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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其人其文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8:06

 
　　薛涌　《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郑也夫

　　《直话直说的政治》
　　薛涌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7月，22.00元

　　薛涌出国前就发表过不少文章。当然远远赶不上这两年旋风般的文字还乡。但是距今他已去国10年。他当年的读者对他今天的文章似曾相识的大约不多，年轻的读者更不知道太平洋彼岸的薛涌何许人也。薛涌来了跨洋电话，要我为他的新作写篇书评。以我和他的关系，写就不是三言两语。
　　我们大约是1983年底相识的。那时他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北京晚报社，办一个专栏“百家言”。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刚开始有文章发表。不知哪篇被他看中，成为他的作者，继而是哥儿们。
　　以下要讲述的是薛涌的行状。不过先交代一下他的形状。他的脑壳十分异常，硕大且怪状。与其瘦小的身材对照，更凸现脑壳之异常。或许这正是其丰富思想之由来。说起来，我的同行中还有两位思想不凡且脑壳异常者。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那脑壳真可说硕大无朋，形状也可称奇。我一直认为，潘兄的学问不仅在社会学系，就是在整个人大，也属于最顶尖的一小撮。再一位是清华的孙立平，孙兄脑壳虽硕大但尺寸略小于潘兄，奇形怪状或有过之，不然哪有《断裂》这等作品问世。顺便再说一位。和薛涌一同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旅居美国的杂文家林达（夫妇俩共用的笔名）中的一位李晓林，更属异相。我们第一次是在北京图书馆门口见的面。见面后我惊异她憨态可掬。因为见面前已有耳闻，配合这相貌，便断定此人智力超群。因为我笃信，相貌有些呆傻状的聪明人非常少见，而往往是最聪明的。马晓春就是这种相貌。我阅人不算少。李晓林是罕见的又一位。
　　接着说脑壳异常的薛涌。我和薛涌都不是好孩子出身。某日不知怎么就比起年少时谁更顽劣。我说，我五年级才入队。他说：那算什么，我多次骂老师；小学一年级就用雪球把老师打哭了；五年级时一个老师把我给打了。我一听连忙说，还是你厉害，我只是不守纪律，没让老师打过，更没打骂过老师。我认为现在薛涌是汉语写作界顶尖的骂人高手，看来是童子功。我从网上看过他和郑义、甘阳、方舟子干架，甚是过瘾。其中的是非不是这篇文章想要理论的。只想说，那架吵的水平不低。且仅以吵架水平看，薛涌居上风。我很赞成薛涌的一个观点，说狠话、下猛料是公开辩论中吸引观众的佐料；大家只是在某一观点上不同，不是敌人，对狠话不必介意。
　　当年薛涌家离刘心武家很近。他总说，老刘聪明、有意思，我带你见见。某日终于一同踏进了刘老师的家门。其时刘老师《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刚刚被免掉，正百无聊赖。那一日开侃后，尽是薛涌和我吹牛，刘老师少言寡言。薛涌觉得无趣，便单刀直入：“刘老师，您其实最合适了。该写的都写完了，该出的风头也出了，现在江郎才尽，刚好找个借口，说是人家不让写了。”刘老师笑呵呵地说：是啊。但其实受了薛涌的刺激，话多起来。我只记得他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电影。二战时，德军轰炸交战国。敌军飞机每每飞过一个小镇，镇里人就要发警报竞相躲藏起来，可是每次飞机都并不轰炸只是路过。镇里人从恐慌到松弛，最后是生气被人忽视、看不起。战争结束前，当敌机意想不到地轰炸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人奔走相告、喜出望外：“终于轰炸我们了。”出门后，薛涌说：“我一直跟你吹嘘刘心武，看他一开始这么，我也没面子，只好刺他一下。还算说出点东西，是吧？”
　　2002年日韩世界杯，《足球》报邀我写专栏。并要求再推荐两个撰稿人。我因为和刘老师在中央台侃过世界杯，知道薛涌酷爱足球，力荐这两人。于是三驾马车加盟了《足球》报。薛涌的第一篇火爆文章是点名开骂黄健翔。黄好像反驳了一下。我当即料到黄要吃苦头。这样一个好孩子出身的小生派主持人哪里能干过薛涌。果然翌日就看到薛涌的《再骂黄健翔》。世界杯期间薛涌的文章真是越写越猛，直指中国足球，痛快淋漓，虎虎有生气。世界杯过后仍然不能搁笔。还在网上和网友大动干戈。听说被网友评为中国足球十名“丑星”之一。郝海东因“世界杯270分钟不射”也在此列。一个评球而不踢球的人能引发网友的如此强烈的爱憎，可称奇迹。我一向以为我是批评中国足球的第一刀笔。看到薛涌的文章，对妻子说：我老了。雅典奥运再次为《足球》捉刀。眼见得我的文章篇篇居于榜首。薛涌也开了专栏，但是文章不多，且力度一般。我这边刚有廉颇未老之感，那边薛涌来电话了，说是正在搬家，没工夫看奥运写奥运。原来我这回拔了头筹，是因为薛涌没空。
