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擎：杨振宁就是中国教育的一只报喜鸟

    杨振宁又吹起了报喜的号子。在一场针对东南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而且“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10月31日《现代快报》)

　　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从前年杨振宁为清华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开始，以后的大大小小场合，他都要对中国教育报一次喜。一个诺奖获得者以独特的视角认可中国教育的成功，起初很能给人信心，这说明咱们的教育还是有奔头的。不过听得多了，耳朵也会觉得难受，甚至担心，这个人怎么尽说好话，难道在他眼里，中国教育就一点弊病都没有了吗？

　　没回归清华之前，杨振宁还是很令人敬佩的，不过现在想来杨振宁说话也蛮吓人。且看杨君语录。“我认为，清华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清华本科生的平均程度比哈佛高。”杨振宁在第六届“21世纪的计算”国际学术会议中这样表示。“我相信十年内会有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比较有希望的两个人是简悦盛和徐立之。二十年内，中国大陆学者也有望问鼎诺贝尔奖。”上海交大演讲中，杨振宁也这样表示。到目前为止，记不清杨振宁已经报了多少喜了，不过他的本质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很成功。

　　普通民众并非都是“爱听好话的皇帝”，杨振宁给中国教育大唱赞歌其实早已行而不远。教育部早就承认中国的教育改革并不成功，中国教育的成功与否并不局限于横向的中西教育形式的对比上，而是涉及各种复杂的公平问题。杨振宁用简单的评价语言表达看法，这跟教育部门的宣传官员有何分别，一个物理学家的独立性何在，见解性又何在？

　　一个人半遮半掩地与公众保持一段距离，那种感觉是最好的。把媒体当作自己的传声筒，或者说媒体无意中充当了名人的传声筒，不仅其个人形象要大打折扣，就连其学术成就也可能遭人质疑。杨振宁为中国教育说了这么多好话，中国普通百姓也并没有领情，这几年，有这么多学生想往外校跑，恐怕不尽是见见世面的心理使然，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人有亲身感触。一个有着严谨思维方式的物理学家表达如此不符合实情的教育结论，只会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要知道如今在互联网上输入杨振宁的名字，各种质疑声浪可绝不像和风细雨般绵绵无力。

　　足球世界里有一个“贝大嘴”，众人皆知。我的意思是除了他早年足球所积累的声名外，人们现在对他的认识更加多元了，至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只堪佩服的人。人们有时会愤怒地骂道“贝利这只乌鸦”，贝利就是一个“小丑预言家”。一个人过于忘情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招致的就是这种结局，这虽然说不上是一种人生悲哀，但因为自己的忘情而导致大众心理的抵触情绪，做的岂不是无用功？足球的归足球，小丑的归小丑，人们不再因足球而抬高贝利，也不因小丑而贬损贝利，这种综合的价值判断使得社会再也没有所谓的圣人。

　　杨振宁正在丧失他的学术神秘感和人文亲近感。如果把杨振宁与李政道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依照流行说法，杨振宁正在往“科学超男”的方向发展，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重新开辟了一个叫作“中国教育成功学”的领域，如果有出专著的想法，大部分人会建议他将名字定为《杨振宁品教育》。李政道在干些什么，除了偶然看到他出席物理学领域的专业会议，几乎看不到他对中国教育发表看法，也看不到他对中国其他问题作的主观评论，一个严谨的物理学家追随了自己所忠于的信仰，不能不令人钦佩。同为诺奖得主，二人的差别至巨令人咋舌。

　　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肯定地说杨振宁就是中国教育的一只报喜鸟。喜当然可以报，关键是报的准才好。
 
 

杨振宁又“一语惊人”，可信吗？
 
　 人民网　李先梓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已经让中国人自豪了几十年了。暮年回国的杨振宁凭着他的名望更是一次次地发表让中国人“自豪”的观点言论。如：“清华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清华本科生的平均程度比哈佛高”；“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二十年内，中国大陆学者有望问鼎诺贝尔奖”。30日，杨振宁博士在东南大学发表演讲，又让中国人自豪了一下子：杨博士在回答学生的提问“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时说，“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即使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其对美国的贡献竟然也落后于中国的大学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为我们的大学感到自豪吗？只是这种自豪感，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是那些一向被国人广泛诟病的中国大学吗？

