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摩的司机陈洪VS精英学者
长沙陈洪的博客
　 “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对话”引起各方网民关注，这场论战被称为“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

　　长沙刁民陈洪，一个与众不同的网络红人，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为何如此大胆?敬请关注本报明日推出的陈洪专访，倾听其博客背后的故事。

　　“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埋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

　　“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世上谋生手段万千，但我因能力所限制而无法选择。但我也不认为跑‘摩的’的行径卑鄙。”

　　这是一段“人民大学研究生”和“黑摩的”司机的对话。48岁的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在其博客上的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了同龄人“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指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陈洪针锋相对回应———“我只认为你是一个当今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看你的书都是从屁眼里面读进去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

　　这一场“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的对话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各阶层人物的关注，被称为“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
 

博客开通两月获15万点击
　　一个“摩的”司机的博客，仅仅开了两个月，点击率竟超过15万次，评论总数三千多，日访问量近五千，这是许多大牌人物都梦寐以求的效应。里面没有抖隐私，没有脱衣秀，按陈洪自己的说法，没有“风花雪月”，也无“锦绣文章”，有的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的‘摩的’司机”的自白———《一个下岗工人谈改革》、《下岗工人的幸福生活》、《穷人没有忧伤》，以一个下岗工人、摩的司机的视角和体会说“两会”、说房价、说企改、说官民、说城管……

　　陈洪自称“长沙刁民”，在博客中，他是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中学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踏入社会头脑空空，但党和政府教会了尊重工农。生活在长沙，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已有近32年工龄，30多年全部工资收入三万元左右，年近40岁时从长沙线材制品厂被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现在下岗，拿60%的工资230元。下岗十年，打过工，经过商，也自学了电脑操作并读了大量的书籍，最后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的情况下，跑了“摩的”。一间11平方米的老式房间内搭建了7平方米的阁楼，生活空间被一张大床、两台电脑，一台冰箱及一台400元的旧复印机塞得满满的，摩托车只能摆放在门口任凭风吹雨打。

　　“摩的”司机自白引来“研究生”指责

　　很多人看了陈洪的博文，都表示不相信这是一个“摩的”司机能写出的文章，有人甚至觉得他可能是某所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体验生活。陈洪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争鸣，留言的有大学生、有公务员、有教师学者、有下岗职工、有退休老人，有人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也有人认为他“牢骚”过盛、心态不好。但真正掀起风浪的是陈洪在7月28日所写的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

　　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里，陈洪这样写道:“我们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和积累，成就了今天的一批‘达官贵人’和‘社会精英’。而我们却因年龄大，文凭低……只能成为这社会的不和谐分子———‘非法摩的营运者’。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有人说，和谐的社会应保证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但对于打工无门，失去生活来源的人而言，不跑‘摩的’，我能吃什么?”

　　更确切地说，引发这场风波的是一个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给这篇文章的回复。“郭锋”在文中称自己52岁，当过兵、当过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考上了人民大学读至研究生，现在，没有下岗的顾虑。“郭锋”表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线上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摩的’的本来用途并不是载客。你把它用来运营，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您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

　　这一言词激烈的指责立即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应，多数人站在了支持陈洪的立场。三天后，陈洪以一篇《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进行回击，文章开头就将这场对话定义在“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话———“我们因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你们是政府精英，国之栋梁，国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在自己家里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而我们下岗工人因上有老要治病，下有小要读书，所以，我们才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观点“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来反驳，“您就别再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为，我为你感到脸红，而我只有中学文凭。”

　　陈洪还提出，“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目前在思想上、认识上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条巨大的思想鸿沟已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网友支持:“摩的”司机应去人大当教授
　　这场对话在这篇“回信”的推动下，成为了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话题，引起了网民的高度关注，一时间陈洪博客的点击率直线上升。

　　网友“亦忱”专门撰文《“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陈洪这个中学生，自始至终都是在给‘人民大学’的学者上课。陈洪，这位‘中学生’真应该去‘人民大学’当教授，而郭锋这位研究生则应该去长沙当‘摩的’司机或进行‘劳动教养’。”

