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325条生命瞬间丧身火海，其中更有288位是豆蔻年华的孩子们。作为当时参与处理这场火灾善后工作的一名女警察，本文作者耳闻目睹，时至今日心情仍无法平静，她用沉甸甸的情感和沉甸甸的思想写下了下面这篇沉甸甸的文字——

　　一

　　2001年早春，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警察队伍，离开多年厮守写满我青春印迹的女刑警职业，离开西部那座奇异而美丽的小城———克拉玛依，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首都北京。四年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我的脚步已经坚实踏在这片古老而时尚的土地上，感受它沧桑博大的胸怀，品味它厚重悠远的文化底蕴。在北京二环之内一座25层高的酒店公寓里我还拥有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我知道我还是原来那个我，甚至在内心深处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我发现，实际上我永远走不出女刑警职业，那一段长长的特殊时间给我生命打上了永久烙印，这和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命定的东西你往往无法改变。很多夜晚在灯红酒绿中忙碌应酬完后，我总会与我的过去不期而遇，闭上眼睛，很多案件，很多故事，很多的人物纷至沓来，他们栩栩如生，在我眼前走来走去，有时会停下匆忙的脚步与我倾心交谈，他们是我不是朋友的朋友。这里面有残忍无比的死刑犯人，有泪流满面化作枯尸的受害人，有小偷，有妓女，有很多案件的细枝末节，也有我过去很多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警界战友们，我与他们面对良心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一切，而我自己则当仁不让是故事中永远的女主角。

　　离开克拉玛依前，我曾和朋友驾车去了位于市区西北角约五公里处的小西湖公墓。这是那场大火后，我第三次来这里了。小西湖位于克市成吉思汗山的脚下，阴森无比。我一直奇怪这样一个冰冷世界怎么会有一个如此美妙动听的名字。那些在我眼皮下几乎是一夜间出现的300多座坟沉默依旧。没有任何理由，我只是想来转一转，也许跟这个城市告别的最好方式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前两次来这里，都是我情绪极度不好的时候，这里好像会让我找到一些平衡。那天的太阳很大很圆，晃得人眼花缭乱，感觉中总有一股阴森萧瑟之气弥漫在整个空气中。这是另一个世界，颓废而无奈，忙碌纷繁的世界在这里重新归于平静，生命在世上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我随意采摘了几株青草折成花环放在其中一个墓碑前，那是个12岁的男孩子叫纪x，眼睛很明亮。墓前杂草丛生，也没有什么祭品，想必他的家人也有很长时间没来看望他了。时间有时能冲淡一切，而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带着伤带着痛，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他现在或许已经有了弟弟妹妹，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哥哥躺在这样冰冷的地下睡眠，他们会很开心而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这一切都源于那场大火，只有短短的20分钟，人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从那个不起眼的黄昏起，克市的许多人家永远改写了历史。在我绵长而深刻的记忆中，那个黄昏的画布上涂满了鲜血融成的花朵，奇异而诡秘,连仅仅只是观众的我也多次为那个黄昏痛苦不已。

　　二

　　那场大火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份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一名法医鉴证人员。那个傍晚，所有的一切，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傍晚，已经到了快下班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大家都在无聊地混着。我看看表，已经近七点了(克市跟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我和内保科的小闫相约去不远的准噶尔商场买点儿东西。平时我们也常这样，在不忙的时候溜号出去逛逛也不耽误什么事情。回来时我们一路聊着，准备到单位拿上包就回家了。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猝不及防。突然间我们面前那条克市有名的准噶尔路上不时有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不远处友谊馆的方向则浓烟滚滚，人声鼎沸。敏感的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于是快步跑回了局里。整个公安局其时已乱成一团，有人在大厅喊着：赶快到友谊馆去救人。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排队，是自发也是混乱，这样的情形是我从警经历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小闫飞奔到离公安局只有几百米之遥的友谊馆，它的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看到有分局的民警在维持秩序，每个人的脸上都压着一座山。他们甚至顾不上理我。我拨开人群拼命往里挤，不停地喊着：我是警察我是警察！让一下。终于我费力挤到了最里边，仅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点瘫了下去。是什么样的场面让我这个久经沙场的女子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我的面前，两个消防战士正用力从黑烟缭绕火炉般灼热的友谊馆大门处拖出来一个女孩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依稀可见她的脸上有很好的妆容，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她的下半身赤裸着已经变成了炭黑色，有浓厚的血水不断往外滴落，而她的胳膊在战士的手中已经整张蜕下皮肤，长长的秀发披在地上一路划过，随风飘舞。大门里面热气腾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体，一个摞着一个，足有大半个人高，全都是些戴红领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还在喘息呻吟。在拖出来的女孩儿旁边，已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具烧焦了的尸体。天已经黑了，整个现场雾气腾腾，烟雾弥漫，人们的影子在呼喊着，奔跑着，显得那样无奈和不真实。

　　那是个不眠的夜晚，人们泪流成河，城市泪流成河，这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身陷在这起我所亲身经历最惨烈的事件当中无法自拔。连续十天十夜，我都没有回家。局里所有正常工作都已停止。吃饭已经没有任何滋味，住也就是在警车上栖身而已。从警已经几年了，我的职业决定了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世界上最残忍、丑恶、卑劣的人和事，如果不是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坚强意志，在那条充满黑暗的河流中漂浮很容易就被淹没下去。可是尽管如此，在如此巨大的惨剧面前，我的心理彻底失衡了。

　　在第一眼看到友谊馆的惨状后，我的心就沉到了冰点，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景象，我的眼前除了尸体还是尸体，侥幸活下来的人皮肉不整，面目全非，痛苦地呻吟着。我有些不知所措。此时，消防队员、人民警察以及众多的市民们全都自发投入了抢救工作。镇定了一下，我也迅速站到了这个行列中。几个消防战士想从砸开的大门冲进友谊馆救人，却被热浪熏了回来。里面温度太高，根本无法靠前。这个时候我知道友谊馆大门刚刚被打开。

