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就像我会陷入强迫症一样，我偶尔也会陷入其他不好的心理状态，神经质般难以控制自己的焦虑不安。我觉得各种心理毛病是会互相转化的。所幸的是，我同时又十分清醒，知道这样不好。我是自己的心理医生。也许有一天，我的心理会十分健康的。

现在想来，我在ASL工作时，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在心理方面。

那次心理危机，疑似“受迫害妄想”，但我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并没有真正陷入“妄想”。

我们中午在公司吃饭。饭后，我往往会一个人离开公司，到楼下散步。那天，我没有出去散步，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躺在长沙发上休息。突然传来惊叫声，原来是财务部一位同事说丢了钱。丢的钱是她自己的，不是公司的，数目不多。公司四个女人，神色惊慌，走来走去，好像大祸临头。因为疑是内贼，我坐在一旁，观察着各人的表现。公司中有一对兄弟，是老板的亲戚，与我关系不错，我觉得他们很厚道的。可他们作案的嫌疑都很大。那个大的，叫阿X，我们在我的办公室吃饭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另一个办公室呆着，我们叫他来吃饭了，叫了多次，他都说等一会。那个小的，叫阿H，是饭后最先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最让我起疑的是，当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时，阿H拿着公事包，没有跟谁打招呼就离开公司。据失主说，她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放得很隐蔽，如果不是看到她放钱，是很难找到的。阿X和阿H都与财务部的同事关系很好，都喜欢上财务部闲聊，他们都有看到她放钱的可能性。最让我感到群众的眼睛并不雪亮的是，对于阿H突然离开现场这一重要细节，除了我，当时在现场的人再没有人知道。后来Y总召集大家了解情况时，我批评阿H离开现场，四个女人一致说阿H并没有离开现场，好在阿H自己承认了。没有在公司吃午饭的Y主，私下跟我说，她来公司上班时，在电梯间与离开现场的阿H相遇。如果不是阿H离开现场时遇上Y主，如果不是阿H自己承认，那我成了什么！

后来我了解到，阿H离开现场，是去买门铃，而他拿着的公事包，里面有公司的一大笔钱。他到我的办公室吃午饭时，很随便地把这个公事包丢在外面的办公桌上。

我的疑似“受迫害妄想”产生了。

我一直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担心：我写了那么多抨击弊政的文章，一定为那些人所不容；我不怕他们拿我当思想犯，就怕他们栽赃陷害；我宁可当烈士，也不愿意背着为人所不齿的罪名忍辱偷生。其实，如果真的落到那个地步，烈士当不成，要活下来也不易，既然是栽赃陷害，当然是灭口最好，在监狱里要整死一个人还不容易。

说到宁可一死也不愿忍受那种侮辱，我不禁想到，在我越来越亲近的佛教中，忍辱是一种修行。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佛教徒，到那时，我可能会改变这一刚烈个性。我越来越觉得，人是需要宗教的！我最终会皈依哪一种宗教呢？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随缘吧。

因为平时一般都是我最先吃饱的，我离开公司时，他们一群人往往还在我的办公室里。如果那天我像往常一样，饭后一个人到楼下散步，那么，会怎么样呢？财务部同事丢的那点钱数目不多，阿H公事包的钱才多呢。

于是，刑讯逼供！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在公司最好的朋友阿H就是受人指使陷害我的人。

……天啊，我怎么能这样想呢！

他是个很好的人呀！

这只是想像力作怪，是在构思小说……

把一位很好的人想像得这样坏，我疯啦！

接下来，我就在心里痛骂自己，对阿H心存内疚！

这封长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直有人对我说，“既然你有才华，而且你给私人老板打工似乎不爽，为何不到一些更能发挥你才能的单位呢？”

克文，说实话，我不敢说我有才华，但以前我确是不喜欢给私人老板打工的。我是想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文联这类名为社会团体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部门的机构工作的。但是去不了。现在，就是有人让我去，我也绝不会去的。

我从不想掩盖以前曾向体制内部门求职的“劣迹”。

下面是我在1999年给汕头市文联的一份建议书：

我建议把《潮声》定性为综合性通俗文学杂志，虽以文学作品为主，但不以文学体裁划分栏目，不必注明文章体裁，把报告文学、社会特写、小说、散文、诗歌等一体化。参照综合性文化杂志尤其是青、妇杂志设置栏目，按文章内容分门别类。

购买杂志的人，大多以消闲为目的。《潮声》的综合性文化杂志的包装，正好迎合这一类读者的购买习惯。《潮声》要走向市场，增加发行量，一定要与消闲的阅读习惯保持一致，通俗而不媚俗，注重可读性而又有一定品味、格调，迎合中又有所引导，力求雅俗共赏，让读者在轻轻松松的消闲阅读中获得真善美的潜移默化，获得文学的艺术享受。

一些没有市场的刊物，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就喜欢大谈自己的社会效益。也许在一些人看来，社会效益是虚的，怎样夸大都可以。其实这是不堪一驳的。没有发行量，没有读者，哪里来的社会效益呢！因此，我一直呼吁，《潮声》一定要走向市场。

