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9月30日，38岁的浙江人林茂正在返乡途中，被湖南某火车站派出所抓到收容站，因家人拿不出钱来赎人，被收容站安排去“劳动改造”。10月9日上午，在“劳动改造”的人被要求挑100担土，林茂正看见有两个人在休息，对站长说怎么他们可以休息我们就不能。中饭刚过，“二管教员”四人将林茂正叫来，令他喝下一大瓶水，不许洒一滴在地上，结果林还是洒了几滴，被重重打了两耳光；四人随后叫他扎马步，扎不好就打，拳头、棍棒朝他劈头盖脸打去。被暴打了10分钟，他开始呕吐，先是吐饭，接着大口大口地吐血。下午，他仍然被叫去干活，但他已经没法干了。站长让人叫来附近诊所的梁医生给林茂正看看，梁说林茂正伤势严重，应抓紧时间抢救，收容站的人不听，说给他擦点跌打损伤药就行了。晚上，林茂正又开始大口吐血，站长像没看到一样，带着几个人到火车站抓人去了。

林茂正整整呻吟了一夜，第二天下午，站长令人将他赶出收容站。此时他已站立不稳，只能在地上爬着。有人看见，他一边吐着血，一边艰难地爬到火车站铁轨边，推测他是想沿着铁轨爬回家。傍晚，他死在铁轨边。

当地群众报了案，法医做出鉴定，林茂正是被打伤致死的。得到消息，站长展开了活动。管教组长找梁医生，要他证明“那死鬼是病死的”，某局领导也来找梁医生，对他说：“要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把伤情说大……”10月上旬，法医鉴定上林茂正的死因改为因病致死。26日，在死者家属的请求下开棺重做法医鉴定，证明是因伤致死。站长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打人者也只是被收容站放走了事。此事的处理结果让站长很得意，他对全站的职工说：“公检法那里，我讲白就是白，我讲黑就是黑。”后来数十人联名上告，却石沉大海。

二、28岁的安徽人徐英东，1999年6月只身来到北京推销项目，未果，到一家公司找了一份临时工作，想边打工边继续推销项目。徐是独子，母亲不放心，决定到北京接儿子回家。那天早上六点，冯彩云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大街见到了儿子。见儿子比离家时瘦了许多，冯彩云心疼不已，叫儿子回家。吃了早餐，徐英东说他先去住的地方取行李，再和一个对他不错的人打一声招呼，就跟母亲一起回家。徐英东最后对母亲说：“妈，你就在宣武门地铁口等我，我很快回来。”母子就此别过，冯彩云看着儿子走远。那天冯彩云坐在地铁站的马路上，一动不动，整整一天。她怕一走开儿子回来找不到她，可是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冯彩云在首都疯狂地找了几天，听说哪里有交通事故或郊外发现尸体，就急急忙忙赶去看。有外地人指点她到昌平七里渠收容遣送站看看。冯彩云好不容易找到离城30公里的收容站，那里已经下班。次日，冯彩云早早地来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收到你要的人，会送到合肥遣送站，你回去等吧。”此后十几天，每天早晨四点，68岁的乡下老太太冯彩云从北京南城坐3个小时的车到昌平七里渠，两个馒头一碗水是她一天的食物，得到的回答就是：“回去等。”

冯彩云找到该收容站让被收容人员劳动的地方，没法靠近，因为有警察，她只能站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看每一个干活的人，看姿势有没有像她儿子的。

2000年元旦，冯彩云第三次进京，冒着风雪奔走了一个月。一次，一个曹姓女接待员突然告诉冯彩云：“我们通过电脑查到了，徐英东，28岁，9月9日由丰台派所送来，9月13日，被送安徽宿县遣送站。去那里找吧。”冯彩云立即离京赶到宿县遣送站，宿县遣送站的回答把她充满希望的目光扑灭：“我们已经把资料查尽了，根本就没有叫徐英东的人被送来。”

2001年5月，公安部举报中心告诉冯彩云，已经和收容站协调好了，收容站让冯彩云在昌平边上的小法院象征性地起诉一下，收容站愿意多赔点钱。这位乡下老太太断然拒绝：“这样不明不白给我钱算什么？我是在卖儿子吗？”

望着报上白发苍苍、沧桑满脸的冯彩云老人，我泪落潸潸。我们也是儿女，如果我们无辜惨死在自己的国家、别人的城市，而我们的母亲仍每天倚闾盼儿归，望眼欲穿，日夜想念着我们，我们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我们也是父母，如果我们的子女在他乡被收容后人间蒸发，想到关于收容站的种种传言及孙志刚案后媒体对一些收容站内幕的披露，我们会如何心痛欲裂地去设想子女在临死前受到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挣扎了多久才咽下这口气呢？

三、2002年最后一天，湖南桑植县麦塔溪村72岁的王廷高老人仍然不知自己的儿子王兴茂、孙子王朝正是否还活在人间。3年前，王兴茂带着年仅16岁的儿子王朝正到涟源帮人挖煤，王朝正体力不支，父子俩于4月20日到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被火车站派出所抓了起来，送到收容站关押。第二天早上，收容站通知王兴茂，将他的儿子王朝正留下做人质，要他回家拿1200元来赎，“否则就关死他”。王兴茂回家后四处错钱未果，绝望之下喝下一大瓶农药。乡政府给收容站打电话，告之王兴茂服毒身亡，请求收容站放回王朝正给父亲办理后事。收容站无动于衷。王兴茂被救后，旋即失踪。一个月后，亲戚借了1000元到收容站将王朝正赎回。王朝正得知父亲已失踪，哭了几天，外出寻父。父子俩至今杳无音讯。

