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权力说真话——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祭

陈壁生

七十年前，即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停止了呼吸。从这一刻开始，除了先生自己的文字，其余与这个名字相牵连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是那面“民族魂”的旗帜，还是三个“家”的危冠，“主将”、“旗手”的华衮，抑或各种各样的中伤。惟一赋予“鲁迅”这个符号以意义的，只有那些啼血一般的文字。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王实味、胡风、萧军等一大批革命青年曾在他的感召下以笔为旗，向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像徐复观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早年曾受先生影响，而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有着顽强的体认，并由此最终走向反抗国民党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徐复观称为“鲁迅式的儒家”。

而到了“文革”后期，钦定的脸谱最终掩盖不住自由精神的天火，一批知识分子，像钱理群、林贤治，纷纷在思想的煎熬之中，从披着红皮的鲁迅文字中看到勇气和力量。造神时代终结之后，鲁迅虽然被纳入统一的教科书体系与“教授学者之流”的学术话语之中，但是，那些庞杂的术语依然掩盖不了他的文字的火光，甚至文革后出生的民间学者，像范美忠、于仲达、韩立勇等年轻人，也得以拨开政治话语的迷雾与学术话语的荆棘，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独立地认识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对当下的意义，最主要在于他的独立意志与反抗精神。他的生命存在，横亘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呼吸于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他肩住黑暗的闸门，闸门里面是压抑人性的大家族，吃人的礼教，闸门外面是不可知的未来。这种“不可知”终身蛊惑了他，即便他为夏榆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即便他在上海曾为前苏联的变化辩护过，但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希望，没有一条确定的道路。

他深味老社会、旧势力的黑暗，同时怀疑未来或有的光明，对这光明，因为其或有，而催使他如过客般前行，也因为其或无，而催使他做绝望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彻底，在于他既没有坚定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没有豪迈的启蒙理性，他始终在怀疑，在批判，在反抗———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在鲁迅这里，已经由政治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精神的层面。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左派”和“右派”，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但是，有了鲁迅，“左派”得以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坐标，正如有了写人权系列文章时期的胡适，“右派”建立起了一个坐标一样。鲁迅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这个社会纷无杂乱的问题不会有单一的解决方式，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底层的立场，向权力说真话，对权力做出批判。

七十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鲁迅那里得到精神的慰籍。在这七十年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常常显出精神的荒寒，也曾有过持续的无望。但是，他的存在，除了总是让一部分人不快，也总是让一部分人温暖。只要社会不公仍然存在，鲁迅的杂文，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只要生命依旧虚无，鲁迅的散文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灵魂；只要文学还有价值，鲁迅的小说就会一代又一代成为艺术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忘却鲁迅的理由。

来源：新快报

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徐迅雷

鲁迅是人间的大爱者。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人间大爱者为死亡所捕获。至今，已整整70年矣。70年，应是一个人一生的时光。而大先生生之涯才55年多一点，70年前的那天，是大先生生死线上的黄金分割点吗？

在纪念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是很愿意缅想那些且沉且重的问题，比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比如“鲁迅是否民族魂”，比如“鲁迅还是胡适”。先生留给这个世界那么爽朗的笑，难道我们都看不见了吗？

门里门外独彷徨，庄前庄后几沧桑。是的，沉重是肯定的。大先生要“肩住黑暗的闸门”，要知道，他那时所处的时代，可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时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是肯定的了，但是，横眉带怒之外，还有俯首含情，“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后，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似乎都对这后半句熟视无睹了，或者忘了，忘却了。其实，大先生“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当时光的通道进入21世纪，鲁迅胡适这两个名字屡屡被同时提起。鲁迅博物馆发起了“鲁迅与胡适研讨会”；学者谢泳主编的学术著作《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8月第2次印刷）出版了，作家韩石山的学术著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1版）也面世了，“鲁胡之争”的话题于是旧貌展新颜。不由自主地，“鲁迅与胡适”这一命题也纠缠了我好长时间。但这个命题具体化之后，就显影为“鲁迅胡适并行不悖”，挥之不去了。我想，上个世纪，这个世界，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中国，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名字，或者两者中失去了一个，哪将是如何可怖的情形？他们都是人间的至爱者，他们都是为死亡所捕获，这个世界没有失去他与他。幸好。

