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期《南方都市报》时评《且慢为印度穷人不“仇富”叫好》，才知道最近居然又有人拿“中国人仇富”来说事儿。李某用“居然”这个词儿，并非少见多怪，拿“中国人仇富”说事早已屡见不鲜，就像还能听到有人说贪官只是个别一样，应见怪不怪才好，才不显得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只是李某实在想不通，中国大众层面从来就不存在所谓“仇富心理”，为转移视线，混淆是非，把中国人仇视腐败官员、权钱交易、制度不公等不管出自正义感还是出自利己心都无可厚非的现象，统统斥之为仇富，这种手法未免太老套了，也不懂得换个花样。

《且慢》一文称，近年来，国人颇喜欢拿印度和中国相比。什么医疗看印度啊，交通看印度啊，竞争力也要扯印度。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文章，说印度人不“仇富”，以此来说国人“仇富”事情。文中说印度全国大概有6亿至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但“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得可谓‘流油’，穷人真穷，穷得只能‘滴血’，而且还看到了我从未想到过的现象：穷人整体上安分守己，再穷也并不怎么思变，更少有人因为穷而铤而走险”。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也许我们应该相信，因为作者的身份是原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

“也许印度确实不存在‘仇富’问题，但我们能就此展开对穷人不‘安分守己’的批判吗？”这是《且慢》一文提出的诘问。该文还是承认了中国人“仇富”，而且赞成中国人“仇富”，说国人“仇富”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某些富人的财富来之不正、富人不能积极回报社会。

自从有了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体制腐败、垄断暴利，就一直有一种力量，把人们对社会分配不公和官商勾结、体制腐败等现象的深恶痛绝说成“仇富”。李某一直苦口婆心：只有公权媚富，没有百姓仇富。

李某不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怎样产生的，但富人阶层占多数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媚富是什么？

在富人阶层占多数的人大、政协中，多次有人提案立法保障富人安全。有些地方出台公安局经常巡视富人以保障富人安全的措施。这不是公权媚富是什么？

有些地方出台纳税大户子女考试可以加分的政策。这不是公权媚富是什么？

作为国有企业的金融部门，不是总把钱贷给富人吗？这不是媚富是什么？如果说贷款给富人比给穷人风险低收益高，那么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呆坏账？而国家为了救活银行，多次注入大量资金，把那些天文数字的呆坏账不断剥离出来，事实上就是让老百姓给银行的呆坏账埋单。

地方政府为所谓GDP的增长针对富人投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合法地把富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创业待遇拉开距离。这不是媚富是什么？

对富人社会责任的强调，当然没有错，但富人不能积极回报社会，也不能且不会成为人们“仇富”的理由，只要他们致富的手段合乎市场逻辑：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

公权媚富、公权资本化造成机会不平等，是这个社会被人诟病的最主要根源。这是无容置疑的。无视这一点，大谈什么“国民仇富”，是置正义、公理于不顾。

公平并不能回避贫富差距的拉大。事实上，任何公平的竞争都会有输赢，也应该有输赢。只要按合乎公意的规则竞争，贫富差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完全应该接受的。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再来强调富人的社会责任，才不会舍本逐末。

顺便一提的是，国人颇喜欢拿印度和中国相比，对此《且慢》似有些不屑。其实中印两国确实有许多可比性，李某也喜欢作此比较。比如两年前印度大选后，李某评之曰：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党能继续执政，原因是瓦杰帕依执政8年间，印度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GDP增长率保持在7—8%，2003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外交方面也有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而印度国大党却似乎萎靡不振。可大选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分析起来也并不奇怪，人民党执政期间，从经济发展中获利较多的是企业家和商人，而广大民众的生活依旧贫困，他们用选票表达对人民党的不满。政局稳定、经济成就、外交成绩等，何其熟悉。但这些只会让专制政体的执政者沾沾自喜，评功摆好，并不能成为民主国家的执政党继续执政的理由。说到民主，有人会说，国情不同，我们不能西化，好像民主就等于西化；也有人会说，我国人口太多了，有些地方还比较落后，人民素质还有待提高。拿印度来比较就很能说明此类说法的荒谬。印度与我国一样是东方大国，印度有10亿人口，有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有超过40%的人口是文盲。而我国官方不是早就公布我国人民已经脱盲、贫困人口只有几千万吗？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为广大民众所共享，而我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众除了用选票说话外，表达不满的方式还有很多，“仇富”何来！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