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可折射出我与Q的差异。一是对韩寒的看法，我属挺韩派，他属倒韩派。我也不认为韩寒文笔和思想有多了不起，名过其实，但正因其盛名，对青少年的影响，李某之类望尘莫及，所以，韩在公民启蒙上功不可没。Q认为韩寒的文字是垃圾。我有认真地读过韩寒不少文字。Q说他读不下去，意思是不堪一读。后来，韩寒被人疑有代笔，Q铁板钉钉地认定代笔无疑。我很想问Q，既然你认为韩的文字是垃圾，怎么又认定韩写不出这样的“垃圾”呢？但这一问，势必又惹来一顿训斥，因为从我成为Q手下之日起，Q表面也许不承认，但潜意识中已认定我无资格与他平等讨论问题了。退一步说，就算韩寒昔年作品有其父代笔，比之天朝无所不在的让李某深恶痛绝的抄袭，又算多大的缺德呢？抄袭对原创者的伤害极大，而代笔并没有伤害谁。整体而言，倒韩派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但比之挺韩派，倒韩派肯定更有气量狭窄、嫉贤妒能之徒。一是有人在歌颂昂山素姬的同时，也赞了一下缅甸军政府，说他们并没有怎么迫害昂山素姬。李某也喜欢为有底线的对立面点赞，尽量客观、公正，并不喜欢把对立面极尽丑化之能事。Q则非常生气，认为那人胡说八道。

写到这里，我觉得该说说Q的好话了。当我说他好话时，我是心怀感恩的。是他把我拉进万向思维集团。是他受我之托让冯玲去帮我租房。是他交代孙志华带我到公司报到。是他与孙志华为我接风洗尘。是他找厉娜为我涨工资。我有一次陪他去买水果时，他硬要送我一些。一起吃过几次饭，总是他争着付款。都说“报恩长报怨短”，我该多想想他的好处呀，可为什么一想起他，我便感到非常压抑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的心胸不够宽广吗？他对我的好，发生在我初到公司之时。后来，两人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是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如何避免这种变化呢？对这些问题，我想过许多次，后来，我的结论是，我与他的关系恶化，是不可避免的。

Q是聪明人，能从我的微博和表情中，觉察到我的压抑，所以，曾给我短信，要我尽快融入万向思维大家庭，不要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的短信又让我感叹，人是多么不自知呀！我在微博中克制不住而流露出的压抑，我当时写在微博中的许多诤言，其实都是针对他一个人。我觉得万向思维是个好企业，许多同事都是高素质的人。高素质不但指文化层次，更包含我格外重视的君子气质。万向思维集团的北京公司几百人中，让我感到压抑的，只是Q一个人呀！有一个女人，与我同在一处办公，我与我的小团队谈工作时，她说我吵到了她。她自己整天嘻嘻哈哈的，难道就不会吵到别人吗？我反驳她一下。她有什么工作能力我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出她在集团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可能被宠坏了，从没有人像我这样回击她。她从此恨我入骨。她与我一样是部门主管，她管不着我，她恨我让她恨去，她对我说三道四让她说去，我不理她，她也无奈我何！我不跟她计较。她不可能让我压抑。她也真是一个率真的人，每次她听到Q在办公室里无事生非、电闪雷鸣地训我，她就会幸灾乐祸地大笑。如果我说除了Q，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善，那便是吹牛。我写上她一笔，只是为了避免吹牛，不是要跟她计较。

（二）

我命犯小人，人到一定年纪，会信这个。在一些地方，确实被小人所扰。但在万向思维，并没有小人跟我过不去，只有Q，拉我进万向思维集团的文友，本来应是我命中的“贵人”（如果我在万向思维取得什么成就，拉我进去的人，肯定是我在万向思维的第一个“贵人”，在关系日趋恶化时，我也曾通过短信把这个意思告诉Q），怎么能成为我命中所犯的“小人”呢？这里所说的“小人”是命理学术语，不是与“君子”相对应的道德层面上的“小人”。

我知道Q是微博控，我的微博他大多会看到。我微博上的一些话语或大意，会出现在他的会议讲话和谈话中。我知道作为他的手下，我已不能与他平等对话，便利用微博与他交流。我又不能讲得太清楚，不能让其他同事知道我的微博是在说他，影响他的威信。我希望他看我的微博，也不要对号出座，因为对号入座，按他性格，我与他的关系立即恶化。我只希望他看后能反思。我可谓用心良苦。

