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挣扎中追寻生命的意义——读王少辉的《忧郁的芦苇》

苏少鑫

潮汕家乡由于历史和当局政策的原因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处于前沿地带。这样的论断特别是在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和彰显。改革开放使家乡长久的经商传统具有了现实的合法性，那曾被压抑已久的热情和激情一经释放，散发出无穷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同样是惊人的：经济特区、全国百强县（市）之一等等荣誉称号背后隐藏的代价是发展的危机——从走私、诚信问题到环境污染甚至是地方基层政府政权的稳定问题等等。对于问题存在的解释或许并不困难：现代化进程下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嬗变引起文化-精神结构的裂变的结果是精神和道德的屈从和冷漠，一切的理想和人格都变成了虚无，只有权势和金钱才是唯一的价值和生命的唯一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也不相信，因此他只有也只能在故纸堆中去寻找依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已经逐渐被挤兑到一个日益边缘化的角落，除了每日为了金钱和权势而不断奔波劳碌之外，林立于家乡的充斥着感官刺激的娱乐设施宣泄着人们由于无聊和空虚而积累过剩的荷尔蒙。或许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原因和历史根源。所以，对于家乡的所有人来说，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就是如何在这种强大的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保持足够的批判性的反省能力，以便自觉地抵御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广泛挤压和控制， 从而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精神生活保留地盘和开辟存在空间。这是人性的要求，是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的要求，同时也是本地区的现代化本身走向正当和健全的要求。因此哲人说“生命是一只脆弱的芦苇”——并且继续警示我们——“生命是会思想的芦苇”！
“芦苇”代表着人的生存状态也彰显着生命的意义！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家乡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们对这种社会变迁所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冷漠和麻木。文人们除了玩味日常的雅趣，刻画怀中的波澜，感叹无病的呻吟和对风花雪月的吟咏外，便是酒足饭饱后的无聊情绪的宣泄。各种浮躁媚俗的思想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文人们不是努力去寻求和谐和超越之途，而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失掉理想和自我的现实，进一步流于更为世俗、丑恶的东西。因此，我曾一直认为，家乡文化过多的是陈腐的恶臭而难有沁人心扉的现代气息。
但是，如果通读此书，读者们会认为我的这种论断无疑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傲慢或者至少是“一叶障目”。当然，现在我会对此深表认同并且由衷的欣喜：作者书中洋溢着令人振奋的现代气息和终极关怀！
首先，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批判反省能力以及试图寻求和谐超越之途的努力。作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不苦心经营试图“飞黄腾达”，反而身居“庙堂”而忧“江湖”之忧，这在以金钱和权势为唯一法则的家乡来说绝对是个“另类”。然而，如同作者所说的，只有“思想和寻找才是他除了睡眠之外的每日功课，知识的增长和心灵的自由在他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作者“自身的省察”。因此，这本文集是作者自己“思想的记录”。作者并没有用时髦的词语和高深的理论来进行堆砌、编造和陈说，而是真正用“服从于内心法则”的写作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告诉了我们一个更为真实的家乡、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
作为“思想纪录”，零碎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如同作者所承认的归类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作者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和透辟的思力。“死亡”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同时也是一个表征。从《生命无法离开之水》中最后渔夫悲惨的死亡到“一个到生命尽头才停止劳动的劳动者”《堂叔之死》，我们感受到了作者“记忆”深处的某种沉重，或许这也是作者之所以会觉得“忧郁”的原因。逝去的“已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然而，期盼的究竟能否归来？作者在苦苦地挣扎着！这种源于心灵深处的沉重无论作者在谈乡土人文、记忆以及时政等等时都彰显无遗，更加促人深思！
同时，作者的无奈和迫切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种无奈和迫切来源于作者对于家乡、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恨铁不成钢”的期待。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责任、信心、耐心和理性，而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去发掘它背后的微言大义，虽然一些论点难免老生常谈，但都掩盖不了作者的敏锐和良知。而作者对于宗教天堂知识来源等形而上的探讨，毋宁说是作者观察思考对象的转移，更是作者对自身及思想的生存状态反思的回归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追问的最终结果。由此，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作者的用心良苦以及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感和抱负。
在知识界仍然依附于政治这张“皮”的今天，在文化界仍然急于形成“热点”从而“渴望堕落”成为大众关注中心的今天，在作家、艺术家也纷纷疏离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群又一群靠时令散文、小品文逢场作秀的文人的今天；在潮汕仍然被视为远离文化中心的今天，在潮汕文人对社会变迁表现出惊人冷漠的今天，作者能够抑制内心物质欲望的冲动，抗拒世俗的异样眼光所带来的压力而坚守一分属于自己心灵的净土，作为末学后进，我除了向作者表示我的由衷敬佩，也祝愿少辉兄在这一条可能是比较荒凉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宽、走得更远。

