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尚未做好准备

南方都市报  

　　十几年的不均衡经济增长激起了民众对公平的渴望。面对这种呼声，主流经济学家除了一再重复其教条之外，已无力提出能够缓解民众不满、引导社会实现公正的方案。正是在经济学瓦解的废墟上，法律精神逐渐走上公共舆论空间的聚光灯下。 
 

　　应当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尤其是英美法治、宪政文献大量引入，法治、宪政观念逐渐主导法律人共同体的心灵，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法学家们不再认为，法律仅仅是国家的意志，人民只有服从的份儿；法学不再只是忙于帮助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或者毫无批判地解释这些法律法规。相反，法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共识:法律的根本作用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法学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教条，形成了一种自由导向的价值追求:它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法治精神和宪政主义取向。

　　通过这种价值转换，法律人共同体得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专业群体。到了2004－2005年经济学声名扫地的时候，法律人迅速在公共空间中替代了经济学人。

　　应当说，如果人们期望一个公平、自由的未来，那么，法律人在法律之外的政治、社会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似乎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证了法律人为什么对于共和国的稳定运转十分重要。社会变革当然需要民意推动，但一旦这种民意催生了变革的意志，则法律理性就需要立刻介入，约束那种意志。否则，不受理性约束的意志不仅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反而可能带来灾难。

　　不过，在当下的中国，法律人的活动空间非常狭小。权力留给法律人的活动空间，远远小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所享有的活动空间。而在私德及职业伦理方面，法律人共同体远没有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正义守护者的形象，事实上，受到物质主义时代精神的熏染，他们自己对于正义的信仰本来就不够坚定。

　　或许可以说，尽管法学已经替代经济学成为一时之显学，但法律人共同体并没有做好充当社会领导者的知识与道德准备。这让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前景不能不有所怀疑。

　　(原载8月18日《南都周刊》，作者秋风，本报有删节，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