在我家，客厅与卧室皆是顶天立地壁立着的书架，这些日子为准备写一点纪念的文字，翻书时才忽然悟到：《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等等胡适书籍在我的客厅书柜，新旧两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皆在我的卧室书柜，两者恰好“背靠背”。或许当初潜意识里，一个有展示的意味、一个有珍藏的意味？前者为公众开放，后者为自我提升？前者从“面”，后者从“心”？前者尊重，后者尊敬？不完全是，但还真有一点细微区别。“鲁迅是可以放在卧室的，胡适是可以摆在客厅的，但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居室里。”我为我这个发现莞尔一笑。

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或站在胡适的立场上贬损鲁迅，或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批判胡适。这样的世界多少有点不对劲。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鲁迅的社会批判，谁说必然是冰炭水火的关系？我越来越感觉到，用一个人的多，贬损另一个人的少；用一个人的有，贬损另一个人的无；用一个人的长板，贬损另一个人的短板，都是非逻辑非理性思维。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有学者说，鲁迅精神是“药”，胡适思想是“饭”。是的，这是两条铁轨，不是对立而是并列；这是左手与右手，不是对立而是共生。用一个最简单化的形象喻之：鲁迅如拿着橡皮擦的左右，擦去误错；胡适如握着铅笔的右手，写上对的。但左手并不是不会写字，右手也并不是不会拿用橡皮擦。

有两封信电，很能说明鲁迅的情怀与胡适的思想。鲁迅的绝笔，是逝世前一天致内山完造的日文手札，译为中文是：“老版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见《鲁迅全集》第14卷403页）约会去不成，郑重地表示了歉意，而自己正在重病中。“抱歉”“拜托”“顿首”，一个若非“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此体贴他人？

同样在一个关节点上——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8月24日，胡适发电报给毛泽东（请王世杰转），于是一个近代中国史上的著名电文产生了（见《胡适文集》第7卷373页），它集中体现了胡适先生亦纯亦真的思想想法：“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势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彼时深受宪政民主熏陶的胡适，深谙“形而上”，不熟“形而下”，想不到真正“自致毁灭”的是谁，不知道中共和“我的学生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多年后方才坦承那是“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的“天真”。

因为本质相似，所以并行不悖。两位文化巨匠，都曾把触角伸向同一地方，比如当年易卜生的作品，就是经胡适、鲁迅而介绍到中国的。要看鲁迅和胡适，不能只看“形而下”，而要看看他们的“形而上”。一些“形而下”的论争毕竟是“形而下”的，而“形而上”的终极目的，他们是那样的相同，他们同样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风格不同、作法各异。其实他们最后注定是特殊途同归的，正如晚年胡适在美国对周策纵教授所说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周策纵教授则有小诗云：“铮铮铁骨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鲁迅不仅仅是“我辈人”，他是整个世界的人，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大爱者、至爱者。鲁迅是人，不是神，虽然一度被扭曲。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不久前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

时光进入到了现代文明的21世纪，我们难道连还原真实的鲁迅都做不到吗？将鲁迅“阶级斗争化”，不是鲁迅的过错，而是时代的不对。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但他最终一句“一个都不宽恕”，让这个世界对大先生产生了多少偏见。

其实，鲁迅的不宽容中有宽容；胡适的宽容中有不宽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处世无害人之心”，这当然没有错，然而，文雅宽厚的胡适先生，在“形而上”的层面，却同样一点也不宽容，譬如他是这样说政府的：“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监督他、修正他、换掉他，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这种“不宽容”，与鲁迅先生何其相似乃尔！

“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这是孙郁先生在《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中对两位智者有形象的描述。鲁迅的非常态、胡适的平常心，确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我看来，鲁迅的冷里透着暖，胡适的暖里也透着冷，一如“鲁”中有“日”，“胡”中有“月”；鲁迅是因了当下而前瞻的，胡适是因了前瞻而当下的；鲁迅因了为人生而为社会，胡适因了为社会而为人生；在思想之外，鲁迅更近于作家，胡适更近于学者——准确的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显出他的意义”。有人所思所为在当下影响大，有人所想所作被未来所用多，这都很好。根据“缺什么叫什么”的常识，“今日欢呼胡先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最缺的就是宪政民主软实力。