　　三

　　1994年12月7日，新疆自治区教委检查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96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歌笑语。18时20分左右，舞台上方的一盏照明灯烤燃了附近的纱幕，坐在前排的人们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道。很多人当时并不以为然，认为仅仅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而已，演出还在继续进行。一分钟后火势迅速蔓延，电线短路，所有灯光瞬间完全熄灭，高高的幕布带着火苗向人们砸来。人们混乱了，生存的本能开始让人们疯狂逃窜。友谊馆内浓烟滚滚，到处都是火光，人们的衣服被烤焦了，头发被灼热了，没有办法呼吸。他们就着火光疯狂地冲向各个门口，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继续向前。然而大部分的人们失望了。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此时其他几个供人逃生的安全门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去向。此时的友谊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反应快的一批人成功逃生，而剩下的人们则成了火炉中肆意烘烤的人肉燃料，仅仅过了二十几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水火无情，这样简单的四个字在这一天深刻印证了沉重的历史。据一名生还者事后告诉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股飓风山呼海啸般席卷而过，人们发出惨绝人寰的嘶叫，争先恐后四处逃命。在绝望的人群中，他拼命向前向前，自己也不知道是跑向那个方向。四周到处都是火光却感觉漆黑无比。有人摔倒了被踏在脚下，后面的人停不下来，只能踩踏过去继续向前，即使你不想踩也停不下脚步。我真是幸运，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大门。当我手脚并用刚刚爬到门外，卷帘门就掉了下来。生死就在一瞬之间。我听得清清楚楚，里面的人还在拼命砸门呼喊。可是———在我后面，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跑出来了，他们全都死了。说到这里，他伤痕累累的脸上不断抽搐着。　　

　　那个傍晚，没有任何的组织，几乎是全城的人都自发参加了抢救工作。友谊馆周围单位的人们来了，周围居民区的老大爷老奶奶们来了，更不用说参加演出活动的孩子们的家长了，街上所有的车辆司机都自发运送死者和伤员，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在这样一个灾难瞬间，各民族人们的心坚固地凝聚到了一起。冲在第一线的照例是我们的人民警察、武警战士和消防队员。许多人的脸都熏黑了，头发也烤焦了。我单薄的身影也游走在忙碌的人群中尽着绵薄之力，在人群中我还看到了我的父亲———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警官，他的脸上汗水和泪水一起交错纵横。说句实话，当时的抢救现场零乱而无序，差不多是完全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英勇无比。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事发突然，让所有人愕然，但是也充分暴露了我们毫无防范意识和对突发事件应急的方案。这个城市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丁点儿的风吹草动。而且好像内地的大部分城市，都存在这样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歌舞升平，好大喜功，部分领导有时好像更关心自己的政绩工程。火灾发生后，当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携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封的大门，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又返回去几经反复才打开了坚固的死亡之门。这样的时候，延误一秒钟也许就会断送一条生命，我们又人为地延误了多少个一秒钟呢？承担友谊馆灭火任务的克市消防支队驻地就在准噶尔路边，距离事发现场只有短短几百米，如果消防措施得当，工具准备充分，我敢说很多死去的人又多了几分生还的机会。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这里悲天悯人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我们却可以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

四

　　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参加演出活动的师生、干部和其他人员共有796人。大火中，死亡325人，包括少数民族73人，其中288人是年龄在8～14周岁的中小学生，烧伤130多人，其中重伤致残60多人。

　　2002年8月，因为洽谈公司业务，我来到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八大处旁边的中国整形医院。这是一座很精致的院落，亭台楼阁，古色古香。在等人的时候我去小卖部买饮料，没留神被一个严重烧伤的女子撞了一下，我抑止住尖叫屏住心跳的同时赶紧道歉，尽管并不是我的错。她也是来买东西而且和售货的小姑娘有说有笑，看得出她是这里的老熟人了。她走后，半天我都缓不过神来，说实话，那张脸已经不能称其为人脸了，两只眼一只半闭半合一只朝下耷拉着，耳朵只剩了一只，脸上有无数条疤痕，沟壑交错。从她领口露出的皮肤可以推断她身上的皮肤也是如此，一个女子这个样子会多么骇人，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她的声带也坏了。我想像着手抚摸在这个身体上的感觉，而她自己对这一切则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她是怎么变成这样？我张口问道。火烧的呗。售货员小姑娘不屑地白了我一眼。你怕这个还来这里？不是怕，是因为……我无言以对。不是怕是什么？小姑娘上下打量着我，确实明媚亮丽的我和这里的环境太不和谐。周围人很多，走来走去，有拄着拐的，有包着头的，有坐着轮椅的，就是正常人也都是灰头土脸。大街上中国人的状态大都如此，更何况是在这里。我木然而立，小姑娘有些同情地看着我。哎，你听说过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吗？什么？克拉玛依？唉，不知道就算了，那场大火烧死了300多个人呢。刚才那个女孩就是大火中幸存的，她来这里时才11岁，现在已经快20了。她的父母一直陪着她，看样子她的一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了。小姑娘叹了口气，低头数钱去了。我目瞪口呆，八年了，已经整整八年了，在这样一个偶然的瞬间，我竟然遇到了克市那场大火的当事人。而她的名字，我依稀记得当时是作为一个小英雄的称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她被严重烧伤了全身90%的面积又奇迹般活了下来。她的事迹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也让我流了无数的眼泪。我一直记得。而我作为那场大火的见证人，我们竟然对面相逢不相识。这难道是上帝冥冥中的指引，我只想快快地逃开，逃得越远越好。