　　文章认为，不能说“郭锋”讲的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作为一个与陈洪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而成功出头后，坐在大学的书斋里过于严厉地谴责了陈洪的不道德，在从这一失败者与一成功者的言论中，“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社会行将解体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现象:社会断裂，即，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如何扩大为没法填平的鸿沟”。很多网民和“亦忱”一样，给予这场对话和陈洪以极高的评价。“亦忱”还称，他在陈洪所描绘的“中国底层世界里，看到了当今神州一个早已不被太阳光照到的侧面”，并认为陈洪的文章证明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李炜光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思想界的状况是，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道在民间’。”

　　陈洪遭到匿名者恐吓

　　当这场精彩的对话和相关讨论还在网上继续热传时，陈洪的博客上又发生了一件热闹的事情。原来，就在贴出《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前一天，陈洪贴了一篇《歪言戏说“黑摩的”》，里面细数了长沙市禁摩过程中市民和政府的博弈，并透露自己在湖南红网上发表有关禁摩问题的帖子也被“政府有关部门”所禁止，在天涯博客上就此事写了“5问政府”并被广为转载，两周后博客就“打不开了”。

　　而在9月17日，有匿名者在此文下回复了一张恐吓帖———“老百姓遇到什么事情难道政府没管吗?你为什么就是跟政府过不去呢?你生活不好过你不会想办法去改变吗?……我敢说你想成名，你很阴险，你利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理，达到了你要的效果，再过去你这就是造反，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公务员。要政府帮助的同时我们也要理解一下政府，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再这样你就是个罪人，你以为这样会好起来吗?不会，你的话容易刺激到在基层的老百姓知道吗?豪华的大楼是需要有稳定的基脚，哪天脚要是不稳了大楼也会倒塌，那个时候，又有多少人会饿死!当然那个罪魁祸首就是你这个大言不惭的刁民，不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博客会被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

　　这个威胁帖让网民沸腾了，几乎引起一致的反对声音。陈洪又以一篇《别恐吓我，我是公民》回击:“看看我的文章犯了多大的罪吧。并且，由您这样水平的网民代表政府对我进行威胁，只能说明我们的公务员水平太差。所以我宁可相信你不是一个政府官员。”又引来一阵叫好声。

我下岗蹬过三轮车谋生比摩的司机陈洪还要苦    [原创 2006-09-26 15:47:06 | 发表者: 博客在人间]    