鲁迅胡适，表面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实道路的目的地是一个，那里有着真正的人类福祉。他们同样清晰地明白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他们只是以不同方式反对专制、拥抱自由。所以，今天不应该是“胡适还是鲁迅”，而应该是“鲁迅并且胡适”。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

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说文解道之傅国涌专栏
　　
　　这时候，难免又想到鲁迅，想到“故乡”，我甚至想，如果不是他写有一篇《故乡》，“故乡”是不是会成为我们如此熟悉的一个词？也许鲁迅太深刻了，我有时会想，他是不是有神经质，不喜欢走动，喜欢孤独地坐着抽烟，喜欢胡思乱想，喜欢玩得深沉。他留给世间的文字，确实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引发无限想象，可以无限延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可以不断地重新发现微言大义，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往往不是常识的阐发，而是文学化的，他的语言表述、思维方式、想象力都那么独特，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心境下，不同的时代，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与此相比，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就显得太浅白、太清楚、太不文学、太不哲学和太不诗意了，太没有想象、延伸、解读的空间了。我脑子里临时跳出两个词，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喝下去是会醉的，所以我们常常被鲁迅所蛊惑、所牵引、所陶醉，在他的深刻、伟大里走不出来，在他的“故乡”里走不出来，未庄、鲁镇，成为我们难以出走的“故乡”，我们都像阿Q那样为画圆不成、成了瓜子状而遗憾不已，哪怕死到临头也浑然不觉。我们都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着，实际上是内心充满恐惧，对现世、对来生。还有孔乙己、狂人、华老栓和形形色色的看客，在他们的命运中，分明有我们命运的影子。走不出老绍兴，是我们永远的悲哀。

　　鲁迅是醇香的老酒，多少年轻有梦的人都会被他醉倒，甚至醉一辈子。从政治上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去解释鲁迅显得太牵强了，说到底，他从来都不是政治中人，即使他曾加入过“左联”。他只是文学中人，他不提供道路选择，他提供的只是精神家园，那原本是他试图安顿自己的家园。当然，也可以说，他最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家园，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

　　胡适是淡淡的水，他的文字如水，他的思想如水，对一个衰亡民族来说，他的精神资源只是水，不能醉人，很多有才气的人瞧不上。因为水太一般、太普通了，他提供的仅仅是常识，是常理，是看起来那么寻常的人间价值，在他的文字中，人们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感觉。

　　酒不能喝多了，水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生活中，水比酒更重要。鲁迅自酿的酒，人们将继续喝下去；胡适的水，我们也离不开。嘲笑胡适浅薄的人，往往是被所谓的“深刻”迷住了双眼。胡适不是一个文学中人，他在文学上只有提倡之功，只是开风气之先，而无骄人的实绩，如他自己所说只是“尝试”而已。他的文字清晰、简明，没有提供无限阐释、任意延伸的可能性，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需要，也没有给人留下回味、想象的空间。

　　很久以来，我都爱读鲁迅的《野草》，那种语言、那种穿透一切的胡思乱想，那种无路可走，也要继续往下走的坚执，那种深入骨髓的焦虑，都让人动心，让人不安，让人欲罢不能、时时回望。每一次重读《野草》，似乎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体验。鲁迅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给人不安感，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充满了不稳定性。

　　胡适不同，他的世界没有那种焦虑和不安，他有一种脚踏在地上的从容和平静，过得一天就是一天，进得一寸就是一寸，哪怕在现实当中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一样可以追求自由，并且充分享受追求自由的过程、追求自由的快乐。胡适的理想包含在生活中，在日常的读书、写作、交友中，在批评、建议、挨骂中，在一点一滴的做事中。换言之，他期望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社会。所以，他始终对现实怀有一种乐观、一种希望，他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鲁迅深不见底的绝望、虚妄大不一样。

　　酒耶？水耶？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这两个人物，已经是历史给这个民族的厚待。他们所提供的是不同的精神维度，如果说鲁迅给我们精神家园、故乡的诱惑、梦的安慰，那么胡适提供的是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常识，他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作者系知名学者)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今天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本报记者专访鲁迅长孙