　　克拉玛依市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位于东经84度44分～86度1分，北纬44度7分～46度18分之间，全市面积950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4.7平方公里。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黑油”。在距市区100多公里处，有一处世界典型的雅丹地貌，号称“魔鬼城”，是全国八座影视拍摄基地之一，《还珠格格》《卧虎藏龙》等许多著名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克拉玛依是全国解放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多年来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素有西部名城、戈壁明珠、沙漠美人等美誉。多年前，著名音乐家吕远的一首《克拉玛依之歌》一夜间唱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从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近十年的女刑警生涯里，我亲自见证了这个边陲小城发生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刑事案件，亲手鉴定过近千起杀人、伤害、抢劫、爆炸、强奸等各类案件，和战友们一起把各式各样罪犯送进监狱送上刑场，无论什么样的案件现场我们刑事技术人员都是冲在第一线，血腥场面早已是见多不怪了。但是说句实话，“12•8”灾难的惨烈在我心底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那个难忘的傍晚，我在混乱的人群中帮着搀扶伤者,维持秩序，有时候也分不出来哪是活的哪是死的。手脚冻得完全麻木了，心理却一直处于愕然的状态缓不过来。一车一车的人源源不断送往医院，死的，活的都堆在一起，有的车门都来不及关好就开走了；有的车门还半开着，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甚至连胳膊腿儿都露在外面。就这样一车一车不知道运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是满脸黑灰。这时候，现场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我接到命令，去医院支援。那个晚上，我没有吃晚饭，没有时间也没有胃口，我知道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吃晚饭。

　　克拉玛依市职工总医院位于市区中心准噶尔路边，和负责救火工作的消防支队，仅仅隔着一个农贸市场。12月8日夜，这所已有几十年历史为油田人民救死扶伤口碑甚好的老牌医院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考验。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快步跑到医院大门外时，看到围墙周围已经挤满了很多人。在人群中我见到支队的一名侦查员，他告诉我：赶快到住院部门口挡人。当我跑向住院部门口，才知道了所谓挡人的意思。医院的烧伤科病房就在住院部大楼中，其实这个时候也不分什么科室不科室了，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已闻讯到来进行抢救。刚开始，运来的人还可以往病房中安置，然而很快就没有床位了，后送来的人只好躺在过道的地上，已经死去的人则直接送入位于医院后大门处的太平间。病房大楼里到处弥漫着焦糊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死人太多了，伤者也太多了，医生护士们只能先进行最基础的抢救和治疗。我看到一个运送液体的小护士手脚一起抖个不停，脸色煞白，推着小车在满地的伤者中绕来绕去。我和男女同事们则站在一起把住住院部大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市民都已经知道了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的情况，但是具体的伤亡情况人们并不了解。尤其是有孩子和亲人参加了当天演出活动的人们，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全都赶到了医院，他们尚还怀有几丝希望。领导给我们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进入住院部。我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场面混乱极了，不明状况的家长们急于了解自己孩子的生死或者伤情，都想进到病房里看个究竟。他们悲痛万分，情绪冲动，根本不听我们劝说,红着眼睛往里冲。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组成了一道坚实的人墙。人们在往里冲，我们在拼死阻拦，队伍扭来扭去像条长蛇，两边的人同时都流着眼泪。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一位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找找我儿子吧，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女人憔悴的脸上涕泪纵横。而我的眼泪也不比她少。此刻，我是如此理解这位母亲的心，真想放她进去，我是警察更是女人。可是现场每个人都是那么值得同情，都是那样充满了期盼，我无法滥用自己的情感。一旦防线突破，人群失控，就会引起大的骚乱。所有的人冲进病房，伤者将无法得到正常救治，会发生严重感染，医生会无法正常工作，会贻误最佳治疗时间，更不知道那么多家长一旦知道自己心爱的孩子已被活活烧死，惨不忍睹，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毕竟是人，所以我们只能不断跟自己作战，这本是我们的使命。北国隆冬的夜晚，天气寒冷极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和悲痛一起折磨着我们。穿着警用皮夹克的我早已冻僵，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鼻孔里的呼吸都结成了冰碴儿，人仿佛在真空中一样，缥缥缈缈。

　　到了凌晨一点钟，刑警队接到通知，全体人员立刻赶往殡仪馆。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决定把死难者的尸体开始运走。20分钟后，我们分乘五六辆警车来到殡仪馆。远远望去，殡仪馆灯火通明，大门洞开，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作好了各项准备。我们刚到一会儿，运送尸体的车辆就源源不断开了过来。那个场面太瘆人了，一车一车的尸体卸下来，一溜溜摆放在大厅地面上，不一会，几百平方米大厅的地面上就摆得满满当当。少数民族死难者的遗体则单独摆放在另一个小厅。我们穿行在尸体的中间，默默给每个人盖上白布单。屋内虽然有暖气，可地面还是十分冰冷，我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发生火灾的第二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工作组一行数人在刑科所崔国兴处长的带领下星夜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克市，会同我们市局刑警队技术大队一起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国内其他一些医院著名烧伤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也迅速赶到克市救助伤员。

　　我从来不相信人的眼泪能够流干这句老话。但是在那之后几天时间里，不仅是受害人的亲属，就包括我———一个表面看似和这场火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局外人，所有的眼泪也一起流干了。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在那样的时刻就无法不动容。

　　当所有的死难者都集中到殡仪馆后，我和市公安局刑警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我的顶头上司房伊平法医、祝志伟法医还有公安厅的崔国兴法医，米瑞华法医等人编在了一个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死者拍照，统计死亡人数,确定每一具尸体的死因，协助死者家属辨认尸体。连续几天几夜，我们就在尸体堆里摸爬滚打，浑身上下充斥着难闻的味道。一直到现在，我对焦糊味道都异常敏感，无法忍受，这成了我的心病之一。

　　死难者中，大部分都是年少青春的独生子女。这些家人心中的小皇帝在一夜间突然变成了火灾中的祭品。这样的巨变太突然，这样的伤痛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已经是无以言表。开始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由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以及姑姑、姨姨、叔叔、舅舅们组成，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这样的场景好像成了当时的惯例，而那样的几天对感同身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场永远的灾难。我一边忙乱地工作，一边在克拉玛依异常凛冽的寒风中一点一滴流干了有生以来所有的眼泪。

