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包括某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与抵抗外侮时的悲壮与惨烈，你死我活的那种决绝，在我看来，更具美学价值，更合乎我的艺术品味。我是有英雄情结的人。但作为一个矛盾结合体，我却是一味主张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我相信，暴力革命不管胜败，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一场灾难。其胜利果实，只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民主启蒙、公民教育。

下面，继续补充一些内容，当然还是想到就说，毫无章法。

昔年在教书时，讲完一节课，会感到很累。这种累不是干体力活之后的那种累。干体力活之后的累，一歇下来，会觉得很爽。这种累是体力与脑力的双重透支，歇息时仍然不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神经官能症？是体质太差？是上课时全身心投入，过于紧张？是语速过快，讲的内容太多，头脑超速运转……我总缺乏自我节制的能力，总缺乏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心理素质来分析，还可能与我不够自信有关。我总得靠大量的话语来“压”人，来吸住人，来支撑自己，而不能靠气势来“压住阵脚”。

我总能把字写得极差。我小时候写字时怕别人在一旁看，别人看着我写，我就写不出来。当了老师，总得在黑板上写字。我总是写得很少。讲得多，板书少，这是我的教学特点。

我非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加速状态。

与别人一起干活，在同一时间内，我消耗的体能总要比别人多吧。

再说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还有一个现在很能赚钱的“专长”，那就是看风水、算命、择日。现在许多官员、老板相信这一套。可我父亲却只能在这一“专长”上赚些小钱，比如在家乡给家境一般的乡亲们提供这一“服务”，收一个小红包：20元或40元。那些比较有钱的，是不信服我父亲的。我对这一套不甚了了，但通过交谈，我发现，我父亲在这方面的“造诣”，一定不会输给那几位我认识的在这方面很难赚钱的人。那些人识字不多，看这类阴阳五行的书，常常看不懂，从他们“引经论典”时，你就知道，他们曲解了原意。但他们却在这方面赚了钱，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官员、老板，钱有的是。这方面懂的人不多，而且好坏难以实证，主要靠“包装”，也可以说靠“营销”，靠“炒作”。父亲极喜欢吹牛，“吹牛”本来就是一种“包装”。但父亲的吹牛，在这方面却是失败的。他最喜欢吹他有钱，却总是十分吝啬，衣着也极为寒酸。我妹妹给他买过几套衣服、鞋帽，他都不穿。他也许想把自己“包装”成别具一格、不修边幅的人。但不修边幅的大多是艺术家，不是江湖术士和玄学家、风水师。与玄学家、风水师打交道的人，都是讲究名牌衣着的。父亲当过大队干部，还被抽调到公社工作，按理说，应是见过一定世面的人，可他在我二哥介绍给他的一些老板面前，总显出几分腼腆，放不开。他只能靠吹牛来撑起自信。在那些老板面前不再吹自己有钱，这是对的；可他所吹的却是他的“文学成就”，在《潮阳文艺》发表“东风吹，战鼓擂，社员上山去积肥”之类，这就不对了。他看不出，他面前那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板，对他的“文学成就”根本不感兴趣。也许你会认为我这些话贬了我父亲。其实，我相信，我对我父亲，将越来越理解。我这样说他，只希望实事求是，不带褒贬。他的这些特点，就像我的一些弱点和缺点一样，要消除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在这部“书”中看到我父亲的一些“不是”，那么，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父亲除了这些“不是”，就再也没有什么不是了。

下面我要郑重地感谢几位编辑。

以前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些编辑心肠那么硬，对我投给他们的稿，几十篇、上百篇也不给发一篇，但另一些编辑，收到一篇就给我发一篇，收到几篇便给我发几篇？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编辑水平和稿件质量所致，但我现在却喜欢归因为缘。发表我习作的编辑水平及其所编报刊的质量，不见得比不给我发表的编辑及其所编报刊低。收到多少篇便给我发多少篇的编辑，有“责任编辑”署名的：《南方农村报》的麦倩明老师、上海《青年一代》的张又老师、天津《通俗小说报》的晓雪老师、《教师博览》的叶万军老师、《澄海报》的黄仰岳老师、《文化走廊》的黄廷杰老师等；没有“责任编辑” 署名的：南京《东方明星》、《法制画报》、《华西都市报》、《珠江》、《创业者》等。《汕头日报》的陈焕展老师，《汕头特区报》的颜烈老师、建伟兄、刘小萱等，《潮声》的钟泳天老师，也给我发表过不少习作。谨致谢忱。愿他们一生平安！