　　且看杨博士是怎样阐述这一观点的：因为中国发展起步迟，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大，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对中国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而美国发展已经处于稳定期，因此美国高校贡献的重要性不能和中国相比。可是，杨博士忘记了一点：美国发展的稳定期，正是高校贡献的结果，没有美国高校培养出来的各种顶尖人才，美国不会出现目前的这种稳定局面。就是说，美国高校对美国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样非常巨大，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基数低，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就得出“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的贡献远远超出美国高校”的结论。何况，现阶段稳定发展的美国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怎见得就比中国少？美国的大学生就业率之高，是全球有目共睹的，美国大学对于美国的贡献，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博士何以得出这种结论的呢？

　　中国本土科学家至今无人获诺贝尔奖，这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痛，并由此而引起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批判，但杨博士的分析仍然让中国人产生出莫名的自豪感：中国很多学者的科研非常成功；中国对科技的投入还远远不能和美国等国家相比，相差很多，云云。言外之意，中国大学教育本无体制之弊，只要中国投入足够多了，中国科学家就可获诺贝尔奖了。可是，国家投入是一个模糊概念，究竟投入多少才能达到获诺贝尔奖的程度？在一个巨资建校门、建高楼、建食堂观光电梯的大学教育体制里面，究竟有多少投入到了科研上面？在充斥着学术腐败、学术走穴等恶劣风气的大学里，究竟投入多少才算“足够”？

　　杨振宁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科学家，多次发布类似缺乏明确依据的结论，固然容易给公众舆情带来负面影响，也有违科学的严谨求实精神，有损他在公众中的大科学家形象。望杨先生三思。
 

杨振宁先生,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2006-11-01 08:41:27　 国际在线　雪里埋

 
　　10月30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来到东南大学，为大学生们作一场名为《我的生平》的演讲。在对于把“中国本土没人问鼎诺贝尔奖”归咎于“中国教育体制不对头”的观点表示“我完全不同意”之后，杨振宁再发惊人之语：“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10月31日《现代快报》）

　　在即兴演讲中口不择言、辞不达意也许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应该允许80多岁高龄的杨老偶尔犯糊涂。但是在“一直坚信”的铿锵语调下，在不仅“大于”而且“远远大于”的强烈对比之下，让人不得不认为，该观点是杨老深信不疑的，闻者也就不得不瞠目结舌。

　　当然，杨振宁评价内地大学教育的高论有其说辞。即所谓“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近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其中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而美国发展已经处于稳定期，因此美国高校贡献的重要性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在杨振宁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才缺口非常大，高校在满足社会需求上大有可为，从而具有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而美国高校的本科教育的潜力已经开发殆尽，只能在研究生教育和高端学术研究上“百尺竿头”，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即“先发优势”）也就逐渐式微。

　　杨振宁“贡献论”的信心显然来自于，中国近20年“七上八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美国经济近年来“三心二意”的慢速平稳增长。我想，他也坚信这样的理论前提，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里，杨振宁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将两种现象的相关性和因果性混为一谈。

　　不错，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毋庸质疑。“高校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8%的GDP年增长率”，在现象上也存在明显的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必然的和单向的因果逻辑吗？未必。

　　众所周知，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中，当然包含了许多的自变量因素，而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制度变迁因素可谓功不可没。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属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这个自变量，贡献成分的大小当然可以讨论，但显然不宜夸大其辞。

　　实际上，与其说是高等教育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不如说伟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远远落后于社会改革的进程，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意思大谈特谈”中国高校的社会贡献“呢？

　　至于“中国高校的社会贡献远远大于美国”根本不值辩驳。美国的综合实力和经济竞争力都明摆着，那是需要科研实力和人才资源来支撑的；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现状也是明摆着，任何一个世界名校排行榜的前一二名都言必“哈佛耶鲁”，前50名也必然是美国高校占据半壁江山。说社会贡献，你怎么比？在我看来，现在谈论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还为时过早。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逐渐消失，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得到凸显，高等教育将获得一个更大的贡献空间。这当然就迫切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体制改革，为学术自由和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土壤，迎头赶上突飞猛进的社会需求。

