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邹成鲁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原则是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效应。然而在生命最后二十年间，他的声音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他直言，人治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科技两大致命伤。去年，他发文对院士选举不透明等弊病坦陈己见，同时希望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对科学失范、学术腐败的痛心，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他在媒体上频频露面。

这不禁让李某想起科学界另一位新闻人物。这位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近年来，除了以82岁高龄与28岁女子结婚轰动一时、被某媒体评为“爱情经典”外，还频频发出“中国大学教育非常成功”之类宏论，被网民称为中国教育的报喜鸟。

大家介绍杨振宁时都喜欢加上“诺奖得主”的定语，那么李某也拿诺奖说事吧。如果杨是在中国受的大学教育，那肯定在1949年以前，他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外国取得的。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籍科学家、学者、作家，在中国工作、研究、创作时，获得诺贝尔奖，所以说“中国大学教育非常成功”。

72、近年来，中国掀起一股官员培训热潮。据说，这种培训还不同于以往的变相旅游，是动真格的。培训出来的官员大多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较完整知识结构。但这些官员回到各自岗位之后，官场“潜规则”使得官员培训的成果大打折扣甚至遭到“腰斩”。

李某评之曰：时下急需的是制度变革，是外部监督，是法治民主，而不是官员的什么培训。在腐败的土壤中进行官员培训，纯粹是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

73、据《光明观察》综合分析，但凡发生党委书记卖官的地方，组织部长只要没有当反腐勇士，就肯定有问题：不是与书记同流合污，就是丧失气节，甘当书记卖官的工具。

李某评之曰：对组织部长网开一面，也许是基于“理解之同情”，腐败书记是“官帽店”老板，而组织部长往往只是个掌柜，掌柜是给老板打工的，就像小民百姓在企业打工一样，要么不打这份工，要么只能听老板的。李某想问的是，何以政府会沦落为某些书记的“私营企业”，这是什么道理！李某想呼吁的是：政府不能再让什么书记当老板了，应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仆人”，选错了还可以罢免，重新选举。他们党的书记要怎么任免是他们的事，李某说的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府。

74、连岳在《崛起的应该是国民》一文中提供了这一数据：中国150万家庭占据中国70%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计算，便是3000万人口占据70%财富。李某有一疑惑，这150万户中，有没有官员家庭？如果有，那是不是意味着官员家庭拥有巨额财富已用不着遮遮掩掩，完全可以明目张胆了？如果没有，那另30%的财富中，仍然是极不平衡地分布在那3000万富人之外的十几亿人中。

75、近日定西市有市民因120电话提示语过长，延误其父抢救时间，而将120电话主管单位告上法庭，于是才有120急救电话步骤繁杂、提示语多、接通一家医院需花很长时间的内幕被揭开。原来120电话这样设置是为了照顾电信公司利益，通话时间越长，电信公司获利越多。

76、CCTV《东方时空》12月12日节目《沙祖康：揭秘日内瓦外交风云》内容摘要如下：

他是一位多边外交谈判高手，他的声音代表中国无数次在联合国总部响起。他被誉为中国外交斗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主张敢于斗争、敢于亮剑。

2006年11月8日的日内瓦，中国的多边外交迎来了一场重大胜利。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自联合国成立61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出任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一职。在日内瓦竞选前线，一直站在陈冯富珍身旁给予她坚强支持的正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沙祖康大使。沙祖康说：“……当票数报到18票的时候，我沙祖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曾经跟同事们说，等消息宣布以后，我每一片骨头都散架了……”

李某很想看看海外及香港传媒关于此事的报道，很想听听陈冯富珍会怎样说。

77、2001年，沙祖康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全权大使。上任伊始，他就给前来祝贺的英国大使一个下马威。沙祖康这样介绍他与英国大使的交锋：“他是这样说的，大使阁下，我们大英帝国对你们的人权情况表示关切。我马上的反应就是说，大使阁下，您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我怎么看着你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来了！……他说我们政府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民意。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个问题很关切，对政府施加压力。我当时说，中国也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非政府组织，是不是说明你们政府很无能，管不了事？”

“哇噻！”李某听后，这样叫了一声。

李某赞之曰：谁说我国政府部门好多事都办不好，最起码在“管理”非政府组织以至公民方面就做得很好。只是能够有效“管理”民众的政府，往往在其他方面好多事都做不好。由于其他方面做不好，更要有效“管理”民众；也由于“管理”得好，其他方面更有可能做不好。

78、据新华社内部资料综合分析，中国超出10%的经济增长，有相当部分是违规上马的项目“贡献”的。中国不拒绝经济增长，问题是，继续让违规项目开工兴建，中央权威何在！

李某评之曰：没有权威不足怕，只要有威权就可以了。

79、刚听说中国人已进入“第四代人权即和谐权”时代，又听到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某院士为鼓吹网络实名制而发表的宏论：“过去有点把个人隐私权绝对化的趋向。”真是“振奋人心”呀！我们的过去，不但重视隐私权，而且将其绝对化了，真是羡煞了“老外”。

80、近期《南方周末》载记者对《大国崛起》主创人员的访谈。当记者问及“有人在片中读到自由、民主，这是你们要传达的信息吗”时，他们反复使用“不同意”、“不喜欢”、“片面”、“简单”、“狭隘”等词语来表达对“民主”、“自由”的态度，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对此李某有话要说，却看到长平在《南方都市报》上有更到位的说法：“有不少人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起初他们也对民主、自由满怀憧憬，对那些勇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满怀敬意。但是随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挫折、妥协、苟且，他们慢慢回避这类话题。”还有一些自以为是大人物的人，“对于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争取的东西，一定会把它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人看到台湾民主带来的“乱相”会窃窃自喜，挑到自由、民主的毛病会如获至宝。

李某不明白的是，如果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扩大党内民主”怎么会成为近期中共会议、文件、喉舌中出现频率颇高的漂亮话。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