王少辉：《忧郁的芦苇》，人民日报出版社

城乡结合部

——一个转型的范例

王少辉

   “城乡结合部”应当是公安部门发明的一个词汇，用来说明特定地方治安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困难。在我眼中，它就是一个社会学的词语，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在这里遭遇，打了一场拉锯战。如果借用气象学的词语来表示，“城乡结合部”就像两种气团形成的锋面，那是一种既能带来梅雨，又使人感到闷郁的天气。

1993年，我来到C市的城堡工作。城堡刚刚挂牌，C市也刚刚撤县设市。在此之前，我在P市已经工作了一年多，见识了许多牛B哄哄的农民企业家、暴发户。他们不是那种朴实的、呆头呆脑的农民，从公社时期的不务正业的游民、偷渡客到改革初期的经销员、建筑工人，到现在的包工头、三资企业主，他们的身份几经变迁。所谓农民企业家，就是无论赚了多少钱，他在文化、心理上都仍是一个农民（这里并没有褒贬的意思）。C城堡开张的那天，来了许多官员和华侨。主持仪式的官员在宣读出席此次典礼的来宾名单。有位华侨因为等了很久还没有听到他的名字，生气地坐上轿车走了，主持人拉也拉不住——对排名座次的重视，也可以看作农业文明遗传下来的心理特征之一。

C城堡所在地是个城乡结合部。此地原是一片农田，归属于一个靠近县城的村子。1990年开始，城区扩展，就把这个村子吸纳到城区里。城市化要占用农民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不知何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规定：凡是在这个村子地皮上的建筑项目，必须由这个村子里出生的包工头承建。C城堡就是这样一件作品。若干年后，城堡换了领导，不知这个规矩，在维修大楼的时候，请了另一支建筑队。有一天夜里，建筑队的所有工具都不见了。经过了解，原来是被承建大楼的包工头手下的人拿走的，保安人员不敢拦阻他们，因为保安们也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人。这件事情后来怎么解决我就不记得了，不过我听说，那时政府还没有还清包工头建城堡的钱。

发生这起事件的时候，我的知识还十分有限，解读不了事件背后的奥妙之处。我当时用比较老的视角看问题，只觉得：他们怎么敢蔑视政府的权威？在C市生活了十年之后，读过一些书，我才弄清了这些问题。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每天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一个库克船长的故事。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著有《历史之岛》一书，利用库克船长的故事研究了夏威夷人历史中的结构及转型问题。公元1779年1月17日，英国远征队船只“决心号”在库克船长带领下到达夏威夷的凯阿拉凯夸湾。库克一上岸，就在当地土著祭司护送下，进入希基奥大庙，土著们让他经历了一套精致的仪式。在这里必须略去具体细节，总之库克船长被夏威夷人当作神灵来崇拜了，他莫名其妙地被迫扮演他的角色。库克之所以被当作神灵看待，是因为他出现的时间、方位凑巧是夏威夷人的玛卡希基节、罗诺神出现的位置（凯阿拉凯夸意即“神之通道”）。在夏威夷人中，存在着一个神话—政治系谱：

罗诺神代表神圣的、陌生人（外来的他者）、曾经占有土地和女人的前任国王（被废黜的国王）；库神代表人性的（世俗的）、武士的、弑神者和（与神的妻子）私通者（现任国王）。“这是一种祈求与强夺的复杂关系，它成功地把神圣带给人类世界，又把神圣驱逐出人类领土，因而人是以一种周期性的弑神者身份生活着的；或者撇开食人俗不谈，神被那些在社会生活中与盗劫和暴力行为相当的虔敬行为从人类生存的目的中分离出来。”玛卡希基节的仪式就是重现这一神话（历史）的篡位过程。

