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的不可靠，不能只怪公布数据的官方高层，因为其数据总是由基层一级一级汇总上来的。也不能怪基层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往往是看领导脸色办事、唯领导之命是从的。如果说实话对自己没有害处，李某认为，他们还是喜欢说实话的。难道要怪基层领导吗？也不能。他们的官帽实质上来自上方，他们要向上负责。如果报假数据比报真数据更能讨好上方，更有益于自己的官帽，他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报假数据，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本能。所以，李某认为，不要苛责于他们。这样绕了一圈，是不是该把棒子打到上面的官员身上？上面的官员也委屈，他们并没有指示下面的官员报假数据。那究竟该怪责谁呢？绕来绕去，不管打谁骂谁，谁都可能只是替罪羊而已。说到底，还是老生常谈，病根出在体制上。避开这一敏感区域，任何讨论都只是隔靴搔痒，任何追究都只是缘木求鱼，任何治理都只是扬汤止沸。

在追求经济腾飞、要求GDP增长必须达到什么数值以上时，许多地方报上来的年终数据，就一定居其上；在抑制经济过热、要求GDP增长必须控制在什么数值以下时，许多地方报上来的年终数据，就一定居其下。这几乎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样的潜规则下，谁较起真来，谁就是在给大家难堪，最后，落得个处处不讨好。

有些数据，公布方本身就牵涉着部门政绩在里面，比如，质检总局公布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公布长江水质优于国家标准，等等，就像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然后以裁判员身份公布自己的运动员成绩一样。这种数据当然不靠谱，需要第三方来审核。但有些公布方本来就是第三方，并没有牵涉着部门利益，比如，统计局公布CPI和通胀率，这两个数据与统计局的政绩无关。按常理看来，统计局的政绩，就是准确、及时地统计出各种数据，提供给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按统计局公布的这两个数据来看，中国的通胀始终是“温和型通胀”，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这同样与民众的真实感受有不小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驻中国使馆发布的使馆区空气监测数据，就要比中国官方发布的北京空气监测数据，可信度高一些。现在，应该没有哪个人会把美国驻中国使馆的所为视为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故意丑化我国形象吧。

同样是拿数据说事，11月14日南都社论独辟蹊径，将数据与“幸福感”扯到了一块儿，从“幸福感”的角度来对不可靠的数据进行温和批评，指出“官方数据和民众感受总是难以对接”的尴尬现实，并说，如果真希望民众幸福，只能是更真实的努力。李某认为，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希望民众幸福的，问题是，当民众的福祉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时，他们是牺牲民众的幸福来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利益还是做出另一种选择。我们不能用超乎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官员，而应从制度上，尽量地把官员自身的利益与民众的福祉紧密联结在一起。能为民众说话的、能对民众说实话的官员，理应比不为民众说话、忽悠民众的官员，更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如果民众的拥护能转化成官员们自身的利益，李某相信，那时候从官员们口中说出来的数据，一定比现在要靠谱得多。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