　　对于这一点，从美国归来的杨振宁先生应当心知肚名。令人遗憾的是，杨老却三番五次地发惊人之语，为我国的高教体制叫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决定了脑袋。可是，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显然，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杨振宁最有资格做这样一只“乌鸦”。因此，杨振宁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鹊音”吧，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杨振宁开讲 到底是妙论还是谬论？
广州日报 魏无忌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杨振宁先生说的，“中国的大学办得很成功，对社会贡献很大”，这也是杨振宁先生说的，3天前，杨振宁在上海交通大学做演讲时又说：“大陆学者20年内有望获诺贝尔奖。”

　　杨先生以83岁高龄，能不断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确有值得我们钦佩之处，但看看杨先生每次说出“惊人之语”后旁人的反应，却很不乐观。把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归咎于《易经》，不仅易学研究者不同意，很多关心中国科学史的人也都不敢苟同；至于“中国大学很成功”之说，据调查只有2.1%的网友表示认同。这次，杨先生或许是考虑到每到诺贝尔奖揭晓的10月，国人的“诺奖情结”就会被再次点燃，才应景地作出了“大陆学者20年内得诺贝尔奖”的“许诺”，而全然不顾自己有没有资格许这个愿。

　　杨先生对自己的见解每次都很坚定，却无一例外都遭到强烈的反对，其中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不想再赘述。但最让人担心的是有人会把他的话当了真。随着传媒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专家走出象牙塔，开始对社会百态乃至市井生活发布“权威指示”，在这个特殊的“百家争鸣”时代，我们就不能不看清楚，专家是在哪里说话，是以什么身份说话。

　　专家们说的话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得了别人好处就替别人张目的，像黑心的经济学家辩解奸商有理、又或“业内知名人士”诱导我们该吃什么、该用什么。以杨先生的德高望重，加上说的又都是比较大的话题，自然与这些屑小不可相提并论。但在“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上说“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在“诺奖情结”被点燃之时说“20年内大陆学者可获诺贝尔奖”，还是有点“到哪里就说哪里话”的味道，甚至有点“瞎捧场”的感觉。

　　再看杨先生以什么身份说话。他是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物理学上的造诣，想必很高，之所以说想必，因为我辈是门外汉，也不知他高到离天还有几尺几。但他对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恐怕也只是略窥门径罢了，所以“大学办得很成功”，“大陆学者获诺贝尔奖”这样的观点，恐怕谈不上是什么“专家意见”。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专家意见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指路的明灯。“尽信专家则不如无专家”，要是不弄清楚专家是在哪里说话、是以什么身份说话，一不留神就会中了专家的“毒”。至于说有些专家对本专业、本领域的东西也信口开河，其观点的“毒”也隐藏得更深，更是要特别留意。
 

杨振宁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南方社区 黄松明:
 
　　杨振宁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根据他的合作者李政道的话，他年轻的时候都已经很爱出风头。

　　但风头出在贬低中华文化上，我只有摇头叹息。杨振宁在“2004中华文化高峰论坛”上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言论不应该在那种场合中说出来，那是中华文化的论坛，与会者都是颂扬中华文化，不应该出现那种杂音。由于杨振宁是1957年和李政道一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名声很高，变成他一个人的言论压倒了与会者所有人的言论，它变成了反中华的会议。实在不该。

　　杨振宁在中国是一个客人，他还是美国籍。作为一个客人，你要尊重主人家，例如在婚宴中，主人家叫你讲话，你不能说主人的坏话。你可以选择不讲话，但礼貌上不可以说主人的坏话。

　　看杨振宁的所作所为，包括最近他和中国少女的婚事，他本来可以静静地带未婚妻到香港或美国注册结婚。但他怎样做呢？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再说。

　　中国人奉杨振宁为上宾，他是要尊重主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