　　周令飞：还原活生生的鲁迅

　　对话人物·周令飞

　　周令飞有着让人羡慕的名号，也有着一份传奇的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为爱情赴台，顶着重重压力，只为做个台湾女婿，曾经一度沸沸扬扬。
 
 
关于他后来在台湾的生活也时常为人们关心。

　　周令飞现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由鲁迅家属自行成立的社团组织，以“继承保护鲁迅文化遗产，弘扬鲁迅思想精神，发展鲁迅先进文化、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为宗旨。

　　鲁迅令周令飞忙碌起来。在快到知天命之年时，外表酷似祖父的周令飞将“普及鲁迅”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在2006年，他说得最多的一个疑问句式就是“鲁迅是谁？”他试着给出答案。

　　周令飞和父亲周海婴把2006年定位为“普及鲁迅元年”。周令飞说:“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基本还原鲁迅。”

　　年轻时“躲着”鲁迅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说以前对鲁迅的描述过于概念化、战斗化，要还原有血有肉的鲁迅。那在你看来，之前鲁迅的斗士形象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周令飞(以下简称周):斗士形象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建国前，为了政治和革命的需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旗手，代表底层老百姓的声音，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检讨。那个时代需要这种战斗精神，和一种革命的文艺。

　　本来建国后，进入和平时期，有一个转变鲁迅形象的契机，应该把他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但是刚好我们国家的阶级斗争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到四人帮垮台之前……

　　记:我非常想知道，在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当时被供奉在神坛上的鲁迅——你的祖父的？

　　周:躲着呀，就是逃避了。并不是我要躲我的爷爷，而是鲁迅这个名字带给我的压力，还有大家对我异样的阳光，还有给我带来的不自由。没有办法像一个人一样，独立地随自己意愿去做很多事情。

　　记:我觉得你年轻时很逆反，和这个有关系么？

　　周:现在的小孩子对鲁迅的作品都不想读，你说他们逆反么？

　　记:你那个时候也不喜欢读？

　　周:我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孩子不喜欢读，有点不太一样。我想躲开，是因为大家都是用眼睛在盯着我，好像把我剥了皮地那样看我。用一种根本不正常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尺度来衡量我，让我不舒服。

　　“鲁迅不应被过分追捧”

　　记:从你个人的感受看，这些年来，在对鲁迅的纪念上有了哪些变化？

　　周:四人帮时代，除了读毛主席的书，只能读鲁迅的书。鲁迅的语录也经常被拿出来，作为投枪和匕首，包括评《水浒》等等，都把鲁迅拿出来说事。80年代之后，曾经有一些研究学者希望还原历史，做了一些工作。进入90年代，开始有人，比如王朔这样的人质疑鲁迅。

　　经过这几个阶段以后，鲁迅现在好像变得有点不太合时宜。和谐社会，阶级斗争被渐渐淡化，最近10年开始对鲁迅渐渐淡漠，冷处理。很有意思的事情，官方对鲁迅的纪念，相对90年代以前明显减少，而民间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则明显增多了。

　　记:有人把鲁迅和胡适看作民国时期两种不同知识分子的代表。思想界现在有种趋势，挺胡适的人越来越多了，批鲁迅的人相对过去来讲，也越来越多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过去，对胡适是过分否定，对鲁迅是过分追捧。现在大家又比较冷静来思考了，(认识到)鲁迅不应被过分追捧，而胡适也不应被过于棒杀了。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出现这种趋势。都是走到极端后的反向行为吧。比较正常。可能需要在对鲁迅和胡适有了真正客观的分析以后，两极化的评价就会归于平静。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还原那个真实的鲁迅

　　记:你从什么时候起意研究鲁迅的，年轻时就有这种想法，还是近年有什么契机促使你做这份工作？

　　周:不是研究鲁迅，是做鲁迅相关工作。我不可能去研究鲁迅，没有这个能力。毕竟我不是学文学的，也没上过大学。不可能50多岁再去上学做研究。

　　实际上从2000年到现在，我几乎都在讲同样一个事:鲁迅是谁？这几年来的命题就是这个。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走访了很多专家、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还有与鲁迅相关的学校和纪念馆。几乎没有人能像我们这样走遍……我想我们家属在这几年内比别人走的路要多。

