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宋妞：乡书记带领几十人手提铁棍来我村收农业税。当时手里没钱，说马上借够钱给他们。他们说：“不要了！” 不由分说闯进屋里搜了一遍。后来见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耕牛牵走。我丈夫东拆西借把乡政府征收的300多元如数交上去。我去牵牛，他们不让牵，骂我：“你妈个X，你牵牛做什么？你想死！”两个人扭住我胳膊一阵痛打。我不服地说：“我告你们！”书记说：“告到中央也不怕。是上头叫我们这样做的！”

78岁的刘廉：副镇长带领身穿迷彩服、手执警棍、头戴钢盔的10余人来我村突击收税。这帮人到我家里也不说要农业税，搬起电视机就走。我给他们交了钱，他们仍不肯归还电视机。

7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用了三个版的篇幅，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下面摘录王幸福跟《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的两段话：

“我想做什么呀？出现暴力征税，老百姓害怕呀。又打人又抓人的，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呢？一到11月12月，有些地方征税的声势特别大，警车乱叫，好像打仗一样，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村庄，一家一家地去要钱。”

“农民不敢抗税。第一，老百姓也知道自己该交税，自古以来交税纳粮天经地义。第二，你带这么多人全副武装来征税，谁敢抗税啊？只是有些地方，在国家农业税标准上，又加上留给自己用的附加税。对这些附加税，有的老百姓问几句，他们就说是抗税，就打人抓人。还有的农民，家里种9亩地，人家却要按照16亩来收税，农民不愿交，就打人，把人抓起来说人家是抗税钉子户。我走访下来，发现‘抗税’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对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宜阳一位干部说，2002年征收农业税期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干部和农民都有责任，我们不掩盖、不回避，但这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当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问题。对这位干部的话，笔者是相信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地方，绝不仅是宜阳县，只是宜阳县出了个王幸福，于是这些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便在宜阳县浮出水面。

让宜阳的“父母官”们头痛的是，宜阳人王幸福又在宜阳调查计划生育中的腐败，并公布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以为偌大的中国就宜阳的天那么黑。抓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恶劣行径，与征税差不多，事例我就不举了。尤为可恨的是，就像有些警察为了抓嫖罚款创收而动员妓女拉客一样，计划生育干部为了创收，居然上门动员农民超生，因为超生就得向他们买准生证。农民砸锅卖铁凑足了钱上交，他们只开回收据，说收据有同样效力。买了准生证的妇女怀上了第二胎，干部们可以不认账，说什么现在上头抓得紧，还是照样捉她们去流产。黄某的孩子十多岁了，按规定两胎之间间隔10年，可以生第二胎，而且她也花了2000元办了第二胎的准生证，却被抓去引产，还被强迫在签字单上签下别人的名字。后来才明白，镇政府抓她做引产是为了让她顶替别人。有送红包的人可以不用做引产或者结扎，镇政府会抓别人来顶替。

二十、自去年5月份以来，安徽阜阳共有171名婴儿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综合症，其中13人死亡。他们所食用的“奶粉”，每100克蛋白质含量大多2至3克，最低的只有0.37克，按国家标准，是18克。用这样的“奶粉”喂孩子，等于给孩子喝白开水，连喝米汤都不如。婴儿们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孩子，靠老人喂养。其实去年阜阳当地媒体就披露了杀婴“奶粉”的消息，今年3月29日，新华社也发了电讯，其间，《半月谈》、《新民周刊》都做了深度报道。但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直到中央电视台予以曝光，惊动中央，总理批示，有关部门才立即“实践三个代表，关心人民生活，采取积极行动，追查劣质奶粉”。不要说他们良心发现，更不必说他们“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提高了思想觉悟，改进了机关作风”，他们明摆着就是为了保“乌纱”，因为他们知道这回事情闹大了，无法遮掩和推诿了。我真搞不明白，去年广州出现“结核牛奶”，被强势传媒披露后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也是说自己在“实践三个代表”。难道没有“三个代表”，我们庞大的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监督执法系统就不知该干什么了吗？无论坏事、好事，我们的官员和媒体都要往“三个代表”上扯，似乎一挂上去，坏事也变成好事了。

5月9日上午，安徽阜阳市伪劣奶粉事件公开处理大会，官员宣称，“黑名单”上全部45个品牌伪劣奶粉的来源已基本查清，这标志着打击伪劣奶粉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全场掌声雷动。我们的“公仆”就有这个能耐，不管是什么丑闻，一到他们那儿就可以转化为“重大成果”，总能赢得与会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

杀婴“奶粉”整整为害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不是总理批示，这些“奶粉”还在大行其道，不良商人还在欺骗着那些贫穷的农民。

目前国内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10个部门。职能交叉，责权模糊，说什么齐抓共管，有利可图时大家都能插上一手，搞得守法经营的企业疲于应付，无利可图时大家都不愿管，哪怕害死人。

