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愧对翁先生。翁先生英年早逝。企业的合伙人成为新老板。我为新老板打工，新老板不识字，喜欢带我去拜佛。我从佛寺中请回不少佛书，看后便讲给他听，他很喜欢听我讲这些。可以这样说，我信仰佛教是受了他的影响，对佛学的理解则是我影响了他。接手翁先生的企业，也接下了企业的许多问题，企业几次面临较大危机，我为新老板出谋献策，写了各种报告应付海关、银行、税局、政府等，还告诉他，应付这些部门的领导，有时太软反而吃亏，好像有什么把柄被他们捏着，要强硬，要理直气壮，要反击，要让他们觉得，你好像捏着他们什么把柄。后来，银行债务剥离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我又为他写报告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领导。当然，我不能冒功，我所写的文字，写得再好也是表面文章，在我们这个国度，要应付领导，最有用的东西，绝不是文字。但也不能小看表面文章的作用，因为有些东西，虽然管用，但不能放上桌面，能放上桌面的，正是我的文字。有些领导打电话给老板，对我所写的那些报告赞不绝口，老板趁机说他手下人才济济。我理解老板的说法，但我知道，那些报告都出乎我一人之手，并没有江湖中传说的律师团及写作班子。有一次，我与我的一位好同事、办公室主任一起去政府部门送报告，主任上洗手间时，政府部门一位领导说你们主任的写作水平，胜过政府部门的许多笔杆子。因为在许多企业，各种报告一般都是由办公室主任来写，所以领导这样说并不奇怪。我听后也只是笑一笑。但这也意味着，除了老板和办公室主任，没有人知道我的作用。我所办企业报在广受好评之时，人家也总以为是一帮人在搞，其实，从版面定位、题材策划、栏目设计、组稿改稿、划版、校对，一切都只是我一个人所为。在所写的报告中，我把企业的一切问题都推到翁先生身上，事实是怎样我也不清楚，但我只能这样做，因为“顾生不顾死”，翁先生已去世，我这样做并不会害了他。后来，我梦到他，我请他原谅，他说他能理解我。

同样，每年申请各项资金，靠的也是文章之外的工夫，但我那些报告写得好，便能使有关部门给你钱给得理直气壮、无懈可击。制度的问题我管不着，潮谚“落人般要人船走”，我既然为人家打工，只要不损人利己，我会尽全力为企业谋利益。凡事开头难，那些报告有了第一个版本之后，第二年的新版本便只是略作修改而已。难弄的文字工作都被我干完之后，一般性文字工作就不用着我这个“著名作家”了，用个一般文员工资可以节省三分之一，鸟尽弓藏也是正常的事，何况是我自己“藏弓”，更不能怪人家。

我的一位老朋友阿光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说李某虚伪，因为我交给阿光的几单印刷，都是有“回扣”的。但话要讲清楚，我交给阿光的那些印刷，我不是付印方的员工，我完全是个中间人，付印方老板自己去找人印刷，编辑、排版、校对的质量很差，印刷费比我交给阿光去印高一倍。我拿的那点钱，疑似“回扣”，其实是编校费。我的编校很认真，版面设计也很用心。为付印方老板做了不少事，他从没有付酬，或许他认为，拿东西让我去印，已经让我赚了钱。他可能没有去想，把东西交给我去印，几单下来，节省了多少万元，而编、排、校、印的质量比原来好得多，阿光给我的疑似“回扣”实为编校费的钱只是几千元。

后来这位老板五顾寒舍（在另一些地方我说是三顾茅庐，具体次数不一定准确，理解为多次就好），请我去他企业任副总，负责深圳公司的管理工作及网站的总编工作。他自己在潮阳公司工作。他担心，我人太老实，怕我管不住他深圳的员工。我去后，对员工们十分温和、友善，员工们对我也很是尊重。我是搞文化宣传的，善于鼓舞士气，善于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我在他那里，整个企业蒸蒸日上。后来，他对我莫明其妙地不放心，我只能猜测为他在我身边安排了耳目，让他们监控我，把我的一言一行向他汇报。当耳目的人，如果是公正的人，那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对企业的所作所为，绝没有什么怕被老板知道的。就怕小人，对我的话断章取义，对我的所作所为硬往坏方面说。小人开始可能不敢怎么中伤我，后来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对我的中伤越来越重，小人自己也暴露了出来，对我也不尊重了。我指挥不了老板的心腹，老板反过来认为我当领导缺乏威信。后来，老板自己来深圳工作，我不再管理公司，只负责网站工作，我上午编辑了一些行业新闻发上去，下午就去华强北拉客户把库存放上我们的网站。说实话，如果网站向客户收费，我的业务能力便很低，因为要向人收费我就显得不够自信，我真的不是生意人。但我主张网站三年免费，三年后，如果大家已经在我们网站做起了生意赚到钱，收费也不难。因此我拉到的客户很多。但老板居然把我的工作成绩，误为他的心腹干的。我不愿再与老板交流，事实上也说不上话了，只好离开。

