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国人对垄断企业诟骂久矣。按理说，反垄断法出台，应是举国瞩目之事。可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大家早已不抱什么期望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失望。

在中国具垄断地位的企业，其实就是所谓全民所有的“国企”。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以此观之，所谓反垄断法，不正是保护垄断法吗？

有了法律保护，垄断企业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以大大高于市场竞争的价格，掠夺消费者利益，在其利益集团内分享。它们与在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垄断不同，它们不用靠技术创新、质量、效率来取得并巩固垄断地位，它们没有竞争威胁，不思进取，只知掠夺，阻碍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332、“主流”学者的话语，好多时候是能代表当局意见的。近期常听他们说：“不要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某对此倒是赞同的。在李某看来，如果不包括官僚集团，富人中的好人与坏人之比例，并不见得低于穷人中好人与坏人的比例。李某者流并不仇富，也不认为中国人仇富，李某一直认为大众层面上的所谓仇富，是官僚集团对民众仇视贪官、特权的刻意扭曲。近读叶匡政《土改学：划阶级成分》一文，对当时的那种“阶级斗争”更是深恶痛绝。现摘叶文一些内容如下：

斗争会上，村里人了解两兄弟为人，求情的居多，反倒激起工作队干部的愤怒，两兄弟当场被杀；

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能给人戴上“地主”、“富农”帽子，然后杀掉，一个几百人的小村杀了十多个“地主”，杀法有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

农救会长穿上戏服，一拍惊堂木：“给我把他的耳朵割了！”就割了，说用刺刀戳死，就戳死了；

全村没有活着的“地主”，只有几岁的孤女宋朵被预划为“地主”，等她长大再“转正”；

弟兄六个都是石匠，被“选”为地主，都被砸死，小孩被劈为两半；

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用烧红的铁来烙她们，用竹签刺她们手指……

333、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一方面是财政超收7000亿元，官僚机构为如何不合情理却合“法”地花掉这些钱而发愁。按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由政府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这笔钱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私房钱。于是官僚机构每年年底突击花钱便成了一个中国特色。没有谁能保证这些钱被用在“正途”上。这仅仅是超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更是一笔笔糊涂账。

334、中国大陆的地方长官，极少是在法定期满后才离任的，往往在法定任期未满之时就被调任他职。他腾出来的位子，会有人被调来“代理”，而他往他处任职，也往往是“代理”，然后走过“人大”程序，自然而然就转了正。秋风为此发文问：行政长官任期满未能再次当选，就自动丧失官职，由他提名、“人大”任命的官员也同样丧失官职。现在将行政长官在任期未满时调任他职，岂非视“人大”如无物！

秋风之见迂矣！执政者自行其是，其谬远甚于此者多矣。

335、今年的审计报告似乎不再引起人们多少期待。这倒不是他们廉政了，而是审计后再触目惊心的数据都风平浪静，所谓“审计风暴”乃自欺欺人而已，连年来，公众早被折腾得审丑疲劳了。这似乎印证了李某预言，审计报告得以逐渐公布，是权力集团在锤炼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今年的审计报告值得一记的是，外交部所用签证贴纸，结算单价是3.8元，比平均实际价格高出一倍，七年来，仅此一项，外交部多支付6200多万元。这当然是小事一桩，李某录之，是冲着“外交部”这三个字的。

336、山东寿光自发成立的义工组织为6名聋哑或父母双亡的失学儿童举行义演，被寿光民政局协同城管制止。随后，未经注册的寿光义工组织被民政局以“非法团体”为由解散。

义工组织成了“非法团体”？

是义工组织不愿去登记吗？非也！社团要去民政局注册，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个所谓主管单位，其实就是党政部门。没有什么实惠，却有相关责任，一般党政部门是不愿当这个“主管”的，除非上头有什么规定，说某种团体必须成立，必须挂靠在某单位。而这种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所谓民间组织，从常务人员的编制、经费来源到日常工作方式，都与官僚机构无异。

337、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说，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民间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二三十年来不绝于耳，而人家却“一直在抓紧研究”，到现在仍没有一个明确说法，既不敢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又不能说出个时间表。

适当时候？什么叫适当时候？典型的“说了等于没说”的糊弄老百姓的官话。

338、现在是什么物价，居然有某地仍以“低保水平提高到每月50元”作为政绩。李公明说，50元也就算了，然而不是发50元，而是补足50元。你家养了一只母鸡，就得把300个鸡蛋计入家庭年收入，这样计入后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不足50元，政府才给予补足。类似这样的计算方法有13种之多。李公明怒道：“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339、打击拐卖儿童本来是天大功德。可将孩子送还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因穷养不起不敢认领，而养父母千里迢迢到福利院看望孩子，却不被允许，养父母们想办理领养手续，更是无门。

“打拐针对的是人贩子，而收买者却成了打拐的盲点，我们的政策不能纵容这些人。”执法者振振有词。但他们忘了，买孩子来养的人也是受骗者，他们喜爱孩子，看孩子可怜，就给了冒充孩子父母的人贩子一些钱，把孩子抱回家，给孩子以亲情。

孩子是无辜的，可他们所急需的父爱和母爱，却被执法者以“正义”的名义剥夺了。

340、李某上学时适逢批林批孔甚嚣尘上。权力集团对孔孟的“鞭尸”很深刻地印在李某的小脑袋中。但在权力集团还没有意识到用孔子来凝聚人心、重塑道德以维护其稳定时，李某对孔孟之道的认识，早已完全摆脱了儿时的印记。

当权贵与“学者”联手打造能为他们所用的“孔子”时，在李某心中，孔子仍是那个孔子。当然，凡权力集团支持的，李某就要反对，也是一种偏激，绝非李某所好。李某只是想告诉“新儒家”们乃至佛教界人士：当你与权力勾肩搭背之时，要顾及百姓的想法。

顺便一提的是，黑格尔说孔子的思想只是一些道德常识，李某认为此言不无道理。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