玛卡希基节是从海边迎接罗诺神开始的，按照传说，神是坐着独木舟来的。经过23天的巡游，罗诺神回到海边的祖庙，仪式的高潮是“卡利伊”战斗，“在被神的一个党徒攻击之后，国王重新获得了他的王位。”随后两天，罗诺神像被肢解。肢解罗诺的前夜，有一个庆祝胜利的庆典——“毛洛哈”之网，祭司一声令下，巨网中的各种食物倾倒在人群中，表示人民通过征服罗诺而获得了生育力，也表示新的一年的到来。“献给罗诺的一条贡舟朝着神的故乡卡希基的方向漂流而去”。

库克从1月17日上岸，到2月4日离去，他活得好好的。因为他的来到和离去，契合一年一度的玛卡希基节中的仪式，被认为可以带来丰收，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所以人们欢迎他。他的船离开凯阿拉凯夸湾后，遭遇到一场风暴，前桅杆被折断。库克被迫折回凯阿拉凯夸湾，完成了一幕魂断夏威夷的悲剧。

库克（罗诺神）的重返引发了一场神话政治的危机。“因为不合季节的返回代表着玛卡希基政治的一种翻版，在国王庆祝胜利时把神带上岸，又将重新挑起一场关于统治权的争端。”如果此前库克的来到，被看作是一种象征仪式，并且能够给夏威夷人带来幸运的话，这一次的重返则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假戏真做：这位神明要来收复他的权力，他将侵占岛上的土地。接下来发生了土著人盗抢“决心号”上物品的事件，以及水手和土著人之间的冲突。库克船长决心把国王卡拉尼奥普当作人质押到船上。当他们走到海滩上时，库克被国王的卫士用短剑刺死。夏威夷古老的神话—政治图式从梦幻变成现实。

到此为止，我已经引用了太多的萨林斯的著作内容。库克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先驱，其命运是深具意蕴的。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库克抱着传播文明，发展贸易的理想和愿望；在第二次接触中，他的船只遭到劫掠，他采用了我们常见的“擒贼先擒王”的战术（类似的战术曾被250年前西班牙的冒险家皮萨罗运用过，他诱捕了印加国王，并以黄金作赎身费）。他既是普世主义的，也是实用主义和理性的。但夏威夷人始终按照他们的神话—政治图式来操演这次接触。库克死后，他被夏威夷人奉为神灵。若干年后，夏威夷的国王和头人们纷纷起了个英国王室的名字，显示其权力渊源之罗诺（库克）。西方文明和夏威夷文明之间形成了一个并接结构，夏威夷文明实现了转型。在这里我很容易就联想到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到的，摩西被犹太人杀死后又被奉为上帝的故事。

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就是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一个并接结构。由上而下的城市化运动与传统小农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碰撞。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在进入现代化之前，中国人并不是未开化的食人生番，而是生活在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度里；进入现代化之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主权国家，而非一块殖民地。另外，城乡结合部中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库克船长这样的外来人，而是刚刚离开这块土地不久，受过或多或少的教育，接受国家委派的公职人员（在本文的范围内，我认定现代化的推动力是国家）。国家在反抗西方文明进攻的过程中保存了主权，但在救亡过程中又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理念。所以，城乡结合部中代表城市化（现代化）一方的理念，是经过国家、省、市几级政权的过滤和修改，逐步结合地区实际的现代化理念，而非原汁原味的西方现代化理念。这些理念基本上都体现在政府的相关文件中。一般而言，国家出台什么政策法规、指示精神，省、市、县、乡都要逐级制订“实施细则”，这些“细则”中都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也结合了制订者对上一级精神的理解。最后，在具体执行的人身上，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怎么执行，也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至于怎样理解，则与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宇宙观有关。

萨林斯的理论旨在说明，即使两种异质的文化不期而遇，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这两种文化仍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去演化和调适的。在城乡结合部，出现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化的话语，另一套则是本土的、农业村社的话语，彼此之间的沟通，则需要进行迻译。因此，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的并接结构、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联结点。现代化话语每传递给农业村社一个信息，后者都会做出某种反应，但绝对不会是前者期望的那样，因为两者使用不同的逻辑规则。

与库克船长和夏威夷人一样，城乡结合部中两种文明的连接，可以是和平的方式，也可以是斗争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总体上，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相安无事；但另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始终在治安、环境卫生上问题多多。如果来之上面（外部）的政策恰好迎合了乡村一方的习惯和利益，则出现了皆大欢喜的局面，一如库克船长第一次登上夏威夷海岸时那样。如果是一项损害乡村一方的利益、或导致乡村的生活习俗出现大的变异或解体的政策，则这项政策（或行动）会遭到乡村一方的抵制，代表国家（或现代化方向）一方必须使用暴力，如强行拆迁、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这就出现了库克船长第二次登陆夏威夷海岸时的情景。

