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某只是一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李某不会像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那样，不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而是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说皇帝的衣服哪儿不好，需要改良。他们说的也是人话。至于那些高歌皇帝的新衣多么漂亮者流，他们说的就是鬼话了。

1、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发了不少纪念文章，基于民间立场，并无官方话语。鲁迅这个曾一度被中共捧得极高的文学家，终于走下祭坛，回到民间。鲁迅在天之灵，当额手称庆。

李某不禁想起鲁迅对中共一位文化界人士说的话：你们来了，我愿乞红背心扫马路。

“假如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样？”1950年代至今，不知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周海婴在一书中提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聚会中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黄宗英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中则是这样写的：（罗提出问题后），“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鲁迅，只有两条路。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高举、紧跟。毛泽东知道鲁迅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还有第四条路：流亡。国际上有影响的流亡作家不乏其人。但毛不会给鲁迅这条路。

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们在1949年后，分别走上了前三条路。

2、1951年10月的“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1966年的“坚持鲁迅战斗精神”，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6年10月的“学习鲁迅永远进击”，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1981年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又祭起鲁迅的“战斗精神”……

他们在不同时期对鲁迅大树特树、扭曲利用，而造成的逆反心理，又被现在的权力集团用上了：在人民最需要鲁迅、权力最不喜欢鲁迅的时候，集体遗忘了鲁迅。就像权力集团刻意淡化1919年至194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一样。

3、女学生刘和珍，1926年3月18日因请愿被政府军队枪杀。鲁迅作《纪念刘和珍君》，现在仍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李公明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谈到，近日一位老师教《纪念刘和珍君》的课堂练习设计：

忘不掉那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硝烟，忘不掉我们的三位记者不幸以身殉职。同学们，假如你是他们的同事或亲朋好友，要为这三位记者写篇纪念性文章，你将如何安排整篇文章的布局？

从因请愿而被本国政府军队枪杀的学生，到被美国误炸的中国记者，这位老师的“跳跃性思维”，匪夷所思。

4、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权势者“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和一般民众并无关系”。李公明说，今天狂热倡导尊孔读经者，其用意是为权势者的统治，还是为民众反抗一切压迫在他们身上的强权，“是比较清楚的”。

被权势者扭曲利用是不幸的，不管是孔子，还是鲁迅。李某我如是说。

5、李某我也尊孔，也崇佛，也怀有目的。李某的目的之一是让权势者在道德上有些仁义礼信廉耻，在精神上有“因果报应”约束，不要统统沦为衣冠禽兽。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来自宗教信仰的约束力可能比道德更能起作用，但儒家道德肯定比官方文件中那些带着数目字的套话、比学习什么讲话精神，要有用一些，因为儒家道德毕竟是教人做人的人话。

李某我崇佛尊儒，对底层百姓，也希望他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仁义礼信，但绝不会鼓吹他们对不合理的压迫麻木不仁。

就算贫富来自前世之因，李某也希望是在合理的制度下分化，更希望富对贫的布施，贵对贱的关爱，而不是富对贫的掠夺，贵对贱的欺凌。

李某一直认为，1949年以后，权力者对儒释道的推残，洗脑式的唯物主义灌输，与当下官德沦丧、世风日下不无关系。

6、近读朱学勤一篇谈论美国的短文，说美国1861年的南北战争，南方的理由是，既然1776年我们能为独立而与英国作战，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理由脱离北方。北方被迫应战的第一个阶段是把立场定在“统一”上，越来越被动，到了第二阶段，立场转移到“废奴”，从国家立场转移到人道立场，以“实质正义”战胜“程序正义”。

李某读后不禁想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当年随处可见的标语。现在不说“解放”，而说“统一”。李某断言：假如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者仅比大陆人民过得差一些，中共还是会打“解放”牌而不打“统一”牌的。

7、笑蜀于11月6日《南方都市报》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百分之九十是糟粕”这样的狂言，如果出自传统文化过于强势、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上世纪初，还情有可原，但何祚麻此言出自当下，就不免咄咄怪事了。笑蜀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可以互补相生的，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台湾地区，现代化快速推进，那里的土地很繁荣，人民很富足。李某然其言。

李某想补充的是，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常常被强权扭曲，制度的丑恶虽说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过多归咎于传统文化，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而统治者想借助传统文化来稳定其政权，维护其腐朽的不合理的统治，也让传统文化无辜地背上了“恶名”。

8、“愤怒可以出诗人，但是太愤怒了作品往往粗糙。”刘绪源谈及《文汇报》副刊《笔会》在1980年代初期的情况如是说。李某然其言。

现在没有诗人，只有“国家一级诗人”，没有诗，只有“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没有诗人的年代，是太压抑了，还是太愤怒了？

9、袁伟时说：“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仍拖延不改，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已经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它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独裁专制，结果带来了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教训值得国人永远记取。”

诚哉斯言！

什么“训政”呀，什么老百姓水平低呀，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和既得利益罢了。老百姓水平低，就该广开民智、大力进行公民教育，为什么还要钳制言论、统一思想、垄断教育、大搞愚民那一套！一派胡言！

10、李某把自己在2004年所写长文《警惕官僚集团把社会风气变坏的责任推向民间》在某网站论坛上重新顶起来之后，又热了一阵，有个跟帖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李某复之曰：“假如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那么你的话是比较正确的；假如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