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
因胃癌晚期病逝
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于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病逝于北京305医院,享年54岁。 2009年6月,蔡定剑在回江西南昌探亲期间查出已是胃癌晚期。此后,他一直非常乐观,努力配合治疗。在癌细胞业已扩散至全身之后,他的家人表示,“能够坚持至今日已是奇迹”。
学生祈福
18日下午,蔡定剑教授病情已很严重,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在得知蔡定剑病危的消息后,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就自发在学校BBS上发帖“为蔡定剑老师祈福”,不到12小时,就有四百多学生回复。 一位网名“流云淡淡”的同学留言说,“蔡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学者,他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而是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宪政,为蔡老师祈福,希望吉人天相,逃过这一劫,蔡老师希望您早日好起来。”
最后一次主持研讨会
2009年,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蔡定剑在媒体撰文提出,《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不但具有法律缺陷,而且在政治上也缺少合理性,制造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不修改或废除,“将会载入21世纪的恶法史册”。 2010年10月,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与会的熊伟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三次返回房间休息。 蔡定剑的助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晓楠回忆,这次研讨会是蔡定剑最后一次在法学圈露面。[1]
临终牵挂
2010年11月19日,他告诉前去看望的《财经》记者,“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11月19日中午,《财经》记者与蔡定剑教授告别时,他最后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学生留言
一位上过其宪法学课的本科学生在日记中用一对挽联评价蔡定剑老师道: 民主虽未成,先生卸甲登杏坛,著述躬行,岂止法大师表? 宪政必有道,国人启蒙铸神器,黑白圆方,斯是众望所归!
社会评价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评价说,“蔡定剑教授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民主战士,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易中天挽 蔡定剑先生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能膨胀; 民主实明主,言论终须自由。 注:此“明主”非“英 明之君主”,乃“透明之民主”也。
布道者蔡定剑:比官员更理想 比学者更务实
宪政学者蔡定剑
2010年11月22日凌晨3时,54岁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去世。这引发了全国媒体自发的集体“普法”行动。法学界除了纪念,还有反思。“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对着它反省:很多事我能做而没有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
去年6月,蔡定剑在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多次化疗效果显著,但今年春节之后病情又迅速反弹。好友和同事都认为,蔡定剑实为工作所累。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在中国宪政学者中,蔡定剑是少数研究真问题的学者。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蔡定剑的人生脉络并不复杂。1975年他是福建沿海的一名边防军人,1979年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1983年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86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2004年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者。
“他说自己的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福特基金会原负责人张乐伦说。蔡定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军队而选择离开,尽管那时几乎没有比军人更令人称羡的职业;他离开机关,“因为学校思想与研究空间更大”。
当年,36岁的蔡定剑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大系统和法学界知名的“学者型官员”。此前,从未有人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做过系统论述。2002年,蔡获评“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蔡定剑的名字引起公众注意,是在2003年。他组织一些人大官员和学者所作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发表,直接介入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议题。
2003年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
“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他与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一样,他讲的道理往往是简单、直接的,他用的文字是明白、流畅的,而仔细读他写的东西,会发现都带有很深的感情。”北大法学院原院长、现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9月,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网友发起1611名公民的联署行动,要求对全国31个省份招考规定进行违宪审查。乙肝患者维权网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给当时的官员蔡定剑打电话,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蔡认为,体检、党团员身份要求甚至“干部年轻化”口号,都可能涉及歧视,而这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2004年6月,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
在每年评比中,宪政研究所的“横向课题”总列前茅。研究所课题繁多,但主要集中在反就业歧视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和公众参与三大议题。蔡定剑的工作伙伴刘小楠说,蔡的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是,希望组织师生,一个人专攻一项公民宪法权利,再结集成书。“他认为,国内宪法学者对国家权力研究得多,但对公民权利研究得少。”
蔡定剑一直关注宪法司法化和私法化。“他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宪法是拿来用的,他一生努力的立足点,就是如何把宪法变得更有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
今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一个月后,各地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乙肝检测。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说,蔡的执著令她感动,“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财经委主任顾宏平称“蔡定剑是个伟大的人”。2007年起,蔡联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起,在宪政学者孙潮担任一把手的上海闵行区进行公共预算改革,设财政预算初审听证会与人大代表修正案两道“关卡”,保证了监督终可真正落实。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此次病重,他不让客人到病床前探视,坚持梳理整齐,坐到客厅沙发上接待。蔡定剑是公认的完美主义者,他的儿子蔡克蒙认为他是一位严父。学生很难得到他的高分,而工作伙伴和助手,则已习惯他的认真性格和从未有当面的表扬。
每年全国“两会”前,蔡定剑总会召集专家记者谈预算。12月4日普法日,蔡会在高校作普法讲座。“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他说。
去年底,蔡定剑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论坛发言被集结成书,题为《走向宪政》。11月19日,书的另外一位编撰者、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带着样书到医院,此时,蔡已拿不动书,放在胸膛反复抚摸。
11月23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为蔡定剑举办的追思会上,他的同事王人博说:“研究宪政的人有,以宪政为业的人有,但像蔡老师这样,像一位虔诚的教徒,以宪政为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只有他一位。”
(摘自2010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
蔡定剑病危仍惦念民主 遗言称宪政是这代人使命
来源:中国青年报
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305医院离世,终年54岁。
这张清瘦的脸庞,从此不能再用略带江西乡音的普通话谈论宪政。这个奔行在中国民主进程路上的瘦弱身躯,从此只余背影。
纪念文章如潮涌。一个前官员、现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推崇与尊敬?