　　有一位父亲，坐在冰冷至极的地上，他身边是烧焦了的女儿，他紧紧握着那双已经变黑了的小手，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亲人陪伴，就那样直愣愣地坐了整整一天。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只是想陪着女儿走完人世间最后一段艰难的旅程。

　　有一家祖孙三代前来认尸，那是个极其美丽的小女孩，五官精致，化了彩妆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宛若睡着了的仙女。她恰好待在一个角落所以没被烧着但却被浓烟活活熏死。第一遍尸检后就确认她早已死亡，下了通知。她家人却怎么也不相信，摸着小姑娘绵软的身子，看着她安详的睡姿，他们确信她还活着，又来乞求我们：法医同志，你们一定搞错了，她真的没有死。她年迈的奶奶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我们无言以对，如果真是我们鉴定错了那该多好。为了能给他们已经破碎的心少许安慰，我和公安厅的米法医一起流着泪又破例为小姑娘进行了一次特殊尸检。

　　越往后面，辨认工作越是艰难。有一家人凭着孩子腋下残缺的毛衣哭着喊着将孩子抱走，可是过了一会又将孩子送了回来，因为回家后他们发现孩子脖子上挂的钥匙打不开自己的家门，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要记录的是我一位朋友———刘志军，他也是“12•8”大火中的死难者之一。对这位昔日的好友，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遇难前，刘志军是克拉玛依电视大学一名宣传干部，在克市很活跃，整天挎着相机扛着偌大的摄像机晃来晃去，有不少作品，并且在当地小有名气，身高一米八几，非常英俊。单从外貌上讲，他甚至不比时下流行的当红小生们逊色。我和他早就熟识，又是本家，相处一直不错。偶尔也会出去一起吃个饭喝个茶什么的，彼此之间有几分欣赏。就在“12•8”前一个月，他还兴致勃勃挎着相机来到公安局，以穿警服的我为模特拍了一组照片，并且把其中一张发在了报纸上。在这之前他也为我拍过不少照片，戏称我是个不错的平面模特。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因为这事还引来不少人的风言风语。可是那个灾难的晚上，我并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就在我脚下跨来跨去，我们竟然是对面相逢不相识，而我却始终无法帮助他。一直以来，想起这事我的心中就隐隐发痛。我记得，因为当时的死者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无法确定身份，所以我们只能挨个进行编号。被编在前面的遗体都残缺不全，衣冠不整，在忙碌之间突然听到地下死人身上有传呼机的声音响起，我不寒而栗。在漆黑的夜色中，躺着一地死人，只有我们十几个人幽灵似的在里面穿梭往来，突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叫我们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最后我们看清楚是被编为二号的一具烧得只有一米多长男性尸体上，有一条烧剩下半截的皮带，呼机就挂在那里响个不停，他膝以下的部位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心情异常沉重，这一定是哪家有人参加活动后没有回家亲人在寻找，而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把真情告知。呼机时断时续地响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后来也许是没电了才安静下来。一直到开始认尸的第二天，我听人说电大刘志军也烧死了，通过同事们反复辨认,确定二号尸体就是刘志军。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这真的是他吗，那个阳光般健康灿烂、笑容明朗的高大男子？我无法相信。刘志军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已经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安度晚年。当初刘志军为了让年迈的老母能够经常出来吹吹风、见见阳光，自费找人把居民楼楼梯修成了一条长长的缓坡。那个可怕的夜晚可以想像，当刘妈妈看到心爱的儿子彻夜未归，焦心如焚，一夜未眠，花着老眼用颤巍巍的手无数次拨打了电话呼唤自己的儿子。假如当时我知道躺在冰冷地上的人群中有我的朋友；假如我知道传呼机那头是一头白发的他的老妈妈，无论如何我至少可以替他回一个电话。

　　据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小男孩后来讲，当时友谊馆内大火熊熊燃烧，烟雾弥漫，他拼了命想往高达近两米的窗口上爬，然而却力不从心，正当他左摇右摆用尽力气快掉下来时，觉得后面有双大手稳稳地托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是大个子照相的叔叔。就是凭借这一把力气，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纳闷，凭着健康身体和良好体能，刘志军为什么没有跑出来呢？他身高腿长原是最应当跑出来的人才对啊。是他确实跑不出来还是他把这种机会留给了别人？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友谊馆位于克拉玛依市中心，是一座巍峨雄壮的欧式建筑，也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958年2月27日～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时指出：新疆克拉玛依可以搞一个年产300万吨的油田。1958年3月，克拉玛依矿物局张云清钻井队第一个实现钻井进尺“月上千(米)”。4月12日，百口泉230号井出油，发现百口泉油田。5月1日，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线动工，全长共47公里，年底建成，次年1月10日投产。5月29日，国务院第77次全体会议批准设立克拉玛依市。1958年6月23日，为纪念前苏联对新疆石油工业的巨大援助，在克拉玛依市中心修建的中苏友谊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前苏联为了卡中国人的脖子，一夜之间与我国撕毁了合同，撤走了所有专家。当时克拉玛依油田发展也受到致命打击。但是油田人民没有倒下，他们顶住了压力，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了所有技术难题，让油田继续稳固发展起来。为了表示对前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慨，克拉玛依市将友谊馆更名为反修馆。一直到两国冰雪消融的80年代，反修馆才再次更名为友谊馆。