     1989的秋天，我下了岗。单位经营管理不善，濒临破产倒闭的边沿。
     1987年9月，我进厂工作，正赶上荆州城南窗纱厂的最鼎盛时期。第二年，城关镇另一家不足百人的生产万向轮的小型金属加工厂与窗纱厂合并，原窗纱厂改名为金属压延厂。窗纱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一直配合得不是很融洽，两人在一起总是闹别扭。一山难容二虎。两厂合并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安排生产，而是两方的头头脑脑如何安置。最后，上面把窗纱厂的厂长调走了，窗纱厂书记任命为金属压延厂书记，另一家单位的一把手，任命为新厂的厂长。三四位表现突出的两方单位的车间主任一并提升为新厂的副厂长，各分管某个部门的工作。一时间，城南金属压延厂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官上任三把火。两厂合并，新厂有了两条生产流水线：一条生产线仍然生产铁窗纱，另一条生产线继续生产万向轮。不久压延厂领导经过讨论论证，一致通过一向决议，立即开发上马一个新产品：透明乳胶手套。厂里一方面选出一部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职工外出同类厂家学习操作技术，一方面集中所有的钳工按图纸制作生产乳胶手套的简易设备。新厂开发上马新产品的结果，首先是我由电工师傅变成了钳工学徒，其次就是工厂负债亏本裁员，以破产关门全厂玩完告终。
 木匠的基本功是划墨打眼锯木头。早年我学木匠，不知是天生手拙，还是心不在焉，我锯木板或者木头总是一能走直线，横截面是斜面。被师傅几顿臭骂之后，我一气之下炒了师傅的鱿鱼，不学了。单位开发新产品，安排我到车间做钳工，为了吃饭，不得不干。能否熟练地运用一把弓箭型的小钢锯在老虎钳上锯角铁，最见一个钳工的基本功。锯角铁不比锯木头，稍不小心，就会“嘣”地一声，一尺多长的钢锯便断成了两截。初干钳工，我不知绷断了多少钢锯条，就在我有一天想打退堂鼓，向领导反映我不会干钳工时，单位停止了对乳胶手套的生产线的再投入，我又回到了电工房。原来此时国内许多乳胶手套厂产品生产过剩，大量积压，停止了再生产，转向其它产品的开发。单位获悉这一情况，立即停止制造和引进新设备。
     但是单位已经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工程完成了一大半，只等开机生产。新产品开发半途而废，使单位负债累累，元气大伤。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单位生产的万向轮产品质量达不到用户的标准，也开始限量生产。厂里，只有铁窗纱这条生产线照常运转，免强支撑压延厂的门面。终于在1989年秋天，企业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将一部分闲余职工放假三个月回家休息待岗，何时再安排重新上岗，另行通知。我首当其冲，成了单位回家休息的待岗职工。单位一些正式职工下了岗，起初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先是跑到单位闹，凭什么要我下岗，后又跑到上级有关部门闹，最后不了了之。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我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是从农村出来的，是党校把我作为人材招来，送到单位去当合同工的，实际上跟临时工差不多，叫我下岗我就下了岗，大不了又回到老家去种地，心里压根儿没有城里那些正式工下岗以后的失落和惶恐的情绪。
     下了岗，我能在城里干什么谋生呢？干电工，我只会换换烧毁了的保险丝，只会更换安装用坏了的日光灯管。干钳工，我一不会锯，二不会锉，三不会切割，四不会焊接。搞写作靠稿费为生，文章寄出去后总是得不到报刊编辑的认可予以发表。做生意做买卖，我一无资本投入，二无精明头脑不会计算和算计。天无绝人之路。老家一位与我同龄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在城里骑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赚钱谋生，每月收入可观，不亚于我在工厂上班的工资收入。在单位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下岗的准备和出路：当一名新时代的“骆驼祥子”，在城里用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
    1989年秋的一天，我购置了一辆用旧自行车等改装的人力三轮车在城里招摇过市，从事短途运输谋生。开业的第一天，我特地在三轮车车蓬两侧内壁上写了一副对联：
     车小可运四面八方货
     力微能载三教九流客
 
