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国资委负责人近期答记者问时，明确了七大国家控股行业，即军工、电力电网、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为什么国家要控股？因为“涉及国家安全”。

在李某看来，这七大行业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垄断，大概只有军工说得过去。可许小平一句话便让它也站不住脚：战机和军舰从外国进口，也就是购买外国企业生产的武器，不影响国家安全，让本国民间企业从事军工行业，就影响国家安全了？

其他六大行业更不堪许小平一驳，李某就不学舌了。

152、近读一文，历数弗里德曼学说的三根软肋，用“中国教育、卫生被认为是改革不成功的典型”，作为论证弗里德曼主义缺陷的主要论据。冤哉枉哉，弗里德曼！

这让李某不禁想起，也有人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民主”导致大动乱，来论证民主在中国的不可行。冤哉枉哉，民主！

153、当前中国“政通人和，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看了此语你别急着骂娘，说这话的是季羡林先生。

据傅国涌文章称，最近季新书问市，媒体炒作的焦点是季要给自己摘“帽”：“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李某认为，不管是“右派”，还是上面这些高帽，都不是你想摘就摘得了的，如果权势者硬要给你戴上去的话。

傅国涌说他对季先生的学术建树虽抱有敬意，但对其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所言不能心生敬意。李某也同傅一样希望季先生这一类人物，能以自己的影响力，对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提出一点批评。然而抱这希望往往是大失所望的。

其实李某倒也理解，季先生这一类人物，经过1949年以前的战乱，再经过1976年以前的“运动”，可谓饱经沧桑，到晚年终于安享盛名，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怎不高歌盛世，怎能看得到民间疾苦，听得到民间怨声？

154、1月4日《南方周末》“高端访谈”中，公安部一位领导这样介绍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中央文件概括为三句话：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党、国家、人民，总是这样的排序。第一点是不是后两点的目的？

155、近期《广东民企》载王文琦《学优则商，大国崛起的内在要求》一文称，今年国家公务员招考依旧“高热不退”，全国共有53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录取率是42:1。李某想补充的是，报考公务员还有许多限制，不是什么人想报考就报得了。如果不设置各种相当于就业歧视的限制，报考者肯定更多。

王文琦还说，公务员热是因为大学扩招、就业艰难，到企业打工收入低、不稳定、社保不齐，创业做生意手续繁杂门槛高……而公务员就收入、地位、稳定系数、社会资源而言，远优于其他职业，尤其在社会利益调整中，也总是近水楼台。

王文琦要说的主要是，在当下实业兴国的市场经济时代，应将“学优则仕”转化为“学优则商”，才能使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生机。而公务员热只会导致政府机构更庞杂，人员更臃肿，政府权力更加扩张，从而更加挤压公民、企业的社会空间。

李某则说，尽可能地将社会精英网罗进体制内圈养，磨钝其棱角，潜移其个性，并让他们成为体制受益者和依赖者，他们一定也会成为体制的维护者。

156、李某崇佛，不时会请些佛书、佛碟回家看，看过不少法师讲课，主要内容是劝善、解经，李某敬服。但有时会谈到现实。对高歌盛世的，李某只当是随缘教化，倒不想说什么；有谈到道德沦丧、信仰迷失、世风欠佳的，却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西风日渐，李某就不理解了。如果时下中国的问题全由西风日渐而起，那西方国家肯定不成样子了。事实似乎并非这样吧。在李某看来，时下中国的种种问题，与制度不公、官僚腐化等，不无关系，也与1949年以后洗脑式的唯物主义灌输，把宗教斥为精神鸦片，对民间准宗教比如拜神、相信报应等，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予以推毁，有脱不了的干系。

157、《杂文月刊》有“我写我”一栏，每期发一篇讲述自己真实故事的文章。我每期必读。

张达明“一不留神，险遭灭顶之灾”，说的是1975年他所在的县有人剪下报纸一些词句，粘贴成一封“攻击伟大领袖”的文章，寄往中央，连信封也是铅字粘贴的。省公安厅立即派员坐镇指挥侦查，整个县如临大敌，各单位被要求把当年所订报纸全部整理，缺一张就要审查。张达明单位所订报纸缺了一张，原来那张被他当手纸应急了。张不忍全单位的人受累，说了出来，被关进审查班。他进班时，已有300多人被关在那儿，大家毫不留情地糟蹋自己……

熊华湘讲自己在大学讲授《电工基础》时，工农兵学员不满他上课没有打开红宝书念一段语录，在授课过程中也没有不时插上几段语录，要求撤换他。他不得不像精神病人似地在上课前和上课过程中念上几段风马牛不相及的语录。在工农兵学员眼里，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用尊重。学员躺在床上叫老师站在床前辅导，熊不肯，被开批斗会，罚去农场劳动。熊在文章最后说：“当今世情非昔比，人情逾向和谐日。”

李某对那些经历荒唐岁月的老人高歌当今“盛世”，对当局感恩戴德之情，表示理解。如果你先遇到一个对你极坏的领导，再遇到一个比以前好一点的领导，你觉得他很好，这是人之常情。

158、1月12日《南方都市报》有一篇关于《结社：理论与实践》的书评。李某从书名就可看出，这是一本译著，因为在时下中国，谈论结社还是一种奢侈。“结社”这个词，和“集会”等词一样，被一些网站设置为“敏感字符”。

书评开门见山：一谈到结社，许多人惧怕其政治色彩，其实它只是一个法律概念。

“1949年以后，我国宪法中并不缺乏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法律条文。国家一直声明结社自由是公民享有的权利。”但是，说归说，“至今没有一部规范公民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现行的《社团管理条例》只是一份登记管理条例，“而且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以严控为原则，远远落后于政治文明的要求。”

159、“所有的人都不想当英雄的时候，才会产生真正的英雄；所有的人都想当英雄的时候，真正的英雄就完蛋了。”这是张柠《英雄的人格和语义》一文中最精辟的见解。反观李某，如果有人以为李某想当什么英雄，那一定是在许多人不想当英雄的时候，其实也只是人家以为而已，李某并不想当英雄。到了人人都想当英雄的时候，李某会是一隅的念佛者、修道者或者文化研究者。

160、1月18日《南方周末》特别推荐笑蜀对丁学良和杨鹏的访谈。该文称，一些部委违规动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往往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这类问题基本是免责制。你要把钱从公一步转到私，被查出来就得坐牢，你先化大公为“小公”，私利就在“小公”之中。现在搞所谓民主评议，提拔、考核干部要征求其所在单位人员意见。如果你不能化大公为“小公”，不能给所在单位人员带来利益，民主评议可能对你不利。

李某评之曰：化大公为“小公”，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