二十一、《马燕日记》可能感动不了多少中国官员，也感动不了多少中国老百姓，因为像马燕这样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太多了，而《马燕日记》却感动了世界。马燕的母亲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把女儿的一封信和三本日记胡乱塞到一位偶然路过他们村的外国记者，而不是塞给中共官员。于是，马燕和她周围的孩子们的命运，被这位外国记者改写了。这位中文名韩石的外国记者，为马燕写了一篇题为《我要上学》的报道，在法国《解放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出，马燕和她的日记，就这样走向世界。至今年5月初，《马燕日记》已经签下了19种文字的出版合同。“在欧洲，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成功。”《马燕日记》和韩石的报道，告诉世界中国的另一面。在法国，韩石把马燕的故事告诉大家时，很多法国人很诧异：“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会这样？”韩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准，还不能保证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免费上学的机会？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政府可以在大城市花大量的钱让城里人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而置贫困农村的失学儿童于不顾；西部大开发的钱，绝大部分用于城市，这样做公平吗？韩石弄不明白这些问题，也没闲功夫去弄明白了，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学习过“三个代表”，他实实在在地干起造福中国儿童的事业来。随着他的报道与《马燕日记》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捐款从世界各地飞来，韩石用这些钱成立一个协会，名字是“为了宁夏的孩子”。他们用这些钱建起了学校，资助失学儿童上学。

克文，上面这些文字，就是我在一些论坛连载、被跟得很热、被广为转载的《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的部分内容。可惜，有些论坛把它删除了。

今天是2月11日，正月初三。这几天仿佛又得了忧郁症，心情有点不好，有时又转化为强迫症，为一些琐事想了许多，总是放不下，也睡得不好。重读以前的文章又觉得写得不错，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认为重读一遍只是浪费时间，重读时心里有点烦；可不重读，又怕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心里有些矛盾。不知干什么好。闲坐着、看电视、带女儿玩，也没有悠然、宁静的心境。我知道现在还会出现这种心态很不好，但想到出现这种心态是因为目前的境况不如意，就原谅了自己。我目前的境况是：自己要做生意又因为缺乏资本而顾虑重重，自离开C的公司后经济上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一原谅了自己，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最后还是选择重读以前的文章并逐渐编成书稿。找工作或者自己做生意，不要想得太多，行一步看一步吧。有时觉得自己麻木着，不必有感觉，像一门机器，在电脑前打着字或者看着文，工作着或者闲着或者等待着，不会厌烦，也很好。

甲申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这封信加上我关于家乡的一些文字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文字，以及相关说明，就“完美”了。甲申年之后的事，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记述，今后也许会在这封信后面附录吧。

作为一部“自传”，我不能漏掉关于家乡的印象。我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家乡走过的，那里的乡土人情，对我一生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好在有许多现成的文字，下面是我作于1996年9月的《村落》：

如果你到连绵起伏的大山去走一走，就会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触良深。深陷于层峦叠嶂之中，已感荒无人迹，忽见一座大山后面升起了袅袅炊烟，你便会惊喜地叫唤：“山后有人烟。”你忽然觉得“人烟”这个词是多么贴切。有炊烟的地方便有人，便有村落，哪怕是几个人，几间石屋，一户人家，也会使我们在博大恢宏的大自然面前，感到孤独和渺小的那份惆怅，随那炊烟飘散。人，是多么需要同类呵，只有在拥挤的都市中，我们才会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淡漠。

当你与那憨厚的笑脸、饱经岁月风霜却依然单纯如水的目光相对而坐时，你在感到亲切、愉悦的同时，忽然又生出了困惑：“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呢？”他们便会对你讲起一世祖“创寨”的故事。

每个村都有一部村史，每个家族都有一本族谱，有文化的则整理成文字，没有文化的则靠一代一代人口口相传。就像孩提时总要问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一样，成人之后常常要追寻祖宗的源头，总想更深地了解自己的根。

人口的迁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没有一人能对我谈起一世祖为什么要从福建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来到这样一个山坳里生活。大家只知道他带着父母的骨殖（那是他的根），带着一条忠实的狗（那是他的伙伴），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创寨”。他为什么选中这里呢？是“风水学”告诉他这是一块宝地呢，还是这里的明山秀水、肥沃土地留住了他的脚步？后人连他迁徙的原因都说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当时的心思灵动呢？或许他逗留在这里纯属是他流浪途中的一个偶然；或许是筋疲力尽，难以跋涉了；或许是扭伤了脚，要休养一段时间；或许是来到这里已是黄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便在这里餐风宿露，第二天又逢下雨，只好搭起简易窝棚苟且栖身。这一苟且，便苟且出一个几千人的村落，周围的几个小村，也是在这里移出去的。难怪今人有说：“故乡，只是先祖流浪途中的一个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