     城区大量的人力三轮车辆没有到城关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三轮车在城里从事短途运输，属于非法经营。我买的一辆旧三轮车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我想遵纪守法，正正当当做生意，却没有遵纪守法的资格和权利。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我的户口还在农村。有关部门只给当地常住人口办理三轮车的登记手续。每每遇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开着汽车到街道上突击收缴没有牌照的黑户三轮车辆，我们便闻风而逃，拼命似地把车子骑到一些小街小巷中去，以逃避车子被没收装进大卡车的命运。搜查风声紧的日子，我便昼伏夜出，或者干脆闭门不出，待管理人员稍稍有些松懈时候，我象小偷似的骑着三轮车出来做生意。
     一个雨夜里，十点多钟光景，我骑着三轮车赶到城关长途汽车站，正好有一班由省城开来的客车到了站。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径直朝我走来，上了我的人力三轮车子。我把顾客送到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客人爽快地付给了我伍圆钱的力资费。 。
     按行情，给三块钱就够了。人家是大老板，上车不问价钱，他愿意给五块，我心怀感激（只差点头哈腰，千恩万谢了），伸手接过钱揣进了腰包。沦落到世俗的环境，人就容易被环境左右同化甚至麻木，变得市侩和世俗。
     我得了五块钱，骑车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小区里走出来两个小青年先后爬上了我的三轮车。其中有一个小青年头上缠绕了一圈白纱绷带，就象是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直觉告诉我，此二人并非善类。我对他们说，我要回家了，你们另外找车吧！伤病员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走不走？！语气声调充满了威胁和威逼。
     好汉不吃眼前亏。与他们硬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夜深人静，我一人难敌二人。我顺从地问两位去哪里。他们说，去红门路。我把他们送到红门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大转盘前，停下了车。他们不肯下车，叫我直着骑。我问到底去哪里，他们说去岑河。岑河是下面的一个小集镇，距城关有数十公里的路程。城关一短途车站每日早上六时到夜里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班车去岑河镇。深更半夜，两个逃兵似的鸟人，不坐班车，偏要坐我的人力三轮车赶往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不简直就是要人的命吗？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强硬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我的语气却可怜巴巴：哥们，我要回家休息了，你们还是搭班车去岑河吧，我不收你们的钱行了吧。两个鸟人下了车，走到我跟前，朝我看了看，伤病员说道：哥们，没烟抽了，给几个烟钱吧。我一听急了，我说你们也该讲讲良心吧！我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收钱就够哥们的了。我一个踩三轮车的，哪里有什么钱呢？的确，我身上钱不多。白天挣的钱，吃晚饭时，都放在住处了。吃过晚饭再出车，身上只带了十多块准备找零的零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轻易将自己挣的血汗钱拱手交出来的。十字路口，路断人稀，红绿灯交替闪烁。两个鸟人与我默默地对峙了一会儿，忽然离开我走了。经历了这次短兵相接的战斗洗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骆驼祥子”，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的男人。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大哥刻苦读了医科大学，到荆州城里当医生，每年春节衣锦还乡，倍受亲友的恭敬，前来找大哥求医问药的八方乡亲络绎不绝。小时候，大哥给兄弟们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上人的榜样。从农村来到城里做临时工，我只有一个心愿，向大哥看齐，在城里扎根，成为一个吃国家商品粮的人。第二年，我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段的高考教育自学考试，立志自学成才，转为国家干部。心中有理想，在城里当“骆驼祥子”，我不亢不卑，不怕苦，不怕累。
     1988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第一次走进了城关一所中学的自考考场。首次只报考了两科：一科是大学公共课《政治经济学》，一科是中文系专业课《写作》。一月后，考试成绩揭晓，《政治经济学》不及格，《写作》考了63分。
     多年来，我尝试干了不知多少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获得成功，没有一件事情做得让家里人称赞佩服。首次自考两门课程，只考及格了一门《写作》，只考了63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平时我总是不被人重视甚至被家里人瞧不起，恋爱总是不能获得成功，常常扮演悲剧角色，仅仅靠自己一股顽强的自尊心撑着，我才没有被人生的艰难困苦所压倒。但是许多时候，我也常常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和彷徨，不知自己的人生出路到底在哪里。直到《写作》考了63分，获得了一纸由城关自考办颁发的中文系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书，我才真真切切的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
     自考界有一句口号叫做：60分万岁！自考揭晓，查到《写作》打了63分，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由于当年的愚顽和懈怠，没有把书读好，没能考上大学，在农村左冲右突，想搞出一点名堂来，结果事事无成，被村里人家里人笑话和轻视。现在我终于可以在内心里对自己说，我也是大学生了！当年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今我完全信心有能力通过自学考试，完成大学教育。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自考专科毕业后， 我将继续自考本科，甚至报考研究生。
 在城关当“骆驼祥子”蹬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谋生只是权益之计。
     1991年我自考中文大专毕业，获得了一纸国家承认学历的汉语言专业自考大专毕业证书。1996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插班生，1998年毕业到武汉市某中专学校任语文教师，兼校报编辑。
     1999年秋跳槽到武汉市某媒体从事文字工作至今。
 