说来真是凑巧，我离开后，有些骨干也辞职，企业迅速走起了下坡路。那个本来被许多人看好的网站，杀鸡取蛋地向客户收费，把客户都赶跑了。再后来，那个曾因为我的关系和为他所写的文章，被评为潮阳十大青年企业家的老板，在天桥上跳下来自杀未遂，成为残废。说到我帮他评“十杰”还得再讲一下，他为了评这个“十杰”托过好多人，都被拒绝或没办成，托到我头上时，已是“十杰”出炉的前一夜，他说只要评上“十杰”，他愿意花掉几万元，结果评上了，他一分钱都不花。写到这里，我便对当时帮助我的青联领导充满感恩，他们帮我是想让我在这件事上赚点钱吧，他们也一定以为我在这件事上会赚到点钱吧。行文至此我忽然十分感慨。我与这个曾一度对我十分崇拜的比我年轻几岁的老板，不欢而散是在2005年初，我给他打工是在2004年。转眼十一年过去了，这十一年中，当初在我手下那些自始至终对我十分尊重的好员工，包括我的堂侄，都在深圳华强北当上了老板，有房有车。老板那两个心腹，境况似乎欠佳。我不是生意人，仍靠打工过日子。如果当年老板信任我，放手让我为他工作，那家企业，那个网站，现在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呢？

有时人家觉得我有点傲，那往往是在我被压抑的时候，当我受到器重和尊重、不受压抑时，我非常谦和。我太谦和了，也常常使一些喜欢欺软怕硬的人产生错觉，以为我无权，以为我无能，以为我好欺侮。被人误解也有好处，可以观察各种人性。

这个社会缺乏平等精神，在上时霸气，在下时奴气，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多人习惯于这样，你官比他大一点点，就要在他面前显得很有权力的样子，这样他才服你。像我这样，总想以德服人以才服人以情服人以理服人，人家实在没有时间和耐心甚至也没有素质来感应你的德才情理，人家服的就是那么一个气场。因此，我对Q的霸气是有些理解的，只是他过了。除了霸气，还得有驭人之术。我的一位朋友说我有用人之道，无用人之术。我的气场和性格，总让我对用人之术有些排斥，不是不懂，而是不屑，或许也因为我的气场不适合用这个。靠用人之道来服人需要时间，靠驭人之术来服人立竿见影。前者可能让人口服心服，后者可能让人心不服口服。但只要压得住人，也不怕人家心不服。有位同事曾说，Q可能接受过驭人术之类的培训，说好听一点是管理学的培训。我也觉得，Q其实并没有什么心计，这一点我是欣赏的。他的管理术，是培训出来的，他完全按照一些方法运行。

Q反腐败，他本人有没有过一些腐败行为，我不知道；他反强权，却手握一点权力就运用到了极致。我这样说，并非说腐败者不能反腐败，强权者不能反强权。这是我与许多与我同样反腐败反强权的人的不同点。我认为，反腐败反强权，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人的自律、性格。我至今仍没有机会参与制定国家制度，但在制定企业制度时，我总是把所有的人都设想成强权者、腐败者，我要靠制度来监督强权、防止腐败。而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我又总是满含温情地把企业中所有的人都视为好人。文化与制度，一软一硬，恰到好处。

讲到专制者喜欢文山会海，我便有些悲哀地想起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他原在公办学校当校长。我办作文班时的课桌椅，就是他的学校淘汰掉的旧课桌椅。他还让学校的图书馆，向我购买几十本我的散文集。他的学校刚好在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许多外来工子女要进他的学校，他的学校便进行入学考。有个朋友的朋友的孩子在老家没有读过学前班，入学考当然不过关，托了我。我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他立即同意让孩子上学。我曾在他手下工作，我对他有感恩之心，却不欣赏他的“开会狂”。

因他当公办学校的校长当得不错，一所民办学校请他去当校长，他再过一年就退休，便答应退休后就去那所民办学校，请我当他的助理先代他去工作。我一直比较擅长于搞文化宣传，到哪儿都会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宣传得法，花很少的钱，在社会上取得的效果胜于别人烧钱砸广告。我把校长当成一个明星来包装。校长还未到该校任职，就已经被我打出知名度。自我到校后，不断有人来插班，学生人数直线上升。有些家长确实是冲着校长送学生来的，但也得益于我的宣传呀。但老板与校长，都看不到我的作用。

后来校长到这所学校正式任职后，工作方法与我有诸多不同，比如他全面发动学生向老师打小报告揭发同学，他把这个当成治校法宝，我十分反感，但不能正面反对，只能对学生说，同学犯错误，你能当面批评、纠正最好，不能当面批评、纠正，可以告诉老师，但出发点一定是帮助同学，而不是打击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