　　大约从1988年薛涌练起了长跑。因为我中学干过中长跑，他常和我交流。他的条件实在一般。但他越干越猛，常常一天2万米。并邀请我在他40岁生日时骑自行车陪他跑一趟马拉松，还说成绩怎么也要争取3小时左右。最后没有跑成，因为练得太猛，膝盖积水。据说他去了美国后，重操旧业。我以为他身上真的有马拉松运动员的精神。他学习外语和练长跑几乎是异曲同工。从这两年薛涌的杂文井喷看，他是后来居上的大器晚成者。当然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是他的学术成果。他说决心将历史学研究做到美国一流。我觉得，只要他的脑袋别像膝盖一样积水，胜算很大。
　　乍一看，他的身体条件不算好。再一看，还是不能说好。乍一看，他的智力条件也说不上顶尖。再一看，他的文章已令人刮目，信息量巨大，见识过人。薛涌1990年准备托福那会儿，他的同龄人、我们上海的一个朋友刘擎也准备托福。梁晓燕说：刘擎每周长10分，不是薛涌之流能比的。薛涌真的比不了，并且刘擎早就拿到了美国博士。但是学术是马拉松，尤其不是考试。薛涌大约也会有刘擎不及之处。前不久，他来电话，聊起我的学生。他提出了“软件与硬件”之说。他断言：自己的硬件根本不行；同时认为自己的软件极好。我判断，他说的“软件”类似于“感觉”，就是对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感觉。
　　薛涌对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极其热爱。我的一个朋友是周家的后代。我告诉薛涌，我问过他们家谱能追到多远，他说：鲁迅、周作人以上7代，叔叔侄侄统统点翰林。我至今记得薛涌听后的那种钦佩向往的表情。他去耶鲁不久就对我说，他非常热爱耶鲁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他要在美国做一辈子研究。我所知道的薛涌是热爱且浸透了精英文化的。他在美国的落脚点和最后的归宿也都将是精英荟萃之地。听他大讲反智，令我吃惊不小。接下再表。
　　以上是我记忆中的薛涌行状。接下来说他的新作《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大选。第二部分是美国教育、社会和媒体。第三部分是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政治。因为是时评文章的汇集，辐辏成广角镜，信息量很大。讲述了很多美国社会中堪称要害的常识。但是就是问普通美国人———比如一流大学中各种族学生的比例———也不是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答复的。这本书的风格合二而一：是汉语世界中的思想家所作，内中包含着对美国文化长期观察后的思考，很有思想含量；选用了叙事体，叙事体可以容纳理论，却比理论的空间更大，并且阅读起来异常轻松。
　　我一向认为，因为人往高处看，所以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高于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同理，唐朝的时候中国对日本了解很少，日本对中国了解很多。薛涌大致同意，但表示必须作重要的补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了解高于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我听后也同意，这是人家的信息能力和学术水平所使然的。美国包含那么多异质因素，却能自南北战争以后一百多年再无内战。它在国内是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的，如何分配高等教育资源（这是每个人日后竞争的基础），如何约束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都值得我们深入到细部去观察。而此书提供了我所从未见到的资料和视角。
　　该书适应读者的范围应该很宽。且挑选一些令我受益的观点和事实，与读者分享。
　　政党政治中，为了平息选民的抗议，有时本党要率先腰斩一些言论过激的干将。反对党对之反倒温和，他们愿意保留那个人和其言论，找到合适机会再下狠手。
　　政党政治向选民出卖的是政治主张。不能为了选票，丢掉主张———自己的特征，那样反倒会失败。要有坚持主张、选不上就选不上的气魄，那样至少为日后作了铺垫，且令选民佩服。