摩的司机何以称"精英学者"为"蠢材"
2006年09月26日 来源:新华网 

　　４８岁的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因为其博客上的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了同龄人“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指责。郭锋认为：“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而陈洪则回应说：“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见９月２５日《新快报》）
　　“摩的司机”和“精英学者”各自都说了很多话，我之所以特别摘出这两句，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句代表了论辩双方各自的核心观点：在“摩的司机”看来，他们的不幸主要是社会造成的；而在“精英学者”看来，陈洪们只能怪自己。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
　　质之历史和现实，我觉得陈洪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全国有数千万“４０５０”下岗工人，他们“落伍”的原因，小而言之，应该由“国企改制”这样的政策负责；中而言之，应该由这些年来的市场化进程负责；大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私有化的浪潮也脱不了干系。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陈洪们的命运是被动的，他们是被决定者而不是决定者。
　　虽然我们不排除个别的“４０５０”下岗人员可能会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比如买彩票中了大奖，或者恰好当地领导要抓一个“下岗再就业”的典型而“发达了”，但作为一个群体，这数千万人的命运却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要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实际上是等于社会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坦率地说，这些道理并无深奥之处，但为什么能够考取“人民大学研究生”的“精英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呢？我不愿意怀疑郭锋的智力，但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从两个不同的判断出发，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认定陈洪们的不幸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那么从逻辑上说，就要寻找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加以改革；而如果我们认定陈洪们的不幸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那么对社会进行改革就是不必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想办法来适应它。郭锋正是这么主张的，他说：“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您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
　　把底层民众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身，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精英们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下岗怪你没学历，被人欺负怪你没维权意识，死于矿难则干脆怪“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总而言之都是你的错，精英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现存社会结构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在我看来，精英们这种看似绝顶聪明的做法，其实却潜伏着某种巨大的风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随时加以改革，则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有一个总爆发，届时，覆巢之下宁有完卵，精英们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伟人之所以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正是看破了精英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的通病。
　　问题在于，精英们的短视，导致他们自己的厄运固不足惜，但却往往会带累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摩的司机”陈洪对“精英学者”郭锋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诚哉斯言！痛哉斯言！（郭松民）
 

“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

文/亦忱

     一，
    我因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浏览了长沙市一位“摩的司机”陈洪设在和讯网的个人博客（注）。这得感谢一个歹徒，是他所做的坏事而给我带来的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前段时间，有一个歹徒盗用了陈洪以前注册的博客，隔三岔五以陈洪的名义来我的门户留言板中吐口水擤鼻涕，对我进行谩骂，说要给我死去的母亲和全家的女人带来“乐趣”，结果被一知情人揭穿。而我则顺着那位知情人的指引，来到了真正的陈洪博客门户。这一来，就舍不得离开了，因为，我在陈洪所描绘的中国底层世界里，看到了当今神州一个早已不被太阳光照到的侧面。

    如果陈洪不自我介绍他是下岗十余年的国企职工，我在读过他写的那些故事鲜活、义理俱佳、文采斐然、议论精当的文章后，绝对不会以为，他竟然会是蜗居在长沙市老城区里一间11平米的住房中，靠每天“非法”做两三个小时“摩的”司机弄点钱度日的城市贫民，没准会认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某所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而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体念生活。

    陈洪，这位面色憔悴，身体瘦弱的失业者，绝对是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另类和异数！我相信，任何一个没有泯灭良知的中国人，读了陈洪在他的斗室陋舍中所书写的那些孤苦无助的文字、如泣如诉的文字、把苦难包装在无法排遣的自嘲中的那些文字后，都会象我这样为之动容而为他一掬同情之泪。

    二，
    对陈洪这样的下岗工人，我太熟悉了。作为陈洪的同时代人，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早年也在工厂工作过十多年，也有一大帮师兄弟，他们几乎全与陈洪一样，在买断工龄后各自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其中，就有三位所干的正是和陈洪一样的“摩的司机”营生。

     当年，我在市委某部门工作期间，我所在的这座地级城市的公安局曾几次试图在全市城区取缔“摩的”运营，结果，均在近千名“摩的”司机的顽强抗争下，而一次又一次草草收回了取缔的命令。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我市的“摩的”司机可以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其合法运营的权利至今没有谁敢加以剥夺，他们只要每月交60元管理费即可用“摩的”载人满城乱跑。