　　2002年5月份，因为办一些工作上的交接手续，我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克拉玛依。这个不是我故乡的城市，曾经伴随我青春时代的许多故事和梦想，让我留下太多的思绪。走在似曾相识的街道上，天空格外蓝，孩子们欢歌笑语，玩耍嬉戏。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引水工程完成后,从额尔齐斯河引来的天山之水彻底滋润了这个干渴的城市。到处生机盎然。我特意选了一个晚上，独自去友谊馆原址想缅怀一下过去。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竟有那么多老人聚集在这里，这里竟然成了他们快乐的天堂。有跳交际舞的，有耍剑的，有三五成群聊天的，有脚踩着鹅卵石小道锻炼身体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也曾在这里举行了走进克拉玛依大型文艺演出，众多明星纷纷登台亮相。过去的一切仿佛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坚强力量让我为之叹服，毕竟现在比过去更为重要。但是泪水不能冲洗掉所有伤痕，我眼前不断浮现出火灾后去友谊馆勘察现场时的情景，那一地各式各样的上百只鞋子，可以想见人们是多么慌乱，那浓烈的人肉焦糊气味在多年之后依然弥漫在我的每一根骨髓里，挥之不去。1997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决定炸掉友谊馆，在原址上修建人民广场，丰富油城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件事在全市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各有理由。而在那之前的近三年间，发生火灾后的友谊馆就那样沉默、孤独地在市中心伫立，书写着一段难忘的历史。后来位于市中心的友谊馆被爆破炸平，只留下前门和几根大柱子并且开成了西餐厅。如今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文字说明，只有据说是一盏代表一个亡灵的300多盏路灯静静伫立，每到晚上就散发出幽暗的光芒。而我从前的战友们也还都在经常狂风肆虐的城市里继续战斗着，保卫一方平安。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甜，在梦里我又回到了刑侦一线，和战友们一起勘察现场，风雪中穿着警服的我格外动人。

　　大火发生后不久，在克拉玛依因为善后工作处理事宜，死难者、受伤者亲属和市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缅怀死者,表达对政府处理该事件不力的抗议，很多死难者家属陆陆续续把孩子照片，生平简介自发摆放(悬挂)在克市第二大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并且连续长达几十天静坐示威。白花、挂着黑纱照片中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很多人自发书写的挽联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心显得那样突兀刺眼，其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性质的展览。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人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这种情况在国内好像成了一个惯例。那是一段特殊的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让我始终热血沸腾。白天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上班工作，执行公务。业余时间，脱掉警服，我会和家人一起来到事发现场仔细观看每一张死者的照片，了解他们活着时候的情况，观看那些悲痛欲绝的父亲母亲，他们已经被这场灾难折磨得不人不鬼了。我深刻地同情他们。我也曾经在树上为他们亲手挂上自己制作的小白花。　　
　　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说,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让领导同志们先走!这个说法至今为止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答复,但却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默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死的都是孩子们、老师们以及外地来克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女音乐教师本已跑了出来,在通知完附近人们赶快救火后又端着水盆跑进火场,她的学生还在里面。这次她再也没有出来。一名年迈的女教师,四肢伸展死在火中,她身下是自己班中几个学生,在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班主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炙热的火舌。而我们的领导同志却没有丝毫犹豫先走了，他们的生命难道更珍贵些？为何有了灾难时他们竟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而只顾自己逃命?甚至是踏着孩子们的鲜血。很多人愿意出来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这个并不重要。我一位好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自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每一个人。正义永远在大多数人心中。

　　六

　　在克市的历史上，12月8日形同灾难的代名词。克市两个最惨烈的日子都属于这个表面祥和的12月8日。1994年12月8日，克市发生了那场震惊全球的世纪大火，325条生命在一瞬间丧身火海，这其中更有288位是豆蔻年华的孩子们。5年后的1999年12月8日，克市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惨烈死亡人数最多的杀人案件，身为某沙场老板的朱连聚一家三代四口人在一天之间被几名罪犯残忍杀害。这都是克市冬季中最寒冷的日子，而人们的心比冰天雪地更加寒冷。我有幸亲身参与了前一个事件处理的全过程和后一个案件整个侦破工作。从那天起，克市很多人家改变了沿革已久逢双吉利日子举行婚礼的习惯。他们害怕这个日子，这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痛。那碰巧也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多年以后，不期然想起这个日子，我的心依然凛冽无比。我曾经给作家潘军讲起这场从天而降的大火，很多的画面从我的心底叠然而出，画面的颜色无一例外全是艳丽的红和死气的黑。那一晚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肿了双眼。更多的时候我会刻意从记忆深处抹去这一页。

　　那个阴冷的黄昏，克市看起来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一贯多雪的这个西北油城入冬以来竟然一直没有下雪，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年一进十月底，可以和东北冰城哈尔滨相媲美的克拉玛依就早已是雪花飘飘，一派北国风光。所以，人们从心底深处都在期盼一场从天而至的瑞雪滋润自己。随着城市的干燥，人们的心也在干燥起来。悲剧就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事先没有一丝预兆。

　　经克拉玛依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调查：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友谊馆的特大火灾系一起重大责任事故罪。据此中级法院对有关责任人一审判决如下：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阿不来提•卡德尔，陈惠群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努斯拉提.玉素甫江、刘竹英各被判有期徒刑5年；赵兰秀(副市长)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岳霖(市工会副主席)、况丽(市教委副主任)、孙勇、赵忠铮、朱明龙各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赵征犯玩忽职守罪，但是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分。一审判决后，除赵征外，其余被告均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1995年10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对此次特大火灾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撤销谢宏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兼安全委员会主任、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副书记职务，并建议自治区人大罢免其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克拉玛依市委书记兼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唐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其他一些各级领导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据我所知，几年前，进了监狱的肇事者们都已陆续出狱，这里面也有我的熟人。相互偶尔在街头碰面，双方都略带尴尬的苦笑不知说些什么。因为这场火灾，他们人生轨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然间从高高在上的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阶下囚，落差太大。工作没有了，职务不在了，有的家也散了，只留下疲惫的身躯和一颗苍凉的心。有人就此一蹶不振，有的人正在重新开始，也有的人从此永远在这个城市中消失了。这一切到底是谁之罪呢？

　　2004年末，印度洋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导致海啸，波及了很多国家，后果极其惨烈。截至2005年1月24日，这次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3万，另有许多失踪者没有下落，整个世界都在恸哭，据说地球也偏离了原先的轨迹。继先前已给的援助，中国政府又数次向各受灾国继续捐出巨款和物资赞助，我也代表家人去社区捐上了一份爱心，世界本就是一个大的村落，我们必须伸出自己的双手。这样的天灾人类无法避免，只能被动接受付出代价。在唏嘘这场世纪灾难带给人类的毁灭性打击时，我们无法不更加珍爱生命。历史长河中的生命渺小庸碌，风过无痕，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却至高无上，值得尊重。