在广东，地方文学刊物走向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便是浩浩荡荡的外来工读者。现在发行量较大的有《佛山文艺》、《嘉应文学》、《惠州文学》。这些刊物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有不少篇幅是“打工人写，写打工人”的文章。当然，我们《潮声》不必步人后尘，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但可在上述这些刊物中借鉴一些市场经验。

我建议，《潮声》常设六大版块为“社会篇”、“人生篇”、“家庭篇”、“情感篇”、“校园篇”、“文化篇”，各版块的栏目因文而设，版块固定，栏目灵活，稳中有变。

社会篇主要有：社会经纬、法制聚焦、本刊策划、生存百态、边缘地带、都市动画。

人生篇主要有：漂泊人生、风雨人生、幽默人生、时尚人生、奋斗人生、楷模人生、小品人生、网络人生。

家庭篇主要有：围城风景、婚姻物语、两代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之间。

情感篇主要有：回首当年、心弦独奏、杨柳依依、亲情永在、情感事故、温馨岁月、真情人间。

校园篇主要有：花季雨季、成长档案、蓓蕾初绽、青春季风、校园拾趣。

文化篇主要有：夜阑书眼、旋转舞台、艺海拾贝、文学沙龙、文化风讯。

……

建议书后面还附了一封求职信。

虽是求职，但是，又尖锐地批评了对方：“一些没有市场的刊物，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就喜欢大谈自己的社会效益。也许在一些人看来，社会效益是虚的，怎样夸大都可以。其实这是不堪一驳的。没有发行量，没有读者，哪里来的社会效益呢！”

结果当然是为自己增加了一次失败记录。

这一次也不是自讨没趣。原艺术馆馆长黄老师受原《潮声》杂志主编之托，“推荐人才”，把我推荐了上去，杂志主编要我写一份办刊设想，因之才有这份建议。

自从这一次失败之后，我再也不想到体制内去了。

今后发求职广告，我会加上：“谢绝现行体制内任何机构或由现行体制供养的社会团体。”但考虑到加上这句话，会让人以为我有过拒绝进入体制的光荣经历，所以还得注明：这一声明仅为表明一种态度，并非那些机构已向李某“礼贤下士”或“招安”了。其实，在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体制内的职位是可以待价而沽的。他们怎会白送给我呢？

也许，加上这一声明的求职广告，可以用“宁可辞职不入某党，宁可失业不入体制”为题。“宁可辞职不入某党”并非吹牛。2000年在上海某集团工作时，集团党委书记要我入党，我婉拒了。后来辞职虽然有多个原因，但受到党委排斥也是事实。有时说起当时辞职原因，我没有谈到这一点，是怕许多人听了不解，而我又懒得解释。时至今日，入党依然吃香。据说，大学生为了毕业后能进入体制内工作，踊跃入党。乡村农民争取入党，因为党员才有资格选举村党支部书记，而书记如果不是兼任村长，往往也比村长拥有更大的权力。村长往往也是党员。一些当兵的，只要有门路，往往会在入伍前“突击”入党，因为这大大有益于在部队的发展。“宁可失业不入体制”之说，可能让人反感，因为我从未有过拒绝进入体制的经历，却有谋求进入而不得的劣迹。但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把这话说出来，就一定会做到。1985年我在家乡工作时，可能还交过入党申请书。此前，我也入过团。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想屏蔽自己一些不光彩的事实，绝不投机取巧。

写于2003年8月的《鲁迅会如何面对这些人民警察》一文中“藏”有“李乙隆”这三个字：按以往习惯会写为“笔者注”的地方，被我写为“李乙隆注”。后来在网上搜索“李乙隆”时，发现这篇文章被转发在好多网站上，没有保留作者署名，也没有注明“转”字，形近剽窃，文中“李乙隆”三字却还保留着。这样的做法并非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于2003年5月的《让人说话就是好猫》一文中，干脆把几个“我”都写成“李乙隆”。在文章中把一、两个“我”字写为“李乙隆”，这一做法具体始于何时，现在懒得去一篇一篇地查，就算是从2003年开始吧。这样的做法形成习惯、“风格”好吗？有时我想干脆把“我”都写成“李某”，又觉得这样的口吻不好。我把大家习以为常的“我们党”写成“他们党”、“某党”，把“我们政府”写成“中共当局”，也肯定会让某些人不爽，可我不在乎。自称“李某”是否妥当，却要考虑考虑的。把“我”写成“李某”比写成“李乙隆”更自然一些，但文章被某些人改了题目、删去作者署名，当成其“原创”发于网上时，用“李乙隆”就搜索不到了。而且，自称“李某”有点“江湖”气。也许有一天，我会这样做；一旦这样做，可能会保持下去。当然，能用“李某”来代替“我”的文章，一般是时评、杂文、随笔之类。有些文章，有些文体，是不宜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