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高校成绩何时成了评估的功劳
　　作者：曹林

　　从女秘书照事件到高校评估造假丑闻，从人大校长的炮轰到中科大校长的批判，近来舆论掀起了一股杯葛高校评估的潮流。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近日表示：高校教学评估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促进和提高功不可没；教学评估有效地遏制了高校规模扩张的程度，为大众化高等教育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使得各地政府投入更多精力来办高校，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4月26日《成都商报》)

　　以这些功绩来为高校评估辩护，笔者以为，这种思路是行不通的。首先，这一个个评估的功劳和成绩都只是教育部自己总结和评价出来的，缺乏应有公信力———由教育部本身对高校评估这个“自己的政绩”进行评价，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充当自己的法官，这种评价结果只能算作教育部对政绩的自我评价。是不是该由另一个利益无涉的部门对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进行评估，这才能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促进高教质量到遏制高校规模，再到“使得各地政府投入更多精力来办高校”———这些功绩都非常抽象和模糊，不可监督也不可触摸，缺乏具体的衡量指标和客观的评价标准：如何判断高校质量比以前提高了，如何衡量高校规模得到了遏制，又如何判断高校质量的提高和高校规模的遏制是源于高校评估而不是其他因素，这些都因为缺乏衡量标准而说不清楚。新闻发言人说“评估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这种受益又如何评价，是学生自己表示受益于评估了，还是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

　　人们所以不遗余力地质疑和批判高校评估，一切都源于这种评估在制度逻辑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方面，评估会催生体制性的造假，一年到头持续不断的评估检查加上评估体系的单一僵化，许多高校被迫造假应付教学评估，而且会干预学校的学术自治；另一方面，评估创造了一种巨大的权力，如果评估者手中掌握很大的权力却又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这种可怕的监督真空很容易使评估者滥用手中的评估权力。

　　不错，可以总结出评估的许多功劳和成绩，但举出一个成绩出来，人们就能举出更多相应的缺陷和败绩来，那如何能证明那利就大于那弊？合理性优先于诸种功绩，首先要论证一种制度正当合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功绩才是正当和健康的。

冰启：给大学校长说真话的底气
　　作者：冰启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南方周末4月24日)。

　　谁能指责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已经是副部长级(局级)干部的校长？大致可能有三种人，一是比校长级别更高的领导干部；二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局长或者处级干部，级别可能比校长低，但代表的是上级；三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其他学校领导，“笑谈”中埋怨他出风头，给其他学校领导难堪，对比出其他领导不说真话；还比如一些正与上级管理部门打交道的课题组、项目负责人，校长的真话惹出上级部门制造障碍的麻烦。

　　以上三种人的指责，很少有校长会不在乎———校长与比自己更高级别官员，在行政体制中其实是上下级关系，更高级别官员的意见事关对校长本人的评价、考核甚至提拔；上级管理部门，在当前资源配置体系中，主宰着教育资源、学术资源配置权，简单地说，就是财权，一旦得罪可能影响学校办学资源的获取；学校内部的办学骨干，要获取学术资源，则很难逾越当前的体制羁绊。

　　如此情形下，“说真话”这一做人的底线要求，在担负着育人任务的大学中，却由此变得十分艰难，而一校之长，都如此担忧说真话的后果，更何况学校的普通教师，以及教师们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了。

　　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要求校长坚守做人的底线，不去考虑说真话面临指责的后果，是很难的。对于朱清时校长的大胆真话，还有网友评论分析其理由是，朱校长的任命与评价权，不在教育部，而在中国科学院；中科大从中科院获得的办学经费比教育部多———让校长能够大胆说真话，而不担忧指责，必须给校长说真话的“底气”。

　　校长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选拔任用机制，校长对学校教授、学生、校友、政府几方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管理部门负责，这才能让他们不怕上级管理部门的指责，而对学校的事业发展负责。

　　校长的底气，其次来源于政府拨款机制的健全和高校自身财政的独立性。教育拨款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政府部门手中(不是按预算法案依法拨款)，政府主导的行政评价、学校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亲疏，就将直接影响拨款的多少，这必然导致大学的自主办学空间有限，而听命于管理部门。另外，如果高校能在政府拨款之外，拓宽学校的财源，那么，财政独立性增加，也会进一步减少学校对政府财政拨款的依靠，而使自身的自主办学空间增大。

　　校长的底气，还来源于校内的民主管理。目前的大学，盛行行政管理，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因此，行政力量在拥有学术资源配置权的同时，也承担学术资源配置不公、获取学术资源不够的指责，而如果行政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学术，那么，校长干自己该干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干的事，把自己作为学术民主决策的推动者、执行者，对内对外都从容。

　　校长的底气，最后来源于校长自身，不把自己当作官员，而把自己当作教育家(或努力朝成为教育家方向努力)，甚至宁可坚持教育理想，而舍弃官场的功名，就会始终有教育立场、学术立场。当然，这在当前的现实中，已属苛求，因为由于校长的任命制，这样的人才能达到校长岗位，不过是小概率事件。

　　校长难以说真话，意味着当今的大学，普遍需要培育让校长有底气说真话的环境和氛围。而推动这一氛围形成的力量，笔者认为，少数校长的自觉固然重要，但必须更多依靠体制的力量，这才能让校长有教育家的理想追求，敢说话，说真话，只讲是非，不问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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