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解密新中国第一刑事大案
27年后当地仍封锁案件详细信息
而当地的村民还是谈案色变
2011年3月16日，陕南商洛市的王墹（音：jiàn）村春光明媚。57岁的张彩娥带着小孙孙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
“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张彩娥对新快报记者说，不知道杨峪河畔的那些冤魂们是否已经重新投胎做人。
寻找失踪者
1983年—1985年，在商县各乡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
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起了个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寻找。
5月27日黄昏，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路过县造纸厂时，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义亭，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两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85元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杜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他在街上堵住杜，杜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5月28日，经侯义亭辨认，领钱人是44岁的龙治民。
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要带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黑脸小伙上前，说也正找这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龙说他屋里有活，挖猪圈，一天五元。姜独自去后，再不见回家。其兄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一直寻找到了5月；期间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无回音。5月28日，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见了要找的人。
持续数月的寻访，姜家了解到，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两支寻人队伍交换情况，感到事情严重，把龙押往公安机关报案。
两个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县公安局决定将其收审。
面对讯问，龙治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这么一个矮小愚笨、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民警甚至为关还是放犹豫过，最后决定：先把龙犯关起来，第二天到龙的家里看看再说。
没人想到，结果令人恐惧。
相拥的裸尸
5月29日早晨，两警察去往杨峪河乡王墹村。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个地窖。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像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下肢瘫痪，行为古怪，一会儿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又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民警回局里汇报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墹。
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时，村治保主任说，龙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队长王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
细细找寻，王扣成在东厢一个萝卜窖旁边，发现一堆散乱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
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看守所被要求把龙治民铐起来，并加上脚镣。
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
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也不是姜三合。
三个藏尸坑
龙治民原系商县仁治公社龙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移居杨峪河，矮小猥琐，游手好闲。1977年冬他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奸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闫淑霞结婚。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中人很少与之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前往围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民警划出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没有新的发现。
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闫淑霞向民警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苞谷秆。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
揭开苞谷秆，竟然有八九具尸体，是以码柴禾的码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
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黄昏时，从这埋尸时间最晚的“3号坑”掘出的尸体，升至20具。
到5月31日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然而，经继续勘探，“2号坑”又被发现了。
“2号坑”在东侧猪圈内，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放置方式与“3号坑”如出一辙，但遇害时间更早。
6月5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从5月30日开始，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一周时间来了不下10万人。
案惊中南海
“案发后，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以排查同案犯。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都来了。”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长鱼学利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忆说。
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
随后，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此案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杀人动机是什么？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这么多人被害为何几无反抗者？有无同案犯？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面前。
王墹村被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欢迎检举和自首。侦破领导小组甚至花了很长时间，将一个从龙家查得的、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的小本上所记的1000多人逐个查清，发现龙治民除了其妻，并无别的帮凶。
一共杀了31个男人和17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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