自读初中开始发表习作算起，至今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稿件，有400多篇。

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便越来越少向纸质媒体投稿了，尽管在网上发表东西没有稿费，但我还是乐此不疲。事实上，我在2002年之后，至今所写的东西，大多是发表在网上仍属“敏感”的，能在网上存活就额手称庆了，要在纸上发表，谈何容易！感谢互联网，给我们发表意见予以多少便利！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它便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从2005年1月14日起，我以每天一则手机短信的方式，给一位在我心目中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子写情书，在网上连载。这些手机短信是分行排列的，有些是新诗，有些是旧体诗词，有些是歌词，也有些是大白话。打算写完365首，总题为《短信时代的365封情书》。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创意。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浪漫”。“爱情让我变得如此无耻”，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无耻”。这个女孩是来自我对完美女性的想像，还是在现实上确有其人，我就不说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在这封长信中，唯一的保留。

今后，我会努力培养自己的平常心。在平和中进取、追求。遇事保持从容和平静。在快乐、热烈的情景消逝之后，能洒脱地回归平淡。不寻求刺激。在平淡的生活中，不陷入忧郁症和强迫症。

顺其自然，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但也有个问题，比如，我不时出现的“不自然”，是不是我的“自然”？是顺之，还是克服之？

也许现在不少熟知我的人，会把我视为民主斗士。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充满佛教精神的人，你不要感到惊奇。

如果一个人深信因果报应，就没有什么不能宽容的了。

也许有一天，我会像怜悯病人、怜悯精神病患者一样，怜悯不可理喻的小人、恶人、坏人。我会把他们也视为病人：他们是在心理上、人格上、灵魂上出了毛病。其实，从唯物观来看，我也曾与朋友谈过，坏人的“坏”，是他们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自身，在哪里呢？我们的“我”，又在哪里呢？不管是从轮回中来，领受着前生前世的报应而来，还是从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而来，我都找不到“我”。记得少年时，我对家乡的朋友文奇说坏人的“坏”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产物时，父亲刚好在洗澡，他忍不住了，从浴室中探出头来痛骂我，说我为自己的“坏”开脱，把自己变“坏”的责任都推给了父母和社会。我不知道如何与父亲讨论这些问题。父亲在家里是个专制者。

万事万物，皆有阴阳，相生相克。执政者离不开反对者。

专制的执政党，往往会拿一些“领导人”来批臭，往他们身上大倒脏水，把某阶段积累起来的民怨都疏导到他们身上。昨天还被媒体赞颂得近乎完美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今天忽然间就坏得一塌糊涂了，往他或他们身上倒粪的，还是那些喉舌，明天可能又被当成伟大人物，光芒四射。现在再这样搞，是糊弄不下去的了。然而，不这样搞，民怨没有发泄渠道，只好不断积聚着。

改良的最佳时机，是执政者腐败无能，让人鄙视，而尚未有太多民怨民愤之时。如果积压了太多民愤，就难以改良了。

专制主政者选下面的执行者，在“忠”、“廉”、“能”三者中，只会选忠于他的人。因为只有忠于他的人，才有利于他主政地位的稳定。选接班人，他也会顾虑自己的身后名而选“忠”字辈。

地球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坏，比某一国某一地区的社会环境变坏，后果要严重得多。对后者，我们会在制度上找原因，冤有头债有主，想骂上几句也知道要骂谁。前者，是全人类的悬顶之剑，我们却往往因找不到“头”、找不到“主”而极少谈论。

在这个不堪重负的地球上，在移民外星球美梦成真之前，我赞成“节育”，甚至对超生罚款也表示理解，但坚决反对堕胎，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强制孕妇堕胎的恶吏视为虎狼。我认为，堕胎与溺婴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节育”啊，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人类的替罪羊，将是人类自身，还是什么？

马克思想把彼岸移到此岸，想把天堂建在人间，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切都将毁灭？一切都将归于虚无？生命毫无意义？人类文明毫无意义？

人类是需要灵魂的，灵魂是需要彼岸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三个境界，最难达到的是“自净其意”！只有“自净其意”，才能得“大自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也很难做到，但就算做到了，也只是在六道轮回中，求得善报。善报之后，又进轮回，只有报应，没有记忆，意义何在？

从“无我”回到“有我”，从“大我”回到“小我”，再唠叨几句：

总记得小时候看到一本“称命”的小册子：把生辰八字，也即年月日时四柱加在一起，可称出命的“斤两”。我不记得我有“几两”，只记得有四句谒。前两句原文忘记了，大意却记得：大半生忙忙碌碌，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后两句则记得：“六亲不认无依靠，一生事业晚来隆。”前两句基本应验。联系上下文，第三句应理解为，六亲中没有一个真正在事业上帮得上我的人，我只能靠自己拼搏，并不是六亲不认我或我不认六亲。这样理解，便也应验了。最后一句是否应验，有待时日。在眼下，它成了我困顿时的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