我在那篇《万向之旅的缘起》中，说我是Q的诤友，那是因为我当时还想在万向思维集团干下去，故意这样说，其实，他可能会容纳诤友，但不是我，我只是他的手下。Q总对我咆哮：“上司没有错！”他是我的上司，我怎么做得起他的诤友呢？Q还说：“你以前打工的都是小企业，万向思维是大企业，你的那些经验，对万向思维没有用！”他不知道，我跟他讲过他不信或当作耳边风，我当过多家企业的副总，2000年就在一家有一万六千员工的集团企业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当时的职位、威信、工资，都比在万向思维集团要高。这家集团的老板，当时在福布斯中国大陆100强富豪排名第十几位。党委书记要拉我入党，说党管宣传，我因为不愿入党，与权力仅次于老板的党委书记关系恶化，被迫辞职。但我不恨党委书记，因为他赏识我，他后来打压我，也是因为笼络我不成才这样做的，尽管他们的做法有些小人，但因有“赏识”之恩，我不恨他们。如果我愿入党，他会让我在党委任要职，比如副书记什么的，那我还得感念他的知遇之恩呢？那家企业在我离开几年后，销声匿迹，为政府贡献了数目惊人的一笔不良资产。

Q经常对我“苦口婆心”：“在我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有进步，就是你，一点进步都没有！”他总坚定地认为，他是所有下属的导师，大家都是因为他的引导和教诲，才有了各种进步。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陈经理。陈经理也有点好为人师，其实我也是。陈经理喜欢告诉我该如何应对一些事，不管我什么事被他知道，他都会提出各种意见。他是用平等的对话方式，用提建议的态度，来引导我。即使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引导，也一点不反感他这样。他的许多话，我都听得进去。他的意见往往也比较具体，有可行性。Q则不同。Q总是笼统地说：“你跟着我，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我真的不知要在他身上学习什么，他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他的气场，我学不来。他的霸气，我不欣赏。他文山会海的管理方式，我反感。他莫明其妙的狂躁与狂怒，我悲之。

我和Q都是反腐败反强权的。不同的是，有些人反腐败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条件，有些人反强权是因为自己无权。这些人只要拥有腐败的条件也会腐败，只要拥有权力也讨厌民主。

腐败不限于体制内，在民营企业有时也是可以腐败一把的。我有腐败的条件时也会廉洁。你可能会说，廉洁是因为胆小，怕丢了饭碗。其实即使我已打算辞职了，仍保持廉洁。你可能会说，我太注重名声，怕辞职后我的不廉洁被发现，留下坏名声。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这里所讲的在企业中的所谓腐败，是指收回扣之类，这种事在社会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坏名声。我廉洁也并没有什么好名声，一是人家不信，万一被人家信了更不好，认为你是天下第一笨蛋。

讲到“回扣”，我在企业、学校经手过许多印刷费等，从没有拿过一分。这“回扣”往往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既然总想为企业省钱，压了人家的报价，也没有任何要“回扣”的暗示，人家当然不会给我的。有些人坦坦荡荡地开口索要，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不用开口也不用暗示，人家也会给。因为生意人总有相通之处。我与那些生意人不一样。在汕头某公司编企业报时，当时的老板翁先生，对我报销印刷费、排版费，总是看也不看就签了单。开始时价钱较高，印五六万份，每份三角半，还要一千五百元排版费。这家印刷厂是一位同事找的，不是我找的。我当时不懂行情。公司中也从没有人过问印刷费，贵了还是不贵，没有人知道。后来，我换了一家印刷厂，省掉了排版费。再后来，我又换了一家印刷厂，三角半变成三角。再后来，我第三次换印刷厂，三角变成两角半。我换印刷厂为公司节省的钱，远多于我当时的工资。如果我仍按原价开单报销，那不是赚了不少钱吗？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换掉第一家印刷厂，其实也不合乎职场游戏规则，自己得不到半点好处，却得罪了那位同事，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这样做。但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得罪同事，那位同事也确实是正人君子，对我换印刷厂一点异议都没有，过后仍与我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为企业节省的钱，相对于我的工资是不少，但相对于一家当时很有钱的企业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说不定，对我有知遇之恩的生意人翁先生，还希望我能从印刷费中赚到一点钱呢？他不可能给我更高的工资，因为公司有公司的工资制度，但他赏识我，不愿看到一个文人受穷。作为生意人，能赚的钱他们一定会赚，如果我从印刷费中赚了点钱，他一定视为正常。所以，我现在写到自己的廉洁时，并不想标榜什么，也不自命清高，而是有了更深的反思，我这样做，有多大的意义？这种反思使我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斥责别人，但也不会改变我廉洁的习惯。我说的是习惯，不标榜为品格。

写到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好好感恩翁先生。在我打过工的老板中，翁先生可能是最赏识我的老板。我送他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很一般的一本书，他居然会放在办公桌上，每天看上一两篇。他说他并不喜欢看书，但我为他做事，我的书他一定会看。他是非常聪明的，他能从我的书中看出我许多东西。我常常不明白，我的一些领导、一些老板，想了解我却不肯看我的书。那所民办学校的老板，后来也与我成为朋友往来，但我为他打工时，我送他的书，他随手就扔在门房了，而他却是喜欢看书的人呀，也许他认为我为他打工，我的书也不值得一看了，他小看我的同时也把自己小看了。但人是会变的，后来，我与他关系不错，虽然离开学校了，但我在自己捐印的《弟子规讲评》、《了凡四训讲评》的封面上，仍印上他学校的名称。我手写我心，文如其人，这种说法用在我身上再恰切不过了。要了解我，就看我的书看我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