其实，乡土中国也存在一个与夏威夷十分相似的神话—政治系谱：强龙—地头蛇。龙是生活在天上或海底的，是一种外来的、强大的力量；地头蛇是一种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是一种本土的、狡猾阴毒的力量。龙拥有统治的合法性（神性），这一点没有受到什么质疑，故古代的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意味着其权力渊源于天外。但这种力量往往被看成是悬浮的、周期性的；相反，地头蛇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土势力，它没有龙的本事，但在小范围内，它的作用要比龙大。故民间才有“强龙难压地头蛇”或“山高皇帝远”等说法，实际上也指出了土地的复杂性对国家权力延伸所造成的制约。在地理学上，气候既在水平线上呈现出从热带到寒带的变化，也因高山和海洋的影响而产生变异，故而在垂直方向上，气候也会出现热带到寒带的变化。如果说太阳是地表上一切能量的源泉，那么，参差多态的地貌在吸收、转换这种能量后，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气候特征。人类社会的权力运作与此类似，它的神话起源也正好是宇宙论的。

龙是一种形而上的事物，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通向外部的惟一孔道，所以一种文化才有可能与另一种文化接轨。蛇是龙在土地上的镜像、或一种沉淀。蛇也是外来的征服者，可能是退化了的龙（正如撒旦原是天使），它是形而下的，构成每个族群或社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的一部分。在这里，不要被引入一个误区：龙与蛇是天生对立的。其实，蛇必须获得龙的授权，否则它就不具有合法性；在另一方面，它又代表本土人民与外来力量进行讨价还价，以此获得本土人民的拥戴。地头蛇在古代是以乡绅的身份出现的。乡绅可能是暴发户，也可能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官员的亲属。由于“地头蛇”一词在使用上已被赋予太多的（贬义）道德色彩，在当今社会中，笔者把它套到哪一个阶层的头上，都会立即招来抗议，虽然我的讨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但还是点到为止的好。

由于大家的心灵结构中都拥有一个神话—政治系谱，而这个系谱的特点就是认为权力来自外部（陌生人），从这一点出发，许多社会现象就可以得到解读。整个90年代，我看到不少发了财的农民企业家都会争取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当上了村委书记或村委会主任。有的买了外国护照或港澳户籍，把自己变成外商，把企业变成外资企业。还有更多私人企业挂靠在各种机关部门的名下。除了向上寻找“背景”，一些企业家还会寻找黑社会作为支持力量，白道不行行黑道。所有这一切，如果按照流行话语来解读，都会不得其要领，因为流行的话语总是道德主义的，最多表达了情感上的厌恶，却不能了解这些事件的内在逻辑。其实，这些事件都是按照那个神话—政治系谱来展开的。

城乡结合部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它就像一只蝌蚪长出了脚，尾巴却没有褪去。在使用“转型”一词时似乎应该十分谨慎，它并不是指一种文化从与另一种文化碰撞到被吞噬或同化，而是一种内在的演化。如果两种文化从源头上就是迥异的，那么，不论怎样撞击，怎样演进，两种文化都不会趋同，就像蝌蚪可以变成青蛙，但不会变成鳄鱼那样。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的面貌彼此之间是多么相似，人类的语言发音也曾相似，语言学家从世界100多种语言中选取了“男人”、“女人”、“孩子”、“洞门”、“阴门”、“手指”、“水”7个词作语源学研究，发现这些发音都相似或对应，这不是偶然的（参见户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中国人与夏威夷人有相似的神话—政治系谱，按萨林斯所言，欧洲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也存在类似的神话—政治系谱。其实，在整部世界历史中的漫长时期，野蛮的游牧民族总是负责提供统治者，而定居的农耕民族则提供臣民。在中国，从汉代到清朝，除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出身多半是流民。因此，权力来自陌生人，恐怕不是一个神话，而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如果在源头上，各民族的文化的基本结构都是类似的，那么，经历各种各样的转型之后，世界趋于大同，也不是不可能的。

