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寄死归，何足道哉！深识之事，悠尔忘怀。”

克文，我一直对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人抱有深深敬意，但有时也对自己的这种敬意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喜欢看书，喜欢观察，喜欢思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在头脑中蹦出来，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心理学方面、哲学方面、宗教方面，等等。我不知反逻辑的非理性的诗、艺术可会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撞车现象”，我认为不同的人，只要都是在一定书本知识积累和社会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逻辑来思索，都可能推出一些类似的观点。只是有些人语言表达能力强，或受过专业训练，会写成好文章；有些人则“无师自通”，或语言表达能力差，写不出好文章。

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有时会在一些学术文章或名家评论中，看到我也思索得到的甚至在网上发表过的一些观点。我曾对你说过，有时候自己苦思冥想得到的一些所谓“创见”，往往又可能是别人、甚至是两三千年前的古人早就表达过的见解。我最怕的是，自己的“创见”是别人甚至先哲表达过的，而我孤陋寡闻，以为是自己的“创见”。如果我知道是别人已经表达过的，即使它们在我的头脑出现之前，我的确并没有看过，我也绝不将其当成自己的东西。最怕的是不知道。

近日，在一篇网文上看到，关于国家的概念，强调文化认同远大于地域和政治上的意义，我记得自己早就在某篇谈论国家统一的网文的跟评中说过：国家并不仅是政治概念、地理概念，而更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只有文化上一定的认同感，才有可靠的国家认同。这是大意，文字我已记不清，发于何处也忘了。我能说近日所看到的这篇网文的作者一定看过我的那个跟评吗？不能！当时我还从国家概念谈到民族主义，话意大致是：如果某党为了其政权的稳定而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意义是不大的。同一种族的人分属不同国家，是普遍现象。而且，如果不是采用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那么，在我们汉族人高举民族主义、动辄骂异议人士是“汉奸”的时候，那些少数民族也像我们这样，会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如果执政者过于腐败、专制、残暴，却想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大旗来凝聚国民，能被他们凝聚起来的只能是愚民和奴民。我又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因为执政者的无道而分解，反之，不同国家也可以因为文化认同，在民主、民族自愿的情况下，组合成某一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制政府或合众国吧。在民主之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许我的一些见解确实是创见，但发表后，因为不是名家，在传播的过程中，没有人会保留我的暑名，于是我的创见，便不再是我的，可能成为某些名家的“创见”，也可能变成众人皆知的常识。

我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很能出见解的人。但我越来越觉得，再怎么新颖、正确的观点，在我看来，都有可能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越来越不想以见解名世。对人生、社会想得再多再深再透彻，也难以超出佛、道，何益于己于世！今后，如果我在写作上能够名世，很有可能是以心理刻划见长的人物典型塑造。

我曾一度计划，只要有空，把生活任何事都写成文章，并认为任何事都可以产生哲理，现录两篇如下：

其一，作于2002年4月的《混乱的制造者更先在秩序中获益》：

清明回乡扫墓，在两英至家乡林招的路上，有长达五公里左右的路段交通堵塞。堵塞的原因是车太多，而且有部分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扫墓回来的人与上山扫墓的人，逆向而行，互不相让，势均力敌，越堵越紧，难以疏通。

那天，我不得不下车沿公路旁的山坡艰难跋涉前进，沿路没有发现哪一辆车出了事故或故障阻塞了交通。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只要大家恪守交通规则，靠右而行，即使人、车再多，只是速度受到影响，总是可以前进的，哪会像这般寸步难行呢！社会，总需要各种各样的规则保障正常发展的秩序。有一部份人不遵守规则，搞乱了秩序，便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如果那天是因为某一辆车出了故障或事故阻塞了一条车道，那它就是这场交通阻塞的症结所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只要有交警出来，到问题发生的地方指挥一下交通，另一条车道让要来的一方用一会，让要去的一方用一会，如此反复，交通还是可以畅通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即使出了问题，也容易解决。

那天也有几个交警出来维持交通秩序。也许他们出来时，交通已经阻塞了许久，车流、人流已经汇聚得足够多，来的一方去的一方不是在某一个交汇处堵死，而是见缝插针式的，到处穿插，汽车之中夹着单车、摩托、行人，车流、人流，就像绞成一股麻绳，每一处都有来的去的脸对脸背靠背地相持着。几个交警只能望“人”兴叹，无处下手，后来随便找个什么地方着手，也只是徒劳无功或收效甚微，做做样子而已。这也说明了十分简单的道理：发现问题一定要早，最好是未雨绸缪，交通堵塞之前就得有交警出来维持秩序；解决问题一定要及时，不能拖泥带水，一拖，就有可能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遵守交规，在交通堵塞的路段两端，就排着长长的靠右的车辆。又有车开来，自觉的就排在右列的后面，不自觉的就开到左边的车道上，一直往里开，开到堵塞的地方，一点一点往里挤，继续制造着混乱。