　　“12.8”火灾这样的人祸我们本来可以防患于未然，用责任去杜绝惨剧,这是使命。我们设想：假如事先电工检查了肇事的照明灯，纱幕就不会起火；假如当时所有的安全门都打开着，人们就能够及时逃生；假如消防队员能够更早砸开密闭的大门，就能让已经跑到门边的人员获救；假如领导者有更多的责任心，不搞形式，切合实际地做工作……再多的假如都已经没有了意义，逝去的生命不会再来，只有我们这些无干的人在这里缅怀他们，但愿他们冤死的灵魂能够感知到这遥远的祝福。前两天在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克拉玛依市GDP人均值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超越了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我为这个遥远而美丽的西部小城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效益而感到高兴，那是他们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同时我也想知道，假如克位玛依再有一次类似于“12.8”事件的重演，我将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1994年月12月9日，大火发生后的第二天，干燥了一个冬季的克拉玛依经过一个漫长夜晚惨痛之后，飘飘洒洒下了一场淋漓尽致的大雪，并且持续了整整三天。在为死难者出殡送葬时，悲伤的人们倾巢出动，车队排了足足有二十多公里，许多棺材都是连夜赶制的，油漆还没有干透。但亲人们还是希望死者能够尽快入土为安，这是他们目前能做的唯一的事情。这是一场迟来的大雪，恍然之间，我泪眼婆娑的眼前被白布裹住的几百具尸体幻化成了无数翩然的蝴蝶，白色蝴蝶在白色雪花中漫天飞舞，动人而凄美。这个场景，多年来无数次出现在我记忆的画面上，那是我抹不去的痛。尽管这样，我依然喜欢每一个多雪的冬季

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四名幸存师生的十年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但愿日历上能永远抹去1994年12月8日。然而，记忆深处已永远铭刻下了无情的那一天。

　　1994年12月8日下午6时10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布条忽然落在796名师生和干部面前。刹那间，火势蔓延，灯光熄灭，烈焰毒烟无情地扑向了那些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

　　1小时后，一车又一车的遇难者被运进了殡仪馆，一批又一批的受伤者被送进了医院。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名老师、干部，留下了130多名被烧成重残的幸存者和300多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今年已是悲剧发生后的第10个年头，当年的幸存者中有的已经康复，有的仍在进行治疗。当年受伤的孩子们，如今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是大多数康复者如今面对的最大的坎。而治疗者担心的是能否争取到有限的出自治区治疗名额，因为从去年开始，原本完全放开的出自治区看病开始有了名额限制。

　　晨报特派记者日前走进了克拉玛依，走进北京西下庄的整形医院，记者经过近一周的采访，感受伤逝10年的这座城市、这批幸存者、这些家庭。

　　友谊馆变成人民广场

　　一盏路灯代表一个亡灵

　　当年遭受大火的友谊馆，已在克拉玛依的地图上永远消失。当记者来到友谊馆旧址时，发现那里已建成一个广场，取名为“人民广场”。当年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惟有原来的前门刷白后还竖立在那里。门很高，大约有10多米，在偌大一个广场上独自兀立。在这座繁忙的城市中，这里显得有些孤寂，偶尔从广场中间穿行的市民也显得步履匆匆。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介绍，广场始建于1997年4月。当时火灾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友谊馆所在的位置仍然是一片灰烬，由于友谊馆地处市中心，所以有关部门提出了在原址上修建一个广场的建议。按照计划，友谊馆内的建筑将被全部炸掉，但是很多市民提出了抗议，他们强烈要求保留友谊馆的前门，于是友谊馆的前门经过整修与刷白被保留了下来，友谊馆其它的地方全部被炸平。

　　如今的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或许没有人愿意再用任何方式来提醒自己这里曾有325人丧生、130多人变成了残疾。但对于经历过那场火灾的人来说，是如何也忘不掉的。

　　住在广场附近的市民赵振华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目睹了那场火灾。他说：“那段日子，空气中都是浓烟的味道，我几天都没吃进饭，连着5天，夜夜都做噩梦！”

　　如今，火灾已经过去10年了，友谊馆也变成了广场，但赵振华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广场上依然很少有人散步。大家都说，那里有300多盏路灯，每一盏路灯就代表着一个亡灵，所以到了晚上，广场上更是见不到人影。”

　　小西湖墓地静悄悄

　　无人打扰长眠的孩子们

　　克拉玛依并不大，人口30多万。1994年那场大火的阴影仍旧笼罩着这里，甚至每个在街上走动的市民都能讲出一段当年悲惨的故事，而故事的最后也总会落到小西湖墓地，因为当年的遇难者几乎全部被葬到了那里。

　　克拉玛依向西约5公里，就到了小西湖墓地。墓地的四周是凸起的戈壁山头，寸草不生。这里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一座座坟墓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墓地东北面独辟一处，几百座坟墓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每个墓碑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保存得很好，当年孩子的稚嫩依旧，当年孩子的笑容依旧。很多孩子的坟前插满了假花，在这严寒的冬季鲜艳依旧。

　　看墓的老伯对记者说：“前几年，每到12月8日，就有几百人一起来祭奠。现在祭奠的人渐渐少了，很多家庭已经生了第二胎。时间这么久了，伤痛总要过去的。”他还介绍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还是没有人把新坟埋在这些孩子周围。这里是那些孩子们的天地。”

　　幸存者之一·工作让她复活

　　大火只改变了她的面容

　　她是第一个重返岗位的克拉玛依火灾幸存者，长长的直发是假发，还染成了流行的浅黄色。“除了大火留下的受伤的面孔，我现在已经与常人差不多了！”这是王雪源在电话中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事发当时，32岁的王雪源是克拉玛依第八小学的教导处主任，是该校学生的领队。那一刻，当王雪源左手抱着衣服、右手推着前面的孩子冲下舞台时，四周已经被大火包围。王雪源一头扎倒在地，左手压在了身下，右手还在推前面逃跑的孩子，大火覆盖了她的身体。