四、2002年7月31日，湖南省新宁县金岭村十七岁少年唐斌骑着熟人邹建国为出入方便而经常寄于他家的一辆破旧自行车去外面看戏，把车锁了却没有钥匙，回家时只能扛着走，被金石镇巡逻队员疑为偷车扭送到派出所。唐斌的父亲四处寻找孩子未果，8月2日下午被告知：唐斌已送尸检现场。在所谓“尸检现场”，唐斌尸体上只着一条内裤，颈部有一厘米深的黑色勒痕，牙齿咬着有些外突的舌头，嘴角有着青黑色的淤痕，下嘴皮掉着一块一寸多长的肉，胸部、两臂也有几道深深的黑色勒痕……有人质问：为什么不在第一现场验尸？怎么送到野地里去了？公安部门称：外运是为了验尸，不是抛尸。

五、今年上半年某天下午5时许，广州3名城管人员将正在当街卖菜的一个男人一脚踢翻。倒地的卖菜人抱着菜，3名城管人员对其拳打脚踢。打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就一个拿着对讲机，一个拿着砖头，猛击卖菜人头部。卖菜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人们看见他早已不能动，就上去劝城管人员收手，但是根本劝不住。5时30分，3个行凶者可能是打累了，终于停了手，准备拖着已经没有任何知觉的卖菜人上车。在群众的干预下，行凶者扔下伤者，准备开车走人。群众愤怒了，将车团团围住。上千人与3个行凶者一直对峙到晚上8时。警察到场，为城管人员解了围。伤者被送往东山区中医院，后又被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接走，至第二天消息见报时昏迷不醒。病历上显示：“伤者头部伤口8厘米，神志不清，呼叫不醒，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一位护士说：“不排除成为植物人的可能。”

六、2003年7月7日深夜，《广州日报》报料热线接到一个电话：在竹料镇某电子厂，一个17岁的女工上班才6天就加了48小时的班，平均每天加班8小时，结果昨天下午因劳累过度死在宿舍。

8日早上9时多，《广州日报》记者一行在广从路竹料段旁找到这家电子厂，找到了死亡女工同厂同宿舍的舅妈黄必凤。据黄介绍，去世的外甥女叫孙艳，今年17岁，湖南随州人，7月1日才进厂，在包装车间工作。两人不在同一车间。说起外甥女之死，她忍不住流下眼泪。她说，进厂的当晚孙艳就被叫去加班，由于工资较低，一个班8小时才9元钱左右，只有加班才能挣到点钱，所以厂里的女工都被逼着拼命加班，每天加班五、六小时是常事。7月6日，孙艳先上了4个小时的班，然后从晚上11时一直加班到7月7日8时，回到宿舍她对舅妈说，“车间设计是装空调的，很封闭，但现在却开风扇，很闷”，又说很渴很累。

七、《羊城晚报》“以案说法”专栏不久前所刊《他为何被无罪释放》一文，通过“一起情理法相融相洽的诉讼活动”，体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文关怀”。记者所选的报道角度体现党报记者的素质。人文关怀是值得赞美的，尤其是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人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更是物稀为贵，但尚不足以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吧。让我泪流满面的，却是“犯罪”嫌疑人夫妇及其婴儿的悲惨遭遇。

好顺和大全都是云南广南县人，家境非常贫困。两人于2000年结婚后到广东电白县水丰农场当割胶工。割胶是最苦、收入最低的活儿，好顺和大全平均每天只睡四小时，仍然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好顺生产前，全部家当只有40元，大全用来给好顺买来安胎药。今年7月10日晚，好顺劳作回来动了胎气，提前作痛临盘，大全无钱将好顺送到医院生产，只能独自一人负责全部的接生工作。晚上九时许，好顺产下一个未足月的女婴。此后好顺已奄奄一息，更无奶水。又没有钱买奶粉。两人用破衣裤包住体温不足的婴儿，抱在怀中。熬到第二天早上8时许，该早产女婴终因缺乏必要的保育措施而夭折。两小时后，愚昧的大全按当地一种极端迷信的说法，将死婴肢解置放于三岔路口祭天，“以保住以后婴儿的成活”。

该文所赞美的“人文关怀”，也就是把被定性为“侮辱尸体”的大全无罪释放。

该文说这一惨剧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当地流传的一种极端封建迷信的说法。难道他们不迷信，婴儿就不会惨死吗？

八、由于写了许多呼吁同情弱势群体、抨击各种腐败现象的文章，而腐败现象的得益者绝大多数是富人，因之有些人说我在鼓动仇富、宣扬劫富济贫的“水浒”精神，也就是前智囊刘吉所批判的“不向胜利者致敬，而是无穷无尽地同情劣汰者”。其实，我从来不仇富，甚至不仇视腐败分子。对于落马的贪官巨富，我认为他们如果不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一定是制度“不够完善”的牺牲品，我不屑于落井下石。我抨击他们，只是借他们的事例来抨击我所仇视的让腐败丛生的所谓制度的“不够完善”。我抨击腐败，其实也源于我对极端贫困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因为我看到两者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