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交通就不会堵塞，大家都可以快些前进。如果说，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欲速则不达，是咎由自取，那么，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呢？由于他们坚持遵守规则，使问题不致越来越严重，最终得到解决，可他们也与不遵守规则的人得到同样的“惩罚”：前进受阻。而且最让我感慨的是，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就落后于不遵守规则的人了。打个比方：你的车子本来在我的后面，我在右列停了下来，你开到左边的车道上，一直往里开，开到堵塞的地方，不得不停下来，这时候我们都在等待问题的解决，但你已经比我领先了许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你也逐渐挤到右列上，回到秩序之中，混乱的制造者们更先成为秩序的受益者。我们重新开始有秩序地前进，原先在我后面的你已经远远地把我抛在后面。

混乱的制造者们虽然也受到混乱的危害，但重新“洗牌”之后，他们便领先于遵守规则的人了。每一场混乱，总会有一些遵守规则的人成为牺牲品。

其二，作于2002年3月的《晒脚女郎与勾头男子》：

2002年春节期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妻、女儿到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去，同许多人一样，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广场是一个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公园，游人三五成群，男女老少皆有。一对对恋人依偎而坐有之，携手而行有之，不鲜见也不居多。居多的是扎堆儿的同龄人，是一家几口，是亲友几个凑在一处，家长里短地聊，小孩们则满地疯跑，闹得欢。乞丐也不少，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他们。

我一家三口很随便地在一块草坪上驻足。我坐着，女儿跑着，妻站着关照女儿。我坐了一会，眼睛自然要找点什么瞧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不外是这辽阔的广场，被笔直的一条条道路分割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有人，坐着的、躺着的、玩着的、跑着的、锻炼身体的；道路上有人，步行的、骑摩托车的、踩单车的、推着三轮货摊的、开小车的。就这些，不管你看不看，都是这么着。即使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一不留神闪进我的视线中来了，或者猎鹰般的眼睛捕捉到有兴奋剂效果的倩影，眼睛为之一亮，情绪为之一振，也只是在这儿写着玩的，当不得真，就算妻不在身边，也是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情，不会让人看得出内心的一点波纹。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没这点定力哪成！

喜欢写文确实多了些借口，比如有位文友就常常不辞劳苦地赴风月场“体验生活”，我这会儿多看一位女子几眼也可谓之“观察”吧。能让我多看几眼的女子总得有几分独特、有几分耐看，大家一定认为她漂亮，我故意卖个关子，对各位的猜测不置可否。只说她的独特吧。她有点瘦削，崭新的质地优良的紧身的有些暗淡花纹的白恤衫，里面一定是衬着一件白毛衣。毛衣一是保暖，这气温还不至于可以让白恤衫隐隐透出文胸轮廓，撩人想入非非；一是使单薄的身子不那么骨感嶙峋。衫裾拢进裤里，腰带一扎，居然有一点飒爽。那裤子也许是皮裤，黑油油的，滑溜溜的，有点让阳光在上面沾不住，晃晃的。

那女郎是开雅车来的，车子就放在她前面的路旁。雅车容易引起人们猜测她的身份，我也未能免俗。猜测什么当然会尽可能捕捉被猜测的事物的种种信息：她孤身一人来此独坐，神态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宁静，宁静中又有几分淡漠，似乎有点落寞、凄清，再仔细看，又不见了落寞、凄清，感觉往往有“经验主义”在里面，她的落寞、凄清是我凭她的情景“感觉”出来的。她是难以让人看透的女人，看不透的当然也有年纪。说她二十五岁左右吧，她的神韵，那让人感觉得出却说不出味儿的神韵，又分明是经历了多少人生才修炼出来的呀；说她不止这岁数吧，她看起来又是那样稚嫩。只见她坐了会儿，脱了皮靴，把两只皮靴整整齐齐地摆在左侧，在离我较远的一侧。我在她的右侧，离她十几步远。我们都席地而坐于草坪之上，方向一致，呈平行状态。我看她须侧视。她一定知道我在观察她，却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流露出对我的不屑一顾，也没有对我的观察表示出一点反感，仿佛我们不是两个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而是两株树，两株草，或者在她眼里我只是一株树、一株草，或者她感觉自己只是一株树、一株草，一道习惯于让人欣赏、惹人遐思的风景。她穿着半透明的黑色丝袜，她的脚也很瘦小，她平伸着两只脚，两只穿着半透明黑色丝袜的脚，晒太阳。两只瘦小的脚因丝袜的透明度而半裸在阳光下。两只手随意地搁在两腿上。她的肤色很白，是苍白的“白”，是缺少阳光滋润的那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