　　记:你们家属中主要是谁在走访，你和你父亲？

　　周:对。当然，我走得多些。实际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之前关于鲁迅的纪念文章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直截了当的。萧红、萧军、唐弢，很多很多人，他们还是基本上把鲁迅当作一个人来描述。倒是解放后，过分强调了战斗性，反而忽略搁置了(人性的)这个部分。并不是说，没有过一个活生生的鲁迅。是有过一个活生生的鲁迅的，只不过这个活生生的鲁迅后来死掉了。

　　记:什么原因促使你想要还原活生生的那个鲁迅？

　　周:我脑海里渐渐显露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告诉我鲁迅不是(以前宣传的)那样子。我作为鲁迅的后代，作为文化人，应该有这个权利和责任，把我看到的提出来，与大家分享，这也是回馈吧。

　　记:你觉得鲁迅被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后，造成了哪些影响？

　　周: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几十年，我们没有对鲁迅那一代文化人生存的文化环境，以及他们的思想、精神面貌做一个梳理。

　　肯定有一段历史需要回顾，躲是躲不过的。我现在就想把以前我们忽略的、故意没有看到的部分拿出来探讨。我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一个也在从事文化的人心里的想法。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韩福东
 

社论：继承鲁迅，因为热爱而绝不放弃批判
 
    2006-10-19 10:23:1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今天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

　　一个人活过，又死去。这是一个孤独的秘密，无法解开，难以揣测，不容虚构。而我们要纪念的，不过是这样一个名字，一个连接集体感知的密码:鲁迅，一个愤怒而痛苦的人；一个以彻底绝望的方式寻找希望的人；一个否定一切绝不宽恕，但是以呐喊慰藉寂寞者的人。

　　简单地以为鲁迅是一个偏执的斗士，就忽视了他曾经在沉默与开口之间的彷徨。他懂得沉默的充实，也了解开口的空虚。他已经并非非言不可，但是他选择了因战斗而空虚。概括地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容易忘记，其实这个民族既不善于批评，也不善于接受批评，它从来不曾拥抱鲁迅的灵魂。或许，他更合适被称为“民族药”——鲁迅只是怀抱着“最坏的恶意”，把自己变成一剂医治民族灵魂的苦药。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于清醒中选择偏执、意味着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意味着以痛苦来安慰，而尤其意味着以批判来热爱。

　　关于鲁迅，可知可见的已经足够，可揣测可虚构的更是广大。在学者的不断解读与反复挖掘中，鲁迅甚至可以被归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阵营。还有人孜孜不倦地考察他的日本情结，以及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因缘、与左翼阵营的离合。这些“还原性”的解读只停留在学术讨论，因为鲁迅这个名字在大众听来，就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鲁迅的批判读起来广大而贯通，只要是可耻的，只要是卑劣的，只要是黑暗的，就是他所不能宽恕的。他不专注于任何明晰具体的政治诉求，更不在意建立具体的体制诉求。他站立于“无物之阵”，所以他才可以把整个世界当成敌人。

　　一个在符号语境中濡染的现代人，他脑海中的鲁迅，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时代。他似乎不必借由任何团体而独自光荣，因为他似乎不曾借由任何团体独自战斗。归属一个阵营就意味着放弃一块批判的领地。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因孤独而获自由，因为无所依赖而获得权力，意味着以自由的权力做纯粹而彻底的批判。

　　鲁迅不宽容，但是没有人能断言他不理解宽容，更不能说他不赞成一个宽容、多元而自由的世界。只是在他的时代，他如何能够相信，以宽容的方式就可以争取到因宽容而美好的未来？

　　即使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又怎么可以相信，没有纯粹、自由、彻底的批评，社会的污秽可以自我清洁，灵魂的疾病可以自我痊愈？体制的缺失能够自我纠正？公权的使用可以自我约束？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思想者的医治，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批评者的坚持。

　　七十年前鲁迅离开人世，这个名字从此任人评说。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鲁迅，是民族灵魂中最悲痛的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