    据我的那些当“摩的”司机的师兄弟们说，他们载客起步价为二元，比出租车的五元便宜很多，且不要象出租车主那样每月上缴千元左右的各项苛捐杂税，所以，只要不是下雨下雪的日子，他们一天10个小时左右劳作下来，一般可以收入50-80元，扣除一些费用，他们的月收入平均在1500元上下，但关键是不能出车祸。

     而陈洪所在的湖南长沙市，其“摩的”司机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了。按陈洪的说法，他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选择“摩的”司机的营生，却是偷偷摸摸干的“违法”活动，且每月只能混到600元左右糊口的钱，还要供养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其生活的拮据和凄苦可想而知。那些玩命的车手虽然可以一天10多个小时跑下来，每月弄到2000元左右，但风险却大得有时得不偿失。

     在这样窘迫的生存压力之下，陈洪居然有兴致象我一样来网上涂鸦，并把自己的博客打理得有模有样，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想必，他与我一样，也是个既清高又狂狷的人，不屑于去讨要嗟来之食。

     三，
     去年6月底，我在北京结识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炜光先生。在和他闲聊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中国目前思想界的状况是，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道在民间’”。当时，我却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在我有限接触的几个知名学者中，他们那深刻的思想和不俗的谈吐，每每令我折服。

      如今，读了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摩的”司机的文章，我绝对相信李教授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我甚至敢负责任地说，任何有脑子的人，只要读过陈洪的两三篇文章，就一定会象我一样相信，李炜光教授所说的“道在民间”的结论，就象北京大学门前的那两个石狮子一样，你用手一摸就会明白那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陈洪在他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一文中说，自己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的下岗工人，“只因年龄大，文凭低，只能成为这‘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分子——‘非法摩的营运者’”。“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我只想凭自己的辛苦，赚几个活命钱。希望每月能为在大学读书的儿子按时寄去生活费，以使他早日成为食人民俸禄的公务员，希望我的儿子不再步他老爹的后尘而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或‘城市贫民’。所以，我必须选择‘摩的’这个职业。”

    陈洪还说，自己不是古代的圣人，饿死不吃偷来之食，为了避免在“生存与道德”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目前只能选择‘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职业，因为，我已没有了选择。”

    四，
    然而，陈洪的这种无奈的谋生手段，在人民大学的学者郭峰看来，却是“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他甚至现身说法，通过比较自己的成功和陈洪的失败，这样谴责陈洪：“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摩的’的本来用途并不是载客。你把它用来运营，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你没有上三者险。我问你，如果你的一位乘客乘你的车负伤导致瘫痪，你打算如何处理？是一逃了之，还是救治到底？我相信，你会选择前者。因为，你连自己也养不活。这样一来，岂不又要让一个对你的前半生没有责任的无辜者为你的命运买单吗？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还要编出一些歪理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性。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

   说实话，当我起初读了陈洪那些浸泡着辛酸泪水，把苦难当“幸福”来咀嚼的文字时，只是对他的无奈和无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而感同深受。但是，当我读到郭峰先生对陈洪的谴责和蔑视时，也不能说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讲的没有一点道理。

   在我看来，从这一失败者与一成功者的言论中，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社会行将解体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现象：社会断裂，即，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的裂痕是如何扩大为没法填平的鸿沟。

    不错，陈洪“非法”从事摩托车载人的行当，是一种不安全的载客方式，当地政府取缔它，孤立地看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象陈洪这样的国企下岗职工，在拿了一笔数目极其有限的买断工龄款后，却被政府一脚踢给了没人再管他的社会，哪怕他即使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执政党党员，也没有哪个党支部和哪个好心肠的官员主动施舍一碗粥给他吃。

    按陈洪的说法，自己“床下插不了稻，睡房中养不得猪，城市中摆不了摊”，他用自己合法拥有的摩托车载几个客而弄点钱糊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郭峰说摩托车不安全，那汽车又安全吗？全国每年10万余人倒毙在公路上，有多少是摩托车司机呢？所以，中国一些城市以保证人民的安全为理由限制乃至禁绝摩托车上路，只能是一个好看的幌子，其作为科学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按陈洪的说法，其内在的动因是“有小汽车的人要垄断路权”，百姓们的摩托车就应该从城市的马路上消失。

