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工会原来很值钱
吴思博客
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五、***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人的活动。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共匪，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工会的价值更高，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关系到天下得失。
六、党派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
从理论上说，工人们集体劳动，利益高度一致，更无后顾之忧，组织成本应该低于农民。问题在于，比起资方和官府制造的凶险来，这点便利简直不值一提。
资方怕工人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便要收买工人领袖，收买不成也要事后寻机解雇，软硬兼施，不惜勾结黑白两道根除后患。官方怕工人聚众闹事，更怕异己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对付异己力量的传统策略是“首恶必办”，露头就打，关押甚至处决。这些我们都在枣庄看到了。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官家主义”[15] 体制中，资方与官方往往相互勾连。北伐军到达枣庄之前，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朱启钤——民国初年的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先后担任董事长的还有徐世昌和黎元洪这两位总统级的大佬，董监事中有周自齐、赵尔巽等6位省长部长以上的高官，军阀张勋、倪嗣冲、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北伐成功之后，钱新之担任总经理。这位金融界名流，一转身便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近似现在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在这种体制中，资本与权力私下结合，权贵们可以公私兼顾，公器私用，镇压工人特别方便。
总之，面对官商联盟，挑头者风险极大，自我牺牲的概率很高。无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是在贫下中农的行列中，甘愿为大众牺牲的圣人总是罕见的。工农大众的常用策略是：首先，尽量不当出头鸟；其次，一旦有了带头的，穷人或胆大的愿意跟着闹，中农或胆小的更倾向于搭便车。于是，在资本-官家主义的格局中，工人的低成本组织优势被抵消，代表阶级利益的自发组织难以产生，自发产生的往往是地域或江湖色彩浓重的帮会。当然我们不能抱怨中国工人阶级软弱幼稚，实在是形势太复杂，对手太强大了。
这时候，***凸显了反对党的价值。外来者承担了挑头组建工会的高风险。这些外来者信奉一套清晰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激励机制，他们不在乎资方的解雇和小恩小惠，也有办法化解、承担和补偿官府追杀的风险。这是他们的专业。在较弱的程度上，帮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有类似作用，他们之间还可能彼此竞争、合作和模仿。
***发动工人闹腾起来后，资方和官方立刻反应过来，开始争当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便控制工人运动。
中兴煤矿的资方成立了“惠工处”，以表示“自动惠工之决心，并避免直接冲突”[16]，奈何惠工处既要听老板的，又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劳资双方轻视，“逐渐加以淘汰”。国民党也派人来整顿并组建工会，这个工会确实为工人争到了一些利益。中共方面骂他们是“黄色工会”，“骗人”，“挂羊头卖狗肉”17，虽说也有道理，但站在工人立场上看，代表权的竞争格局比独家垄断好，工人可以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冒牌货。
总之，工会很值钱，秘密工会是各种工会的先驱，秘密工会更值钱。***承担了组建秘密工会的高风险，引起了代表权竞争，作为工会之母，这个反对党比各种工会的价值都要高。工人政治权利不足，正要仰仗他们带头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