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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按：这是在网上搜索到的官方媒体报道过的官员自杀案，肯定是不完全的。有些媒体报道时用“坠楼”的说法，却又说是“自杀”，这里对“坠楼自杀”统一称为“跳楼自杀”，因为“坠楼自杀”的说法实在有些怪异。以后是否有新的说法，我们拭目以待吧。阿弥陀佛！愿死者安息！愿制du完善！愿莫名其妙死于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少，直至不再出现。
据官方媒体报道，十多年来，各地官员因抑郁症等心理疾患致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其中省部级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如此频度的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尽管很多，但心理疾患始终有极高占比。这提醒我们，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就中国官员群体而言，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压力源”：一是繁忙的工作与偏负面的舆情导致的心理倦怠。二是“本领恐慌”与个体无力感引发的心理焦虑。由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官员学习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压力倍增。（本号按：唉！原来与反腐败无关，都是民众的错。民众对官员要求太高了！什么“死了我一人，掩护好多人，幸福一家人”的传言，纯属谣传。什么“繁忙的工作”？我国官员人数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很高吗？本号实在不明，敬请高人指点。）
2009年2月，安徽省固镇县财政局原局长殷勇于办公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2009年4月，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夫妇被发现于家中自杀身亡（如何自杀？为何携妻自杀？未在网上搜到明确说法）。
2009年11月，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于看守所上吊自杀身亡。
2009年12月，甘肃省兰州市国税局原副处长马兰芳于办公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2009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原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于下榻酒店割腕自杀身亡。
2010年2月，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先进于湛江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2010年8月，江苏省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原副主任戴勇于县人民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2010年10月，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0年11月，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原处长唐宏武于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2011年2月，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原副书记、市监察局原局长蔡铁刚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1年4月，江西省弋阳县中畈乡中心卫生院院长刘炎欣服毒自杀身亡。
2011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原纪委书记张广生于住宅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1年8月，湖北省公安县纪检监察一室原主任谢业新死于办公室，被认定为自杀身亡，但家属质疑“自杀说”，称死者身上共有11处严重刀伤。网友称为“史上最惨自杀”。
2011年9月，辽宁省官方通报称农信社原主任袁卫亮因患抑郁症溺水身亡。
2011年10月，浙江省绍兴市计生委原主任叶锦茹于绍兴国际大酒店客房跳楼自杀身亡。
2011年11月，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原副局长卢永军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2年2月，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力被发现在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则是跳楼自杀身亡。
2012年3月，河南省商丘市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张明显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2年8月，广东省台山市安监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梅健敏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跳楼前与副局长简某发生争吵，并持剪刀刺伤简某。
2012年9月，海南省琼海市国土局原副局长戴国川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3年1月，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原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
2013年9月，广东省惠州市经信局经济协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某于家中开枪自杀身亡。
2014年1月，中国中铁执行董事兼总裁白中仁于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1月，安徽省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陈兆才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3月，广东省博罗县地税局原党组副书记吴某于汤泉半岛住宅小区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4月，重庆市“打黑英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吊死于渝中区一宾馆中，官方称周渝死于自杀。
2014年4月，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徐业安于办公室上吊自杀身亡。
2014年4月，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原副主任何高波被发现死于西河路批发市场附近，警方称何高波自杀身亡。
2014年4月，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于办公室上吊自杀身亡。
2014年6月，安徽省阜阳市颍淮农村商业银行泉河支行副行长张某在总行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6月，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韦江宏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6月，山东省潍坊市原市委常委、原副市长陈白峰于住所附近自缢身亡。
2014年7月，广东省东源县法院原院长钟俊斌于京九铁路东源县仙塘火车站卧轨自杀身亡。钟俊斌到东源县法院上任才3个多月。
2014年7月，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海华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于办公室自杀身亡。
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市委编办原主任饶同珍于车祸住院期间自缢身亡。
2015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体育局原副局长刘慧芳于南海狮山一停车场附近高处跳下自杀身亡。
2015年5月，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原处长耿尊芳于办公楼跳楼自杀身亡。
2015年6月，河南省林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李云林于办公室自缢死亡。
2015年7月，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满铭安于合肥一小区内自缢身亡。
2016年5月，湖南湘煤集团旗下的金竹山矿业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原党委书记李曙光于家中跳楼自杀身亡。李曙光生前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表明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以死自证清白。
2016年6月，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志敏于办公室自缢身亡。
2016年8月，四川省阆中市公路局原局长周瑞远被发现吊死在树上，死因未明，疑似自杀。
2017年4月，安徽省蚌埠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委肖超跳楼自杀身亡。
2017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刘某跳河自杀身亡。
2017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原副厅长刘某自缢身亡。
2017年11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于家中自缢死亡。
2018年1月，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原党委书记郭宁生被发现自杀身亡。
2018年1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梅振学跳楼自杀身亡。
2018年4月，武汉市黄陂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办公室主任何芬投湖自杀身亡。自杀当日接到法院传唤。
2018年4月，河南省林州市纪委第十四派驻纪检组原组长王广兵于自家车库自缢身亡。
2018年4月，黑龙江省大庆市原副市长冯忠宏跳楼自杀身亡。
2018年5月，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老干部局原局长成万东，在学习培训期间自杀身亡。
2018年5月，天津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殷金宝于办公室割腕自杀身亡。
2018年5月，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王晓明跳楼自杀身亡。
2018年8月，云南省普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交警支队原支队长李乐澎自杀身亡。
2018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于澳门住所跳楼自杀身亡。
官方媒体称，十八大（2012年11月）以来，反腐力度加强，官员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多了。有统计说，在过去三年中被报道的官员自杀案例，超过了此前十年的数量。这一“突变”，中央高层其实也已经有所注意。2015年元旦后，中组部曾经下发“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要求各省填报非正常死亡官员，并搞清楚自杀原因。另外，在这个通知之后，中国最高检察院发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八项禁令，其中就包括，要对导致官员自杀的办案人员追究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中国大陆境内媒体至少报道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
接连出现的官员自杀让民众应接不暇，所以就有舆论感叹在持续进行的反腐运动中，中国出现了“官员自杀潮”。媒体人高瑜表示，或许有些官员是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但由于中国曾有涉案者“一死了结”的先例，因此不排除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追责而选择自杀。另有民众注意到，接连自杀的官员几乎都是副职。对此，高瑜表示：“正”的涉及党的形象，因此，很多事情都是副的承担责任。
网络舆论对于官方口径一致的“抑郁症”说法并不买账，大部分网民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官员自杀与腐败有关。有网民称：“所谓抑郁症，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其实就是一种做坏事后的恐惧症。”
有论者指出：有少数贪官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败露后，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和抄家之痛，干脆自杀，一来可以避免被继续调查，二来可以保住贪贿所得，三来可以保护同党，换取同党对家人的照顾。
有位检察官表示，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的自杀使更多的人得到保护，这样的情况并不会促使其他贪官收敛，因为他们的自杀增加了官场的腐败安全，活着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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