    但是，遗憾的是，生活在皇城根下人民大学里的郭峰学者却对此持选择性失明的看法，他作为一个与陈洪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而成功出头后，坐在大学的书斋里过于严厉地谴责了陈洪的不道德。

    五，
    陈洪在回答这位社会精英对他的无理谴责时说：“农业社会以权力为中心，工业社会以资本为中心，信息社会以知识为中心。而目前我国经济成份是三种经济形式的混合体，如果你没有了权力，像我们下岗工人一样，赤身裸体的被推入社会，我敢说，你一天都混不下去。你说，你凭什么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因为，养尊处优的生活已使你知识老化，你也没有任何的动手能力，你已失去了自谋生路的本钱。而您目前能幸福的存活在这个世界，还得感谢‘大锅饭’。而我在十年下岗生涯中，已经受了生存考验。俺活过来了。”

    陈洪还说：“我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在谈论他与郭峰是如何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原因时说：“我们之间的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老实说，中国的工农是最能忍辱负重的阶层。我们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获得社会对我们应有的尊重。我们的财产可以送人，但我们最恨用无耻的手段来剥夺我们财富，而使我们无法生存的人。”

    陈洪在追溯导致他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说：“过去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虚假光环照耀下，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抗美援朝、支援越南、支援第三世界的外援物质难道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所生产的吗？大量的教育、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不是在我们昨天积累与创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应该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都是共和国财富大厦的奠基人和所有者。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昨天的不幸和灾难，不应全部由我们工人来买单。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在这一系列的质问之后，陈洪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对郭峰的谴责给与了有力而又堂堂正正的回击，他说：“你（指郭峰）说‘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我看你的书都是从屁眼里面读进去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

     在这封回敬人民大学学者郭峰的信的最后，陈洪说：“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政府及领导阶层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策法律、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所以，总书记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你们却以种种歪理邪论干扰和破坏党的亲民政策。应该说，少数不懂民心，不懂国情，通过炮制为已谋利的经济邪论的所谓精英阶层才是我们贫困的祸根。你们为侵占和剥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的个别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制造了理论根据。为此，你就不脸红吗？汉代大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就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穷人穷急愁苦，政府不去帮助和救济，那么穷人就‘不乐生’，‘不避死’，就自然会犯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封建社会的文人，资本主义的学者都明白的道理你都不懂，您就别再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为，我为你感到脸红，而我只有中学文凭。”

    六，
    在陈洪的博客中浏览的时候，我觉得既精彩又好笑的是，陈洪这个中学生，自始至终都是在给“人民大学”的学者上课。

    我很惊异陈洪这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摩的”司机，能说出这样精辟的话：“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当然，社会基本的政治认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但这并不是说，有些问题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如果要社会底层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程序性授权的权力。”

    我读了陈洪的那些文章后，真是感慨唏嘘。其中，一个最大的感慨是，陈洪和郭峰的角色严重错位。陈洪，这位“中学生”真应该去“人民大学”当教授，而郭峰这位研究生则应该去长沙当“摩的”司机或进行“劳动教养”。

    离开陈洪的博客门户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中国的社会断裂，真是到了快要促使整个社会秩序走向解体的边缘，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或许就在长沙市城区的某块“地上”长着，就象当年武昌那根压死满清王朝的“稻草”。

   最后，再拿长沙来说吧。这座中国著名的城市，听说前不久已经给它的交通警察居然配了冲锋枪上街执勤，并把“飞车抢夺拒捕者，当场予以击毙”的大幅标语挂上了大街。现在，通过陈洪的讲述，我基本知道了这座城市为何会陷入社会治安的泥潭：因为，它早已是一座社会断裂的城市！

     这，就是我读完陈洪那些文章后得出的惟一结论。我真希望中国高踞庙堂的大人们能抽空读读陈洪的那些短小精悍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