　　共和党自约翰逊总统以后连续9次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但是美国人种成分的趋势是白种人的比例将日益减少，到2050年白种人将成为少数民族。这将是美国划时代的变化。布什想要增加少数民族的选票，但是不敢放弃白人的选票。因此毅然表态反对大学招生中的“配额制”。我认真阅读过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对“配额制”的讨论。我基本上反对配额制。但是读过薛涌的书，对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配额制的必要性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如果学校不招收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日后很多涉及黑人的社会工作就没有人能够胜任。军方一贯倾向保守，但是军校抵抗住来自白人社会的压力，坚持增加少数族裔学生，不惜为他们办辅导班，即使他们分数低一些也要录取，因为军校明白，少数族裔是兵源的大头，当官的都是白人，军队没有凝聚力。于是这个分寸便很难掌握，要减少争论更不可能。
　　美国人种成分从量变到质变，将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的变数，甚至可以说是一道要费大力气才能迈过的门坎，比如不太久远的未来，美国的白种人将接受一位“有色总统”，将接受少数族裔社会影响力的全面提升。而“老大”内部的变数又将给世界未来的变数造成“老二、老三”无法比拟的影响。为着关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未来的格局，也必须对老大家里的内务给于更大的关注。
　　美国高校中，非犹太白人在一流学校中的比例如此之低，犹太人的比例如此之高，亚裔的录取分数注定将最高。我以为，这种利益的争夺，今后将更激烈，且可能导致制度的较大更新。
　　在美国拿博士学位，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是10.3年。历史学博士尤其艰难，上述时间分别为9年和11.3年。唐晓峰教授曾对我说：在美国读博士就是下地狱，必须认真地读一本又一本的书，它给你打上了终生不灭的“认真”的烙印。我们还是应该放弃短时快速的追求。
　　约束文化和政治精英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将面临的问题。从博士学位到学术抄袭的制裁，我们看到了对文化精英的管束。书中不乏对美国政界腐败的描述。后和薛涌通话，他说，那文章原本不是写给中国大陆的读者的，中美的情形还是很不同的。我愿闻其详。何况不管初衷如何，现在这些文章已经面对大陆读者了，薛涌应该有所补充，避免一个不小的、不应有的误解发生。
　　在本书中，我发现作者思想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反智”和“崇智”。特别是我知道薛涌的“崇智”的前科。这一矛盾在我看来就更加突兀。
　　薛涌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普通缺乏教育的美国人，头脑简单，人数占优，所以他们的集体的政治权力常常比那些头脑复杂并充分占有信息的人要大。这在国内政治上有好处，知识弱势阶层不会被知识优势阶层所愚弄。”——同样是他自己又说：“如今赶上这位在耶鲁睡过4年而后来主要靠没有上过学的人的选票当上总统的布什少爷（大学教授中选他的人甚少——薛涌在别处说），你能指望他摆脱公共舆论的压力，不图一时之便，高瞻远瞩地去捍卫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吗？”“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乔丹和伍兹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利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他们是最容易被操纵的。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最大的权力真空就是美国选民对国际事务的无知。”
　　对比上述引言，薛涌似乎既欣赏“反智”，又担忧“反智”。薛涌承认美国执掌权力的人都是精英。这倒符合我所钦佩和认同的熊彼特的观点———民主是精英政治的又一版本。于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政治的特征表明的究竟是政治家为了选票要低就大众，说他们能听懂的话，还是大众真的深谙社会与政治问题，有很好的参政能力，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决策，以及这种影响的利弊如何？
　　解铃还须系铃人。薛涌既然大谈“反智”，就有义务为我们澄清这些混乱。
　　其实这本书只是薛涌这些年写出的杂文的一小部分。眼下薛涌正密切关注着即将开场的美国大选，准备作一番全面深入的描述。我们等待着他关于今年大选的书籍和他的其他杂文集早日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