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东珍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收养了20名父母双亡或单方死亡的艾滋孤儿。当《人物周刊》记者辗转找到这所学校时，已人去楼空。一个好心的知情人偷偷把记者拉到一个无人的小巷说：“一个月前，政府突然来人把学校查封了，把人带走了。孩子都回家去了。”记者了解到，政府查封的理由是东珍学校没有注册，是非法的。学校负责人找教育局，被告知注册资金要100万元。校方联系到美国华人基金会，对方答应只要这里同意他们办学，就马上把钱打到他们在美国的账户。校方再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变卦了。在解散学校时，在场一位官员回答村民关于孩子的读书问题时说：“回家去！只要在家饿不死就行！”

东珍学校的牌子被当局有关部门摘掉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墙上，黄色的粉笔字，孩子稚嫩而工整的笔迹：“老师，再见！”

浙江有线四套的《纪实》栏目7月9日介绍了河南农民患艾滋病的原因，大致内容如下：

当时政府鼓励农民献血，而且做了很大的宣传，根本不是卖血，因为400CC血的补贴仅仅是48元。采血的时候不要血浆，只要血清。医院在提取血清后，把血浆回输给献血者，而这个血浆已经是混在一起的了，所以才发生了艾滋病的广泛传染。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是河南农民家贫卖血，而且是非法采血，混用针头，才造成这样可怕的后果，看来真相不是这样，或者不仅是这样。

有个网友转述了该节目中一些内容：一家十三口人，已经死了十个，活着的全感染上了；四百人的村庄，90%以上感染了艾滋病；老人悲惨的哭声……

有个网友说，以前在杭州《都市快报》上看过一个连载，说有个河南农民，找工作的时候屡屡碰壁，只因为来自河南艾滋病重灾区，他背着他的全部家当——一个蛇皮袋，黯然垂泪。

“大冬天里，我跟弟弟缩在空荡荡的破房子里，没有灯也没有火。我们没有馍吃，有点面糊糊吃就不错了，我们三个月没吃过盐……”15岁的王芳对于家乡河南的回忆，像是诉说上辈子的事。那个时候她叫高玉，家在河南新蔡县。被收养后，改了姓名。

王芳的父母均因艾滋病去世。

像很多河南乡亲一样，王芳的亲生父母曾在1993年至1996年间多次卖血。“采血的人根本不把农民当人看，像对待牲口一样，连针头都不换，不做任何消毒，扎进去就抽血。”一位知悉内情的专家说。

河南像王芳和她弟弟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很多。他们的父母或都因艾滋病去世，或一人去世而另一方也是艾滋病患者，无力抚养子女。

面对这一巨大的“人道灾难”，中国政府还没有足够、具体的应对措施出台，而民间的慈善救助和艾滋病人的自救自助，成为目前这些儿童的重要生机。

据称，河南艾滋孤儿主要收养地山东主要官员对此并不了解，了解情况的职能部门则态度冷漠，在户口和土地问题上没有给予起码的支持；河南当局则卡住不放，不让艾滋孤儿流入山东。采访中，百姓对政府的态度普遍表示愤怒。收养者王嫂说：“政府的觉悟还不如咱老百姓，又不用他们掏一分钱，签个字不就行了吗？”户口的确是个大问题。公安和计生部门去这些艾滋孤儿收养户查问，让百姓充满忧虑，由于怕被计生部门罚款，好几家农民愁容满面。

在河南某村的一条乡间小道上，记者看到一个10左右的孩子，推着木头车，车上坐着艾滋病发作的父亲，母亲因艾滋病去世，剩下父子俩。因天气炎热，他推交亲出来透透风。小车“吱吱呀呀”地响。

艾滋孤儿根本无力接受教育。在农村，小学每年学费约300元，中学约600元，政府规定艾滋孤儿可以减免25元。对失去主要劳动力、一贫如洗的艾滋家庭来说，这个减免微乎其微。

2001年5月，法新社报道了河南省文楼村艾滋病人及其家属进京请愿的事件，揭开了骇人听闻的河南艾滋病状况。在中国大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艾滋病有关的报道基本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对河南艾滋孤儿的境遇却鲜有报道，也不是没有记者关注，而是对河南艾滋问题的报道，受到地方政府多方阻挠。

“看看那些绝望的眼睛，你的后背会阵阵发凉。”艾滋专家高耀洁对记者说。

以上内容，摘自2003年5月《凤凰周刊》所载《河南艾滋孤儿境遇》和《艾滋孤儿引发人道灾难》两篇文章。

面对惨状，相片往往比文字更加震撼人心。摄影师卢广很早就开始关注河南艾滋孤儿，他的摄影作品让我一次次泪眼模糊。这里我不想描述他的摄影作品，只摘录一些文字说明：

每月挣100元，教着10个3—7岁的艾滋孤儿。

一双被冻得发紫的小手紧紧抱着课本，这也许就是这些艾滋孤儿的唯一出路了。

年幼的孩子在为父母的坟头填土。

父母感染了艾滋病，怀抱中的儿子也感染了病毒，一家人看不到未来。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都死于艾滋病，六岁的他最终未能幸免，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姐姐为他送葬。