也许，美国的黑人能够提供一个成功的转型例子。据说黑人的祖先是石器时代的尼格罗人种，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是石器时代的克罗马农人种。差距如此之远的两个种族的人，经过400年的融合，却共同构成了美利坚民族的主要骨干。当然，黑人与白人还是存在差别的，美国也曾被谴责存在种族歧视，但考虑到每个社区、每个家庭都存在不同性格的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别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许多年来的移民、留学，已经给文化转型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它利用了人类的学习能力，其基础则是人类拥有相近的大脑结构甚至心灵结构。主动地学习肯定比被征服来使一种文化转型要好。

（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全部出之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故乡七题       文 / 王少辉
　
 

一 、公社时期我的生活

    我的故乡位于古海湾的南部，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海，但有两处地名为证：我们的村庄南部叫“上园”，北部叫“下寮”。在我故乡的语言中，“田”与“园”两字意义不同，“田”指水田，“园”指沙质旱地。草寮、棚屋等临时建筑，多建在水边。我的祖宗在明朝时创建村寨于此。那时河流由南到北流入海湾，泥沙冲积，园地渐次形成。先人在园地处种植作物，在水边围塘养鱼和鸭子。养鱼和鸭子要有人看管，所以建有棚屋，乡下称之为“寮”。

    以上是我的猜测。历史教科书说封建社会的形成是由于铁器的出现。1971年我出生在这个村庄的时候，人们使用的工具与封建社会初期的工具没有任何不同。锄头、镰刀、犁，是基本的劳动工具，可以替代人的只有耕牛，但不多。耕牛可能是生产队最大的财产。

那时候人的收入靠给生产队干活记工分领取粮食或有关单证，除此之外，部分人能得到华侨的一点接济。整体上讲，劳动力多的家庭生活就比较好，而且因为人多力量大可以欺侮弱小者。人类因为追求平等而构建的公社，其结果就是如此。不过有一点他们算是达到了目的，就是贫富差距缩小了，很少超过一担粮食。记得当年村里的记工员自杀之后，据说留下几千元的遗产，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总之，乌龟也好，白兔也好，都没有跑多远。在中国的历史上，穷人第一次因别人跟他一样穷而产生无限的快感。

但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快感，饥饿揪住了我的肠胃，继而占有了我的思想。那时候我的最高理想不过是一碗白米饭，但能够实现的也就是红薯和稀粥，最后在某个日子里家中终于断炊了。父母让我和哥哥到记工员家里去借米，这构成了我生命中第一个耻辱性事件。

二、祖祠与毛泽东像

    祠堂作为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其用途之一是作为政权所在地，其二是作为学校，其三是作为集体工厂或仓库。但是它毕竟是旧社会的东西，需要进行一些改造，方法之一是在墙壁上刷上毛泽东的头像和一些革命标语。前几年我回乡时，还到那些断垣残壁边去看这些头像和标语，满足一下怀旧欲。现在，这些祠堂已由华侨出资修缮一新，重新供上祖宗神位。

    那时年终的时候，大队党支部或政府在祠堂门口用红纸黑字写了一些数字，有些人在围观，这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村务公开”。祠堂前的空地上，时常有一个疯子在来回走动，手里比比划划，口中念念有词。此人据说原是村里的会计，是个算数很准的人，不知为什么就神经失常了，大概跟他算数太准有关吧。

    祠堂实际上是村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夏夜的时候，常常有人在那里聚集，边纳凉边讲故事。晚上因为听了许多鬼故事，小孩子总是吓得不敢回家。回忆起童年的这些事情，使我记起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其中有一句是：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很适合我此时的心境。

                               三、专政的权威

    看热闹是我们童年时期一项重要工作，但看热闹对我来说，经常带来很大的震动，或者说受到很大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有区别于鲁迅所说的“看客”的。

    乡下看热闹究竟是怎么回事，必须交代一下，不过就是这些内容：有人神经失常、撒癔症，抓贼，打架、吵架，开宣判大会。你或者觉得这是低级趣味，但实际上人爱看的就是这些东西。现代影视业的发达，只是很方便地通过科技手段把这些东西搬上屏幕，其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只不过不是现场直播，就给导演和演员留有造假的余地。但是这种造假却比真的要好，否则，人们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不知要死多少人，破坏多少财物。举例说，我们从小被灌输了革命精神，所以我们很喜欢看战斗片，我们看到炮弹爆炸时摧枯拉朽、骨肉横飞，很有快感。但是，我们是否曾想到，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将是件多么残酷的事，这是从被炸者这一方来考虑的。实际上，看热闹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兔死狐悲的感觉。

