我看来，与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辅成尤为推举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的观点，要想改变受奴役状态，“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自己不反对自己”，这似乎是一个退无可退的底线，但是在鼓励服从以致盲从的年代，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抗战时期就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朋友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周辅成可谓德高望重，但因为不合时宜，逝世时校方全无表示。赵越胜从兵工厂转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创办了在1980年代的北京思想界颇具影响的沙龙，随后去国离乡，从事丝绸生意，阅读与写作再次成为业余爱好。一位“处江湖之远”，另一位“乘桴浮于海”，这或许就是“燃灯者”的命运，但“回也不改其乐”。

读着《燃灯者》，常常想起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那些在黑暗时代依然内心明亮的人们。他们既没有逍遥地“避世”，也没有汲汲于“入世”，而是做一名在场的旁观者。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2011年7月）里这样说：“理解、反思政治而不必是所谓的政治动物，这确实极有可能。”

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思考的依然是“黑暗时代，个人何为”的问题。“你为什么参与屠杀？”“我只不过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问答常常出现在二战之后的纳粹审判中，也几乎出现在任何一次类似的审判中，比如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但是，“服从”无法作为无罪辩护的辩词。阿伦特指出，向那些参与暴行者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如果我们能够把‘服从’这个毁灭性的词语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中剔除，那我们就会受益匪浅……重新获得从前时代被称为人的尊严或光荣的东西”。

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感伤，“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为有罪的人开脱罪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骨头里面挑鸡蛋”。俄罗斯作家利季娅回忆，1960年代中期报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来越多，对此诗人阿赫玛托娃评论道，“这就像，承认他是吃人的恶魔，但口琴吹得好。”

利季娅曾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2011年9月）不仅收入了她的《被作协开除记》，还收入了这位女作家对萨哈罗夫等的回忆，以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的日记，这也是苏联时期的“燃灯者”名单。有些遗憾的是，利季娅的文论未能收入，比如书中提到的《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

“燃灯者”并不总是遥远的。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新星，2011年9月）就是一盏触手可及的灯火。民国教科书，这两三年一时纸贵，但是我对时下评价很高的《开明国语课本》一直保留看法。《开明国语课本》出版于1930年代，当时国民政府建立党国体制，这套教材已有党化教育的痕迹，只是痕迹不算触目惊心。

相比之下，我更偏爱民国初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那是公民教育读本，可惜此前只能在网上读到只言片语。虽然很多出版社加入翻印民国教科书行列，却聚焦于国文科目，而且常有改动。看到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有叹为观止之感，不仅收入了“新国文”和“新修身”，还将“教科书”和“教授法”一网打尽，同时还收入了一册《公民须知》，可谓竭泽而渔。整套书按照当年的版式制成线装书，缺点是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忍触摸，唯恐污损。如果条件许可，似乎可以买两套，一套“远观”，一套“亵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