十六、据《中国青年报》载，福建每年有数十万人通过地下中介到国外打工。2000年6月，58名偷渡者被闷死在英国多佛港一辆货柜车内，他们全都是福建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同胞愿意通过非法渠道出国打工呢？根源就在政府提供的合法渠道太黑了。所谓合法渠道，就是每名打工者要在中介环节上支付9000美元左右的各种费用。鄢烈山先生说，在诸多公共部门以创收为要务明火快刀狠宰管理对象的大背景下，要让他们对同胞出国谋生之艰辛产生恻隐之心，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从市场角度来说，正规中介部门只想凭政府所给予的垄断地位轻轻松松赚大钱，吃独食，那你也得有守住垄断的能力呀，为什么不凭着自己的合法优势，走薄利多销之路，偏偏要把同胞的劳务输出生生逼成打黑工。逼着同胞打黑工的，除了合法中介，还有税收。劳工不但要在输入国纳所得税，回国又要被祖国的税收部门狠宰一笔。他们为国家挣来外汇，缓解中国就业困难的压力，为什么不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呢！人家出国打工，容易吗？为什么还要剥他几重皮！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报道，说北京有个出租车司机累死了，并通过这个司机的累死，披露了出租车司机因为受多重掠夺、不得不累死累活、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的事实。是谁在掠夺出租车司机？该报道称，政府为了“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而要求出租车司机必须挂在指定公司名下，为了“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而控制出租车数量，使出租车牌照成为很值钱的垄断资源。在政府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出租车司机除正常纳税外，还得被剥几重皮，不累死累活挣不到钱。

十七、下面内容摘自2004年5月25日的《凤凰周刊》所载《土地新用途：高尔夫球场》一文。

镇政府把祁河村的大多数农田卖给开发商修建高尔夫球场。王积京一家人感到既迷惑又忧虑。他们是中国普通的农民，土地是他们惟一的生活保障，现在，这惟一的保障正在失去。祁河村高尔夫球场其实也只是中国以牺牲穷人的福利为代价而产生新富人的无数个例子中的一个：政府官员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收回，然后出售给开发商，从中赚取回扣。高尔夫球场兴建于2002年，当时正值小麦收获季节，一些村民要求工程延后，让他们收割小麦，未被容许，推土机开进了农民的麦田。村民到济南市向省政府抗议，结果获得了几个星期的收获时间，以及补偿的承诺：此后五年，每个家庭每年补偿350元。工程施工时，有些村民在推土机前阻挠，很快被警察抓走。此后村民三次到北京上访，每次他们都被送回山东，交给省政府处理。王积京的儿子和几个男人到县政府门前抗议，很快被逮捕了，关在家人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监狱。“他们不告诉我们他究竟被关在哪里，也不让我见他。”王积京的儿媳哭着说。共产党官员开着奥迪汽车来到这里，在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击打着一个叫“高尔夫”的小球。

十八、下面内容摘自署名晓德的《不要把弱势群体逼向绝路》一文。

看了昨晚央视《经济半小时》之后，先是悲凉，继而是愤慨，然后却是无奈。四川省资阳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的亏空，居然想出将人力三轮车牌照拿去拍卖的“高招”。而且对拍卖事件不做必要的宣传和公示，只在黄昏时分将第二天将要举办拍卖会的消息偷偷摸摸地张贴出来，让那些三轮车夫即使想反对也已经来不及。而该市一位陈姓副市长面对记者的镜头居然振振有辞，说该市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三轮车主们私自占有“公共资源”，政府对之已经足够宽容了！看着这位瞪眼说瞎话的官僚，再看看那些泪水写在脸上的三轮车主及其家属，不由得直打冷战。

在资阳，以三轮车为生的人，多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三峡移民。他们每年要交纳繁多的税费才得以在“公共资源”的马路上行使。三轮车载客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工作，如今却要被政府以拍卖牌照的方式进行掠夺。

难道今天的社会，已到了不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不肯罢休的地步了吗？

十九、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河南宜阳县农民王幸福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该县13个乡镇230起暴力抗税案都是假的，无一农民真正抗税，相反，倒是存在着暴力征税。为了调查，王幸福不但花掉了两万六千元，还整天担惊受怕，怕官员与黑社会勾结施以毒手，死得不明不白。下半夜他就不敢在家里住。幸运的是，王幸福那60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王幸福也成了传媒热点人物。下面内容，摘自7月15日《凤凰周刊》所载王幸福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