    乡下的专政工具是民兵营和治保会。“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两个词，在乡下可以用来吓唬小孩子，让他们别哭，这一点毫不夸张。当时我们村的治保主任满脸横肉，小孩见了他吓得发抖。他像野兽一样残忍，因为我亲眼看过他“专政”过人。

    一类人是做贼的，主要是外乡人，偷鸡或田里的作物。抓到后通常是五花大绑，捆在电线杆上，围着一群人。那贼就像一个沙包，谁爱打谁就挤过去打几拳踢几脚。其中，治保主任当然有优先权，并且打人的方法和姿势都比别人正确。直到最后那贼奄奄一息，有的老人建议最好不要打死人，治保们才把贼押到公社里去。

    另一类人是赌博或调戏妇女（妇女同意仍算调戏，治保们最恨这个），或是破坏公物、说了反动的话。这些被专政的都是本村人，因为别村的人由别村的治保管辖。我记得有一次铁铺的几个伙计被抓到大队党支部门口，也是用绳子绑着。治保主任用绳子串着一个秤砣，往那几个人身上猛打。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们是因为赌钱才被抓的。

    凡是被抓的人，都一律低着头，在被打的过程中呻吟着，所有关于人的尊严已然被全部剥夺。

    贼、敌人，表面上是法律或道德的词语，其实是意识形态专有名词。某些人，首先被这些词语定义，然后，就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专政的本义。

    但是，我更倾向于去分析打人者的心性结构。我从打人者的行为中看出潜伏在人身上的一些动物本性，说穿了就是野蛮的力量。因为我今天在城市里仍不时可以看到打人的场面，我就把这些行为跟《动物世界》里的镜头做比较。我们离动物有多远，我们的文明程度就有多高。

    后来，治保主任卸任，终日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有点痴呆的样子。是对往昔岁月的怀恋，抑或是忏悔？谁知道。也有人说他因为当初而受到报应。再后来，治保主任死了，时代也在变迁，人们也就把他忘记了。

四、市场的克星

    现在谈一点经济生活的事。当时公社也有一个市场，买鱼必须到水产门市，买肉必须到屠宰场，大抵用的是票据加人民币。对于民间的交易，政府是不同意的，这方面由工商部门负责专政。

    有一次我跟祖母到市场，不知是卖红薯还是干什么，最后有两只箩筐放在路边，一个市管（或工商）人员走过来，一脚把祖母的箩筐踢出很远。这件事引起我长久的仇恨，今天想起来还有点咬牙切齿的。我还记得一个镜头：有一个人得罪了市管人员，被市管人员抓住裤带（那人穿的是短裤，裤带是弹力的灯心带），所以一旦挣扎，裤子就被脱下来。被抓的人与那个市管员身高、体重都差不多，甚至被抓的人因为是个劳动者显得相对强壮。但是，被抓的人脸上显示出想要辩白、又十分狼狈、无助的表情，脚步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直到这件事过后的很多年，看到电视上被判死刑的人一脸不在乎的样子，我深深感受到时代是多么不同。在后来的时间里，我是这样分析那个被抓的人为什么不敢反抗的：市管员背后是一个政权、一系列专政机关，包括军队；受伤是因公受伤，死亡是因公殉职、被追认为烈士，家属成了烈属，还有一大堆英模故事。被抓者背后什么都没有，父母、兄弟、子女，谁都帮不了他，并且还要受到连累。他是个编户之民，出门坐车、住宿都要开证明，再说他也没有这个钱。假如跑到外地，他肯定一下子就作为阶级敌人（陌生人）被抓起来，其下场比此时更惨。他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我们村处在两个公社的交界处，有一条道路通向山村。到了番石榴收获的季节，山民或是用肩挑下来，或是用自行车拉下来，在十字路口结集，然后开始售卖，价格十分便宜。但是，这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我的记忆中，最少有两次，工商所的人来查处，卖者四处奔逃，番石榴散了一地，当地居民也开始哄抢。我最少有一次从地上捡起一个番石榴，然后一溜烟跑开。为什么要哄抢番石榴？因为如果被工商所的人拿去，多数情况下也是被私分，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拍卖”的字眼。