　　10年后的她，从教导主任变成了党委副书记，还是同一个学校，只是面对着不同的学生和镜子里完全不同的自己。

　　晚上7时，克拉玛依气温已是零下20摄氏度，第八小学的大部分老师已经下班回家。在王雪源的办公室内，她那张布满伤疤的脸突然抽动几下，疯狂地摇起头，身体也颤动起来，并向记者连连摆手，提起当年孩子们被烧死、烧伤的情景，她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王雪源在办公桌上趴了大约3分钟，情绪才稳定下来，然后抬起头，用白皙、修长的左手整理了一下满头的假发。她的右手没有一个手指，像一根干枯的树枝，还在微微哆嗦着，疤连疤的手掌上能分清的只是5个长着老茧的肉瘤。王雪源说：“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去治疗我身上的伤口，小手术已不计其数，大手术就有30多次。”恢复了平静的她轻描淡写地说道：“每次大手术都是剥皮抽筋的疼痛。”

　　“但现在我已经重新活过来了！”王雪源自豪地表示。2000年8月份，王雪源重新回到了第八小学，并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用右手的虎口夹笔写字。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走进来的赵老师说道：“当时我们看到王老师那张陌生的面孔时，不是恐惧，而是由衷地佩服。当然也带有一点不理解，都这样子了，何苦呢？”王雪源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现在这些同事经常跟我开玩笑，我们相处得很好。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重新找回了生存的意义。”

　　此时记者才注意到她的假发。“前几天才染的，大家都说我的假发太黑了。现在孩子们都说我的头发很漂亮。”王雪源称学校里的孩子都能接受她，因为在进这个学校前，孩子的父母早已向他们讲述了她的故事。也有不明白的孩子偷偷跑来问：“王老师，你的脸怎么了？”王雪源有时会开玩笑地说：“我小时候不听话，玩火烧的啊！你可要听话！”

　　幸存者之二·男孩不哭

　　歌声比哭声更让人心碎

　　他的头发已经被烧光，脸上的皮已经被烧掉，他的小手被烧得像木炭，全褪了皮。他从大火中站起来，独自走上前来营救的一辆面包车，一声没哭。那一年，他10岁。

　　麻醉剂渐渐失去药力，剧烈的疼痛慢慢袭来。由于被全身麻醉后不能喝水，父亲用棉花球沾了水，涂在他萎缩的唇上。他仍然没有流下一滴泪。那一年，他11岁。

　　他哭了，号啕大哭，那一年他20岁。因为，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坐在记者面前的李翔已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当年李翔住进医院后，10根手指都被切除了，因头盖骨烧伤严重，表层也被刮掉，戴了假发。

　　10年前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和许多同学一样，10岁的李翔正坐在友谊馆第十排的观众席上等着看节目，可他的班主任突然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快跑。很快，到处都是逃命的人。浓烟已经笼罩过来，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同学们的一声声惨叫。但李翔没有哭，他摸索着逃了出来。

　　1995年的一天，北京某医院。李翔被全身麻醉后，医生给他的双耳和双手做了一次彻底的手术。手术后，李翔被送进麻醉恢复室里。看着年仅11岁的儿子牙关咬得越来越紧，父亲李聪知道麻醉剂的药力要过去了。儿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就是没有流出来。

　　李聪看了心疼，自己倒是先哭出声：“孩子！疼，你就哭吧！别硬撑啦！”倔强的李翔牙关咬得更紧了，硬没有哭出声。已经泣不成声的李聪哀求道：“孩子，你不哭，那就唱首歌吧！”孩子终于张开了嘴巴，歌声在空荡荡的恢复室里回荡，但那歌声比哭声更让人心碎。已经上了年纪的李聪在复述这件往事时，还禁不住哭出声来。

　　经过两年左右的治疗，李翔基本痊愈了。虽然这期间他坚持每天看两小时的书，但重返校园还是有困难，因为他的十指已经被切除。在李翔的要求下，他的虎口被切开，他要练习拿笔。

　　李翔最终回到了学校，并直接升入初三。聪明的他不但跟上了学习进程，还一直把在班级中领先的成绩保持到了高三，最终考上了四川大学。“拿到通知书时，李翔突然痛哭起来，哭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把他妈给吓坏了！”李聪看着儿子，笑得很温柔。

　　李翔说：“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我的脸和手，都有点害怕。”但凭着热情的性格和在足球场上高超的技术，他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

　　幸存者之三·与大学擦肩

　　她总把自己关进房

　　“我终身不嫁！”时常对父母大吼大叫的她，却是最“漂亮”的幸存者，因为她有着一副完好无损的面容。

　　记者来到胡萍家中，她正好在家。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父亲胡好贤介绍说：“她从不见生人的，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她也是不出来见客。”

　　胡好贤拿出了一些胡萍烧伤后的照片，照片上的胡萍面容完好无损，只是十指变得残缺不齐，后脑勺一根头发也没有。胡好贤说：“当时她用双手捂住了脸，脸保住了，双手却全废了，为了给双手植皮，她的大腿已经伤痕累累。”经历了近10年的治疗与锻炼，现在胡萍的双手已经能够拿起较轻的物品，但一旦划破，伤口就无法愈合，必须住院治疗。

　　现在，22岁的胡萍是克拉玛依一个保健站的收费员，但按照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她自己的成绩，她完全有机会成为一名大学生。胡好贤拿出了一张“新疆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忆了胡萍没有上成大学的经过。

　　2000年9月，胡好贤和女儿胡萍拿着新疆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乌鲁木齐。就在前往医科大学的班车上，意外发生了，胡萍全身哆嗦，脸色发白，还不停呕吐。等车子到达医科大学，胡好贤马上把胡萍扶进了传达室。胡萍改变了主意：“爸！我怕，我不上了。”胡好贤知道，自从女儿烧伤后，一看到血就呕吐，一见到医生就害怕，到医科大学上学更是难为孩子了。于是父女俩又回到了克拉玛依。