推动宪政,“温和的坚持派”
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他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他去官转身步入学界。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评价称,作为官员的蔡定剑,曾是鲜见的人大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为中国宪政发展敢于并大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官员。
而步入学界的蔡定剑有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他不断著书立说,谈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谈选举法修改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寓意,谈人大代表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他所著述的《中国人大制度》迄今已再版5次。
有同行评论,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唯史书、不唯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2005年7月~10月,蔡定剑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他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做亲历考察。他发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诸如威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等新加坡经验,有严重偏颇,给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形成误导。他用洋洋两万言,纵谈零距离接触到的新加坡经验。后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分为上下篇,发表了他的名为《向新加坡学什么?》的文章,激起强烈反响。
在很多人眼中,蔡定剑是位温和中透着儒雅的学者,与他结识越久,越会为其具有的执著与坚持所折服。一位与蔡定剑交往多年的法学专家感慨,在他身上有一种“温和的坚持、恒久的执著”,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有力量,他不抱怨、不暴怒、不偏激、不消沉,让人们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前行中,看到希望的亮色与光芒。
走出书斋,宪政的民权温度
蔡定剑病危的消息传到他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很多学生在网上为他祈福,一位网名“流云淡淡”的同学留言说:“蔡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学者,他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而是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宪政。”
坐而论,兼起而行。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
2004年4月,北京崇文区花市的一片民房被强制拆迁,63岁老人黄振禨手持修改后的《宪法》,与百余名街坊一起抵制强拆。
公民依宪维权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蔡定剑的关注。一个周末,他约上两名相熟的记者,身穿一身运动装,背着相机,来到黄老汉家所在地调研。那天,他一直蹙着眉,走街串巷,边走边拍,把拆迁一带转了个遍。
其中一位记者至今感慨:“通常只有记者要去实地采访,去事发地做详细调研的学者可不常见。”
当时正值修改后的《宪法》刚获通过,然而面对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位宪政学专家忧虑满腹。他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等条款已被写入宪法,就应当尽快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一些违宪的法律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以使宪法原则得到落实。蔡定剑一路疾呼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人们发现,自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以来,蔡定剑越发奔波忙碌起来,他涉足的领域更加宽泛,议论的话题也更具有现实贴近性。
他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
有同行评论,虽然被视作“温和”的改革派,然而蔡定剑立场鲜明,笔锋犀利,言辞颇有棱角,从不忌惮向官员腐败与膨胀失度的政府权力投出利刃。
一篇最新发布的文章被视为蔡定剑的遗作。他用大量篇幅与诸多事例予以剖析的,乃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的民生之忧。“正是由于政府很不适当的、过度的管理理念,催生的各种无事生非的管理制度,因而制造了一批批的社会矛盾”,“政府的管理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
持续不断地著述言说,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是一位学者参与社会、推动社会,最不能惜力的“苦行僧”方式。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去年,当蔡定剑患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很是吃惊。“不会吧,他不是不断地在各种会议上出现,不断接受记者采访吗?”这是许多与蔡定剑久未谋面的朋友、媒体记者的共同感受。
朋友们都明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蔡定剑是在用他最后一腔激情与力量,支撑自己在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路上走得再远些;是在用他最后一丝微弱气息,把中国推进民主的声音传播得再响亮些。
生病之后,他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学者于建嵘回忆,患病后的蔡定剑还是坚持计划中的研究项目。他曾抓着这位同行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的……”
今年全国“两会”,本报记者想约请蔡定剑来网络直播间,就中国预算制度改革谈谈看法。因为知道他生病,记者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全国人大最重要的职责是预算审议,政府如何花钱,老百姓有权知道。”面容憔悴的蔡定剑,那一天,话很多、很密。
就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10月26日,罹患肝癌晚期的蔡定剑还抱病出现在“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上,作了“正当合法的拆迁程序及法律制度”主题演讲。
有媒体记者曾去探望已病危的蔡定剑,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西北大学教授华炳啸也曾在蔡定剑病中到他家中探望。他回忆,交谈中,蔡定剑曾几次红了眼眶。他至今不能忘记蔡定剑“湿润着闪亮的眼睛”动情吟诵林则徐诗的情形:“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两日来,一条抄录着乔治·艾略特的诗歌《看不见的歌队》的短信在蔡定剑的同行、朋友中被反复转发:“用他们不懈的坚持推动人们的思想,让我加入那看不见的歌队,那些不朽的死者重又生还,人们的思想因为他而闪光,他们的脉搏跳动着宽容博爱,他们的行为正直无邪……”
感动中国2010候选人物:蔡定剑
蔡定剑:奔走在宪政民主进程路上的志士
蔡定剑,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作为2009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的他,曾经获得评选方的高度评价: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
蔡定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实践,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问题等。他的主要著述包括已经重印5次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以及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他的论著权威,发人深省。
从依据中国现实研究人大制度,到深入招聘会现场宣传反就业歧视,蔡定剑的一生,始终用实践推动“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蔡定剑教授全面加快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的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但各种学术场合、报刊上,能更加频繁地见到他的身影和名字。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燃烧。
11月19日,蔡定剑教授对前往探望他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也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22日凌晨,蔡定剑教授病逝,终年54岁。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上千人前往送别,一个多年前的官员,一个行事低调的学者,却用他的行动赢得了全社会的推崇与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