    说起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农民，以山民为例，生存状况之困难，因为，这一篓番石榴中寄托着他们多少希望，如治病、给小孩交学费、购买粮食等。为什么困难？因为有人不想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其次是，由哄抢这事也看到村民不光彩的一面，尽管可以说是贫穷起盗心。我常说，我成为一个流氓的机会远多于成为一个学者或什么的，因为我的故乡这块土壤，恐怕只能说，出产流氓的机会远多于出产文化人，这一点以后仍会谈到。
 
 

五、谁先致富

    这个问题必须事先这样假定：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鸣枪起跑之后，才有“谁先致富”（即谁先到达）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绝对的虚构，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绝对的平等，包括公社化时期。比如上面提到过的记工员，贪污的嫌疑就很大，这就说明，公有制中，负责分配的人，极有可能使自己多分配。“谁先致富”问题的提出只是为了更接近习惯说法，而实际上等于问什么时候起加速分化的过程。70年代晚期，我们村开始兴建新的住宅（一个村庄近30年不建一座住宅，可见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最初几座新住宅，无一例外都是由村干部兴建的。现在，村政照样是一笔糊涂账。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状况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我记得当时的村长夫人是这样解释这座住宅的经济来源的：“这座住宅是由我养猪卖得的钱建的。”当时养猪者众，几乎每家每户都养，可就没有另外一个人声称养猪致富。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加速分化，因为这种分化得到政策的支持。 中国社会进入新一轮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我很难作道德评判，道德评判容易，但没有用。事实上，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初期，有两种人具有先天的优势：一种是官员，他们代理着公有资产，很容易把其中一部分占为己有。他们原先的关系网络无疑也是一种资源。其次是他们对政策动向优先掌握，他们甚至可以把文件自己看完后就锁到抽屉里，不再“扩散”。其实，腐败与特权几十年来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民众的逐步觉醒，使这个问题上升为社会的首要问题。在转轨时期，中国人民要想富裕，必须向原来的既得利益者支付买路钱，否则，人民有关富裕的诉求就变得和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人是传统意义上不务正业的“莠民”，他们是指与呆头呆脑，按分守己的农民有区别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太喜欢“诚实劳动”，其实“诚实劳动”是不可能致富的，特指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他们有一种不太喜欢受束缚的性格，他们既是冲破陈规陋习，也是以身试法。所以，他们身上有这样一些矛盾：有冒险精神，但缺乏规则意识；对社会秩序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但中国的改革，历史性地把任务落实在这些人身上，这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悲剧。改革的后期，出现了“农民企业家”一词，农民与企业家分属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经营方式，集农民与企业家于一身，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过去20年，原始积累的形式有：走私（特指沿海沿边地区）、炒卖地皮、兴建“豆腐渣”工程、政府采购、制假、诈骗、贷款不还、虚开增值税发票、卖官、卖淫……各地区因地制宜、手法各不相同，不能一一罗列。归结起来，是一次私有化的浪潮。私有化是市场的要素之一，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把国有的工业送给私人去经营。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原有的法律、道德体系都不允许这么做，所以，只能偷偷干。中国的私有化是靠官僚和“莠民”联合起来操作的，主要是把公有的资产瓜分出来。这种私有化方式有两个遗留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没有守法习惯的主体怎样适应？已经被侵吞的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可能是民不告官不理，也可能要秋后算账），只能处于地下状态，不能作为公开合法的资本正式运行。相反，这些资本成为走私、贩毒、制假、卖官买官的黑金，最极端的形式是转移到国外。要对这些资本进行取替，还是给它们进行正名？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阶层，会逐步追求正规化，希望确立新的秩序；而未完成积累的阶层，则比较浮躁，希望这种无序状态延续到自己完成积累的时候，并且对已完成积累的阶层充满妒恨。一方面反腐败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腐败现象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就是这一社会心理的表现。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的中国人，在转型期陷入了思想困境。