　　次年，胡好贤害怕孩子在家里憋坏了，就让她到保健站上班。已经3年多过去了，但胡萍在单位里却总是沉默寡言，不愿意与同事说话。回到家里，也是一般不肯说话，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屋里。“她都22岁啦！这样下去，找个婆家也难啊！”胡好贤的老伴叹气道。

　　胡好贤看了看女儿的房间，接着压低声音说道：“现在她的脾气越来越大了，我和她妈都得躲着她。”63岁的胡好贤说到女儿的未来，禁不住老泪纵横。老伴也轻轻地擦拭起眼泪，老两口不知道为此已经哭过了多少回。

幸存者之四·长年整形

　　哥哥有张平常的脸

　　5岁的杨望(化名)从小一直和来自克拉玛依的父母生活在北京，因为在北京某家整形医院里，躺着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受伤、比他整整年长12岁的亲哥哥。杨望只见过毁容后的哥哥，所以在他脑海中根本没有长相可怕和火灾的概念。

　　在北京近西山的某整形医院，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一对母子出入，年近40岁的母亲，牵着活蹦乱跳的5岁儿子。这个5岁的小家伙，叫杨望，是这家整形医院里人见人爱的小天使。

　　记者第一次见到杨望，是在南楼某层唇裂整形中心主治医师办公室里，小家伙正爬在凳子上给值班的医生、护士唱歌。

　　记者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叫杨能(化名)的19岁小伙，10年前，他在克拉玛依火灾中被烧成了重残。这些年，他一直都在这家医院看病。只是，在事先的电话中，杨能和他的父亲拒绝了记者采访的请求，而此时，病床上也未见父子俩。

　　“他是杨能的弟弟。”值班护士对前来询问的记者说。这家整形医院非常大，但杨望对这里熟悉得很，不时有路过的医生喊着“望望”，在他的小脑袋上摸一把。记者问杨望：“你为什么是北京人啊？”小家伙答道：“我在北京出生，我住在北京，当然是啊！”

　　在医院的食堂，记者看到了杨望和杨能的妈妈朱秀兰(化名)，一见妈妈，杨望一头钻进了母亲的怀里。朱秀兰告诉记者，杨望出生在北京，比杨能小12岁。从1995年开始，杨能就来到这家指定的医院看病，为了照顾儿子，他们夫妻俩也来到北京，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房子。这些年来，他们只回去过两次。

　　朱秀兰似乎并不愿意过多提到大儿子杨能受伤的经过，只是简单地告诉记者，杨能全身超过90%的面积烧伤，受伤第一年里做过30多次手术，说这些话时，眼泪不停地流出。

　　“因为政策允许，1999年我们在北京生了望望，望望的出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希望。”朱秀兰告诉记者，望望只见过毁容后的哥哥，所以在他脑海中根本没有长相可怕和火灾的概念，全家人也都极不愿意在他的面前多谈火灾的事。杨望只回过一次克拉玛依，所以没有什么印象。

　　“我们马上要回克拉玛依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望望能不能适应家乡的生活。”朱秀兰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那儿开始控制来北京看病的人数了，等能能春节最后一次手术做好，我们就回去，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望望又不是北京户口，我们也没有钱让他在北京借读。虽然他爸很希望小家伙能在北京上小学，医院里的医生也答应尽量找关系，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幸存者担忧

　　与亡者相比，幸存者有幸与不幸

　　通过对这4个幸存者家庭的个案采访和对数十户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的综合采访，记者仍然感受到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两大担忧，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不置可否。

　　外出治病开始限制名额

　　记者了解到，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对受伤者许诺承担终身治疗费。于是，从1995年开始，大多数的受伤者都在北京近西山的某个大型整形医院进行治疗。

　　原先，一切治疗费用都是由相关部门与北京医院直接结算，无需受伤者承担，也不用个人先垫付。

　　可是在采访中，很多人向记者反映，从去年开始，去外省市看病的名额开始限制。限制的原因是，希望能够把北京的医生请到克拉玛依来治病，这样在开销总量上可以下降。限制的方式，是将医疗费采用个人垫付的形式，什么时候报销和能报多少至今并未有明确说法。

　　而据记者在北京某整形医院实际了解的情况是，前几年，在该院治疗的克拉玛依大火受伤者还有30多名，目前只有4人，其中1人还未住院治疗。

　　受伤学生大多已到婚嫁时

　　现在，那些受伤者有的已经医治好了身上的伤口，但多数当年的受伤者仍不得不独自舔舐受伤的心灵。

　　由于当年受伤的多数是些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眼前的婚姻问题成了他们面前最大的坎。即使有几个幸运者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仍然很多。

　　李江，在当年火灾中受过伤，但聪明能干的他赢得了一位女孩的芳心，对方没有计较他的相貌，他们的恋爱关系整整保持了两年多。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女方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现在李江谁也不想见，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内。

　　据了解，这批在当年受伤的孩子中有一个在去年结婚了，但婚后生活并不和睦，目前两人正在闹离婚

克拉玛依大火
 
这几天很奇怪
克拉玛依市广场那荧荧的灯光总在眼前浮现
偶在克拉玛市呆了不足100个日夜，但每一天至少要从这广场路过两次，回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那广场上的点点灯火已在我记忆深处，如今它却被唤醒。
一查日期
原来，还有几天就是那场断绝323条人命的克拉玛依大火十二周年祭，随这场大火而去的是288名天真可爱又美丽的中小学生。如今，那场火灾的发生地已变成广场，广场上的每一盏灯光为死去的师生续燃着……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的验收团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有人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好明天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40多名在场的教师，有36位遇难，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而那些在场离火源最近，离逃生最远的20几个副处级以上官员们，“奇迹”地无—人伤亡！
 
十二年后人们还是那样注重级别，上车等领导先上，参观请领导先行，领导们已习惯了一切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