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又是抢尸。4月29日某地公安局不仅没有理睬死者丁某宇家属提出的保护尸体并进行尸检的合理要求，于天黑之后，由县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副局长带100多名警察、协警，出动30多辆警车，对死者家属拳打脚踢，用暴力将围观群众赶走，将尸体强行拉走，并将拍有尸体相片的相机抢走。

这很自然让人想起高某莺案，当局出动大量暴力工具，强行抢尸火化。四年后，结论是高某莺死于自杀；结果是，高父“诬告”被判刑。

不同的是，丁某宇是被发现死于派出所内；高某莺是在一宾馆工作时死亡，该宾馆与当地官场关系复杂。

282、在5月17日《南方周末》上，姚洋从某地大拆楼创造24亿元GDP这件事上，试图揭开所谓“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谜”，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经济增长却如此之快，是中国人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不合理制度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促使经济的增长。

李某则一直认为，楼、桥、路等，建后拆，拆后建，是可以创造GDP的，腐败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官僚奢侈浪费、公款吃喝嫖赌……都是可以创造GDP的。如果以GDP论英雄，是用不着所谓“反腐”的。

283、主管部门已经坦然承认，不采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是为了保持30万收费人员就业。笑蜀一针见血指出，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它们存在的理由，就是它们存在本身。这倒让李某想起自己的一篇习作：《活着的理由是活着本身》。

284、针对时下大量官员求神问卜现象，不少时评家发文质问：缘何不问苍生问鬼神？在李某看来，经过洗脑式的唯物主义灌输的官员，现在纷纷信神信鬼，可见他们原来的那种信仰已经破产。可他们仍要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继续高举那种信仰，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也太难为他们了。

李某认为，信神信鬼并非什么坏事，假如中国官员果真信起鬼神来，他们因为害怕鬼神惩罚而不敢干坏事，那多好。李某担心的是，他们以官员之心度鬼神之腹，干了坏事之后贿赂鬼神。

285、下面请允许我脱离悲愤，没心没肺地摘录近日《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两件事：

因矿难频仍，致死于非命的单身男子不少，于是催生“鬼妻”市场。有人掘墓盗女尸，而令人发指的是，居然还有杀人卖尸的。2004年山西一位13岁女孩失踪，后来警察在一坟墓中发现了她的尸体，穿着红色衣服，原来她被杀害卖作“鬼妻”。

近两个月，关于山西众多砖窑拘禁大量未成年人做苦力消息，在河南省上千个失子家庭中流传，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数百家窑厂，一条血泪铺就的“现代奴隶之路”由此逐渐揭开：“小奴隶”们清晨5点起床，午夜12点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包心菜和萝卜，馍是冷的。由于缺水，他们几个月不能洗澡、洗头，虱子满身。为防他们逃跑，工棚大门上锁，工棚里臭不可闻。有些“奴隶”被打死打伤。最小的“奴隶”仅8岁。

286、感谢瑞典社民党，放弃暴力，通过普选取得政权，执政60余年，提倡平等、福利、合作，高扬社会主义旗帜，取得世人瞩目成就 ，为“社会主义”这面被专制、腐败沾污了的旗帜，这面被某些官僚资本集团当作幌子的旗帜，染上了鲜艳的色彩。尽管瑞典名义上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却以其社会形态，让世人明白，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287、不时看到有人在文章中提起《盲井》这部可能在国外获奖在国内遭禁的电影。它讲述的是，煤窑出现伤亡事故时，矿主会拿出一笔钱给死者家属，私下了结，煤窑继续开采，矿工继续玩命。有些恶棍便骗人一起下井，将其杀害，再冒充死者亲属勒索矿主。其实这类恶事曾真实地在我们这个国度存在，并非电影编导故意妖魔化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类事，李某不知道，早在十多年前，就曾在报刊上看到有关这类恶行的新闻。还记得报道上有这样的信息：如果恶棍们索“赔”数目能为矿主所接受，矿主即使看出他们并非死者亲属，也会拿出钱息事宁人。只有当恶棍贪得无厌让矿主无法承受时，他们才报案。也正因为有人报了案，这类恶事才得以被揭开。

让李某纳闷的是，现在大家谈起这恶事，都以电影内容说事，让人以为这等恶行是来自电影编导的想象力。

288、唐山市政协委员，某集团董事长杨某，被捕3个月后，政协常委终于决定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

杨案看起来是“大件事”，却不见“正规”传媒报道，6月19日《南方都市报》在其报道网络热点的“网眼”上披露此案，用心良苦。

李某为何说杨案是“大件事”呢？时下中国，再震撼良知的人间惨剧，再荒谬无耻的官场丑闻，都已司空见惯了，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其实杨某看来也不算很坏，他拥有包括1辆装甲车在内的4辆军用车，拥有各种枪支38支、子弹1万多发等暴力工具，却不曾滥用暴力，只是喜欢开着装甲车到一些企业那儿耀武扬威，“敲诈了近5亿元”，也有人说“敲诈了近8亿元”。

让人震惊的是，他所拥有的暴力工具，不是走私来的，不是假车牌，而是国家“涉枪单位”提供的。他拥有团职干部身份，与之配套的证件俱全。他已威风了十多年。

289、据《南方都市报》邵建专栏，今年广州中考，有这样一道题：若你回家发现父母正在制作盗版光碟，你会怎样做？选项分别是：直接销毁、假装看不见、诉诸法律。几乎所有学生回答的都是“诉诸法律”，而学生私下却告诉记者，自己的真实想法绝不是这样，但只能这样答，为了不被扣分。邵建说，高调表达自己私下并不赞同甚至反对的观点，早已沦为国人家常便饭。李某认为邵建此语有以偏概全之嫌。李某认为，把“国人”改为体制内人员可能比较客观。因为体制内的人员如果不想被排斥出体制外，就得揣摩上头的意思说话。像李某这等国民，即使在私营企业打工时面对老板，也极少放弃自己的思维，顺着老板的意思说话的，这倒不是李某以此作为有骨气的表现，而是私营老板为了自己企业利益，会借重众人脑袋，而不会只喜欢应声虫的。

回头来说那中考题，向下一代灌输体制内潜规则，培养接班人，功不可没。

再说开去，接二连三出台要求官员子女监督父母、举报父母腐败的反腐措施，与已被“全面否定”了的“文革”，鼓励子女与父母划界、揭批父母的行径，一脉相承。

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懂得，真正的法治社会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并不主张大义灭亲。

290、河南衡阳市石鼓区委、区政府新机关大院的施工建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这个工程占地400亩，投资一个多亿。当地官员表示这不是“豪华衙门”，而是“富民工程”，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你不理解是吗？让李某来充当“衙门”发言人吧：带旺当地建材市场，解决建筑、装修工人就业……

以同样的逻辑推而广之：公款吃喝带动餐饮业，公款游玩带动旅游业，公车消费带动汽车业，最值得称道的是公款嫖娼，因为它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扶贫工作。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