六、乡谊背后

    我的家乡自诩为“海滨邹鲁”，孔子时代曲埠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我的家乡的复古倾向却是很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礼节上。现在，谈一点我儿时所见到的乡谊。举例说，我家杀了一头猪，把猪肉卖了，留下猪血，等它凝固后切成一块一块，和西洋菜一齐煮了，分成一碗一碗，先送到同一宅院的各个邻居家里，然后送给亲族内的老人，最后剩下一点自己吃。我记得，每次杀猪我都吃得不过瘾，要知道最多一年才一回啊。当然，礼尚往来，其他人也都照此办理。这仅是一个例子，还有嫁娶、生死，都要牵涉到邻里亲戚，有许多繁文缛节。为了做到守礼，人们过得很辛苦，所以家乡有句话叫“人情紧过生债”。总之，我童年时的乡村，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问题是，这是不是人原来的愿望？回答是否定的。有一次母亲去一位族亲家里绣花，我跟着一起去。看到人家桌上放有食物，我母亲问我，你馋不馋？我说不馋。这叫克己复礼，又似乎符合一个“廉”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又有一种说法叫非礼勿视，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眼勾勾地看人家的食物（女人也同理）。你看，我童年时就懂得了孔子的那些东西，因为孔子就是说农村里面的那些事情。母亲因此说我有骨气，因为她知道我饿。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我却不诚实，因为我心里羡慕死了，不过面上硬撑着罢了。因为克己复礼，我可以说是倒了一辈子霉，我经常为了遵守一些道德观念而抑制我的欲望，得不到，也不敢得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从表面上看，大家一团和气，路上相遇，照长幼辈序互相称呼，完全符合“海滨邹鲁”的要求。外地人一来到这里，看到这副模样，觉得好像回到春秋时期的曲埠。但是，时间一长，就感觉好像到了战国时代，礼乐崩坏。举例说，每年的夏秋两季，为了在公共地盘上晒谷子，邻居之间要吵上好几次，有时还得打上一场架。平日里，因为养鸡养鸭，互相影响到对方，就得吵架、咒骂，甚至打架。到这时候，大家都忘记了谦让的美德，完全遵守弱肉强食的规律。再从整个村庄看，几乎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观看争吵打架，成为一种娱乐方式。

    我父亲兄弟少，人又较为软弱，我兄弟也少，所以我们小时候经常受邻居的欺侮。

    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童年时期，一方面可以体验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因为礼的难以遵守感到矛盾和痛苦。从这个时候起，我看到的全都是道德、纪律、法律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一直到我麻木为止。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被分割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应当如此”，另一个是“实是如此”。

七、伦理的悖论

    第一个要谈的是孝。这也是个农村的话题，在城市，老人得到某种保障，但在农村却总得靠儿女赡养。任何人都要经历老年阶段，所以自古代起人们就提出孝的要求，成了一条伦理原则。我个人认同、也执行这条准则，但是，如果以为它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则觉得有点可疑，因为我在童年时看过这一幕：有一个男子，手里举着一把锄头，追赶着他母亲，绕过几条巷道，非要把她砍死不可。在乡下，婆媳之间大都关系不好。不好的原因总是争夺家庭的支配权，为此，有时要大动干戈。孝，总的说来，与尊老、复古、“法先王”都是同一意思，其特点是守旧，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反动的。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实行退休制度，生活上照顾好老人，但在意见上少听老人的。

    第二要提到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乡下人结婚，亲友会赠送一些挂轴，上面是一些反映夫妻相爱的画面，并且请人写上“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白头到老”等祝福的字眼。但是，我所看到的，并没有谁能得到如此幸福。几乎每对夫妻，结婚刚过不了多久，就会闹矛盾，一般情况下女的都是在男人的毒打下哭哭啼啼地回娘家，然后又在男方的哄骗兼恐吓下回到夫家，以后又是打，如此反复，一直到磨合期的结束。我怀疑，女人的温顺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总之，我看到的都是与书本相反的现象。所以，我最讨厌人在我面前说“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如何”。有人说清官难断家内事，但我还是希望有一种人道的力量去保护这些妇女的权益，虽然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这里，人权VS了夫权。可能夫权主义者会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夫权不可侵犯。

    第三个要讲的是吃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村子，时代背景是“饿人”的时候，即民国三十二年。有一户人家饿得发昏，其父看到儿子白白胖胖的手，以为是猪肉，所以拿起一把刀把儿子宰了，儿子的肉被煮熟了吃。邻居看见排水沟中流出血，才发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差不多的故事，就是某人把女儿活埋了。活埋的时候，其父边挖坑边比试女儿的身高，而女儿却傻傻地站着，不懂得逃跑。从以上两个故事可知，亲情的存在是有一定条件的，即不在饥饿、发怒的时候。

    今天，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总爱把书本上说的当成一种现实，这其实是无知，我就极少相信书本。就伦理这个话题来说，古人越是强调它，就越说明现实中它没有被执行。我不理解现在有些人为什么愚蠢到把它当作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有过这些美德吗？

(原载<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