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段晓峰
1966年我16岁，在北京24中读初二，教我们历史的老师叫周长海，他大约54岁左右。
在我的记忆里，周老师衣冠楚楚，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丝眼镜后面是慈祥的笑意。他讲历史，常从一个故事、事件或一个民俗的掌故谈起，娓娓道来，自己也常常沉浸在自己动情的讲述里，兴到极致时，甚至舞之蹈之。他从不按书上的条框去讲那些什么意义、重点，但当你回想起来，那个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意义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你的脑海里。
可是，“文革”开始后，革命烈火烧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整个教学楼被横幅标语及各色的大字报覆盖，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批判的文章。有一天，忽然在同学们中间传出一个消息说：周长海最坏，解放前曾是某家反动报纸的副刊主笔。更可怕的是，他有一个弟弟是国民党特务，他家里甚至还藏有一把手枪……
我们震惊了。我们恨透了他！我们真没想到他藏得这么深，欺骗我们这么久！
对周长海老师的批斗开始了。在那间我们听过无数历史故事的教室里，我和同学们的批判声、口号声、斥责声、逼问声此起彼伏：
“说，你把手枪藏在哪儿？”
“你是怎么在反动报纸上攻击***的？！”
“……”
周长海被强迫跪在一张小小的课桌上，稍不留意就会栽下来。我当时看见他满脸是汗。
“小将们，”他斟酌着字眼说，“这手枪的说法是谣言……至于说反动报刊，旧社会我只是一个撰稿人，谋生而已，没有写过攻击***的文章呵……”
“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周长海的自我辩解马上被我们愤怒的口号声淹没。
“不老实，给他来点厉害的！”有一个同学用墨汁涂黑了周长海的脸。我们找来一根细铁丝，将两个金属哑铃连在一起，挂在他的脖子上。周长海剧烈地颤抖起来，马上就承认了一切。哑铃被取下来，他又试图重新解释一切。于是哑铃又被挂在他的脖子上。几经反复，他终于承认了一切“罪行”。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周长海沉默着，卸去了哑铃的脖子缓缓地支撑着他的头，脖子上的勒痕正在渗血。头发蓬乱，墨汁汗水粘在一起。眼镜早就没有了。墨黑的脸上，两眼茫然地看着我们。
为了找到那把手枪，我们来到他家的四合院，把书房、卧室翻了个底朝天，院子里的地面被刨挖得一片狼藉，我们甚至把厨房、厕所都查了个遍，但最终也没发现手枪……傍晚离开时我路过书房，零乱的图书满地都是，书桌上的台灯亮着，一本旧版的《辞海》翻开在那里……白天，我们把他关在一个小平屋里反省，有红卫兵在门外看守着，晚上，我们才放他回家。
1968年，在一次所谓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周长海被指控有个当特务的弟弟，他解释说：同学们，我哪有什么当特务的弟弟——我家三代单传，我是独生子呵！此后不久，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延安当知青了。社会的风风雨雨使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的内心也成熟了。但我常会想起1966年的批斗会，那勒痕及正在渗血的脖子，那一片狼藉的四合院……这些片断在我心中汇聚成一股清浊混杂的激流……
我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过一次母校。在当年那间初二(3)班的教室里，我眼前浮现出周老师那张痛苦的脸，批斗会上缓缓抬起的头，渗血的脖颈，墨黑的脸，悲哀的目光……
当我问起周长海老师时，已经无人知晓了。也许周老师已经去世，但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没人知道。我在想，不知这位一生教授历史的人，最终能否弄懂那段“极左”的非人的历史。
洗刷灵魂是痛苦的。我终于得以说出我少年时代的一段黑暗历史，让这篇短文洗刷我的灵魂，并载着我内心的愧疚，去抚慰死不瞑目的周老师吧。

一首歌伤害了一个人
文焕
我童年时，父亲供职的机关里有一个卫生所。那时我体质较弱，母亲常带我去卫生所看病，因此与那里的医师护士们相识。
那个年龄的我，日常接触的人不多，除了家里人、幼儿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别无他人。
在学校里我们学唱了一首歌，至今我仍然记得前面两句是：“右派分子野心狼，支支毒箭射向党。”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明白歌词的含意，也不能准确完整地唱好这支歌，但是我们唱得很开心，尤其是开头几句，硬是唱得口齿清楚，顺畅流利。
星期天，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过“锤子－剪刀－布”等游戏之后，在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的带领下，围坐在草地上唱起了这首歌。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是好表现自己的欲望却不低，也不管自己歌唱得怎么样，反正歌声十分响亮。我们正唱得起劲，一个高而瘦削的男人(现在回忆那时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路过我们围坐的草地，只见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好像在仔细倾听我们唱的歌。
我们平时唱歌是很少有人认真注意听的。这一下，我们来了精神，唱得更加起劲了，仿佛面前真的有一个反党分子似的。当我得意地仰头向倾听我们唱歌的人看去时，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从他的眼睛里正流出一颗颗硕大的泪珠……再仔细一看，那不是卫生所的赵医师吗？！只见赵医师用目光将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扫了一遍，轻轻叹了口气，呆站了一小会儿，步伐沉重地走开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唱的歌词正是“右派分子野心狼”。回到家中，我把发生的这些我不能完全理解的情景告诉母亲时，母亲只是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管。
不久后，当母亲又带我去卫生所看病时，赵医师态度与过去一样和蔼，诊治与过去一样认真。只是在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在我心里成了个谜团。
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从大人们那里知道赵医师在一场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我们再去卫生所时，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听人说，他已被调往一个偏远的矿山去了。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那次他落泪的原因。在往后的岁月里，我明白了更多的事理后，我曾多次向矿山来的人打听有关赵医师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在那座矿山工作，多年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再后来就问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事非曲直早有公论。只是每当我回忆起幼年时的这一幕时，心中总是感到内疚，并且这种内疚不会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而有所减轻，恰恰是相反，这种内疚与日俱增。希望赵医师能够看见这篇小文，并且能谅解由于我当年的懵懂而对他造成的伤害。

春笋出题：
《为了找到一把枪》阅读：1、如何理解“我们真没想到他藏得这么深，欺骗我们这么久”这句话的意思？2、周长海为什么要承认了一切“罪行”？文中“罪行”的引号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说洗刷灵魂是痛苦的？
《一首歌伤害了一个人》阅读：1、“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那次他落泪的原因。”他落泪的原因是什么？2、如果是你文中的赵医生，看了这篇文章，你想对作者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