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叶檀在11月17日《南方都市报》上发文，《警惕楼市股市透支政府信用》，李某看后哑然失笑：别拿政府信用说事好不好？政府还有多少信用可以透支？别的不说，就说彩票吧，尽管彩票黑幕一次次被揭开，还有人买，为什么？赌博心理使然！你要买彩票，只能买有“政府信用”垫底的“公彩”，买其他彩票，就是违法犯罪。政府打击与“公彩”竞争的各种“私彩”，可是不惜工本的呀！

52、近读《广东民企》孙化民的《谁让个体户减少了810万》和苏振华的《个体户缘何急剧减少》。两文均提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对的是33%的所得税、17%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和各种附加税，以及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质量检测费等，还有个人所得税。有专家说，如果不偷税逃费，99%的个体工商户要倒闭。

一方面，在过去6年间，我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减少810万户；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关爱”之手又伸向了“破烂王”、“拾荒者”之类非正规就业者。有关部门从“破烂王”的收编中，得到了可观的管理费。在一些不影响交通的角落里，有擦鞋补鞋、修理单车之类的临时小摊，也可能会在某一天被纳入“管理”范围。李某赞曰：他们的“管理”真是无微不至呀！

53、市政府掏钱让一批优秀村支书去韩国考察“新村运动”，老徐是其中之一，回来后不感激党和政府慷纳税人之慨请他旅游，却说什么“花了上百万，什么没学着”。不是老徐不懂情理，他是惋惜纳税人这100万元呀！他说，人家韩国农村，生活条件很好，环境清新优美，文明水准很高，但人家那一套我们学不了。

李某插话曰：看韩国农民在香港世贸会议期间的示威游行，还以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们近年来急吼吼叫嚷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然是社会主义，要考察也应该去朝鲜考察，跑去看人家资本主义农村，是寻找反面教材吗？

老徐说韩国农村到处打着欢迎“新农村建设考察团”的简体汉字条幅，而他也不时遇到国内其他地方的考察团。中国人“考察”韩国农村，已成为韩国旅游项目之一。还是老徐说得实在，如果真要拿韩国农村作样本，也可以请专业人士弄一批资料，拍一批录像，让农民们看，效果肯定比走马观花的韩国游好得多。

李某要数落老徐几句了：官员公费出国旅游多的是，出国回来，谁不让秘书东抄西摘、七拼八凑，弄一份考察报告，说“收获大大的有”？你这个村支书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54、刘洪波在《市委书记代言洗脚形同恶搞》一文中说，中国算不算市场国家，我们说是，有些国家不承认。现在生老病死，无一“靠市场”，连官帽子都可用钱来称了，怎么还没获得“市场国家”待遇呢？情况确实复杂，市场经济国家反而生老病死是不交给市场的，公共职务更由公众严格看管。一个市委书记繁荣一个产业，其实是权力制造出来的繁荣。

李某对刘先生的话一直是大部分赞同，但刘说“我们”喜欢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李某不敢苟同。官僚资本集团对市场的“控制力”被削弱时，他们也会急吼吼地跳出来叫嚷：我们并非市场经济国家呀！不信吗？李某信手就是一例：

2004年关于手机牌照是否取消之争时，信产部一位高官表示，按照市场原则，手机的市场准入应该完全放开，但是，中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宏观调控在市场手段之外还要辅助一定的行政手段。

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不惜用左手打自己的右脸，用右手打自己的左脸。他们的脸皮厚着呢！

55、中国每年海外博彩投注6000亿。网友评之曰：很想买国内彩票，但不知哪种彩票不作假。李某怒之曰：国内彩票可都是有“政府信用”垫底的“公彩”呀，难道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私彩”吗？

国内彩票丑闻被接二连三地揭开，是前年的事了吧，近两年鲜闻了。但像李某者流不禁仍要打个问号：是危及政府信誉而捂盖子捂得紧了，还是作假不那么肆无忌惮，视彩民如无物了？

小民百姓买的还是中国“公彩”，不见得是支持“国货”，而是缺乏到海外博彩的条件和本钱。到海外博彩者，会不会有些人在洗黑钱？李某又一问。

56、网友说，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银行终于来了，期盼很快可以货比三家，存款搬家。

另一网友说，为什么国人喜欢外国银行，是因为给国有银行欺侮了，正如小时候给爹打屁股就跑去叔叔家一样。

李某评之曰：比喻颇为幽默，却不恰当。国有银行以至本国一切官僚资本集团，都不是俺们老爹，外国银行以至外国势力，也不是叔叔，他们都是外人。地球都成“地球村”了，李某怎么不能把本国说成本村，把外国说成外村？如果你在自己村里被本村豪强欺侮、掠夺，而外村人对你却以理以礼相待，你是愿做本村豪强的奴隶，还是与外村人合作？这确是个难题！

57、邮资再次大涨价。涨价原因与其他垄断企业无二：亏损。

也许因为邮政员工不像其他垄断企业那样高工资高福利，“让人眼红”，其涨价似未“惊起骂声一片”。

李某想说的是，以前一直被政府打压、只能地下经营的民营快递业务，近几年可能处境好些，起码可能合法存在了，于是在邮政垄断中分出一杯羹，快递业务有了竞争，有了比较。于是，才有了顾则徐这番话：“邮局的EMS价格高于民营快递，而服务质量尤其是递送时间方面未必胜于民营公司。即使这样，被不断行政打压、在狭缝中发展的民营快递公司依然可以获得利润，而邮政就亏损了。”

58、朱开印在近期《广东民企》上谈到，庐山会议前夕，他跟随彭德怀出访东欧。出访前脑子里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紧张，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他们生活不错，比中国老百姓好多了。那时国内正当“大跃进”狂潮，各种“卫星”上天的报道铺天盖地。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粮食肉类等真的多得堆不下，希望我们给予更多支援。东德领导人希望彭总替他们争取一下，要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均肉食量达到年70公斤。彭总说我们中国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就是吃粮也仅是半饱而已。这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当时在场的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

看了朱开印这篇短文，李某也感慨道：中国老百姓好，倒是真话，但不敢“闹事”也是因为“闹事”的代价太大，如果哪天闹起事来，往往是因为没法活了，不“闹事”也是死路一条。

59、还没有完成社团登记的某协会，向其主管部门上报“收费标准”，其主管部门迅速批准。在时下中国，这类事不是什么新闻，但还是让《南方都市报》发出“协会是如何带上权力背景的”、“协会非政府化的路还有多长”之类的质询。

在中国，成立社团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社团成立后，主管单位享有广泛的监督权。这个所谓“业务主管单位”，其实就是权力机关、政府部门，业务不一定熟，但精通权术，政治敏感度极高。社团的官方背景、政府化就是这样带上的。

李某没有学者的理论水平和“委婉”艺术，说话直接一些：中国的所谓协会、社团，其实相当部分是其主管单位为着某一目的而派生出来的，其目的往往是，在行政管理权力、行政收费等受到限制时，找个帮手。当然还有些更“崇高”的目的，比如工会可以用来防止工人“非法集会、结社”、“闹事”、“罢工”之类；作家协会可以用来组织作家进行政治学习，进行创作导向。

本来社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可在中国，同一行业的社团，上下级关系与其主管单位的上下级关系相对应，这也是一中国特色吧。

60、鄢烈山的近作《想要行善不容易》，说的事虽让人郁闷、气愤，但实在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中国的官办慈善机构，官僚运作，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民间组织如果缺乏官方背景，运作起来处处遭受制肘；个人善举，如果需政府有关部门配合，而不能给官儿们个人一点好处，简直是寸步难行。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