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引人注目的“诗人”，大概要数这两位，一位是写“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的女诗人赵丽华，一位是写“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的秦中飞。

前者是“国家一级作家”，在诗坛上颇具影响力，所以她的诗在网上被“恶搞”才会成为一个事件，有许多“诗人”为“保卫诗歌”而力挺赵丽华，甚至不惜裸体上阵。有论者说她写这些诗时“或许有许多想法，就用了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她绷着呢。”说网民不欣赏她的“诗”是因为被标准的文学史“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观点扭曲了审美趣味，“不再关注那些丰富的心灵感受”。

后者按时下发表作品多少、是否加入什么作家协会的标准来论，充其量只是个诗词爱好者，称不上“诗人”。他的出名，是彭水县公检法“执法”的结果。

李某无法在前者的“诗”中读出所谓“丰富的心灵感受”，却在后者的“涂鸦之作”中看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良知。

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去吹捧“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官仓老鼠大如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这些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艺术价值也从来不是我们喜欢一首诗的唯一理由。

却说近期《南方都市报》对秦中飞诗案十分重视，除了长篇报道外，两三天来围绕此案展开的评论有《秦中飞遭遇诗案，难道彭水还停留在古代？》、《诗可以怨可以观，诗还可以“狱”？》、《秦中飞短信案暴露的实质问题》、《“彭水诗案”的三大“创新”》等。

在这些评论中，李某对“难道彭水还停留在古代”和“公元前的东西周，那些无名氏们《伐檀》没事，《硕鼠》也没事，两千多年后，仅仅一曲《沁园春》，却惹上一场刑事灾难。这简直是时光隧道中的历史倒转。如果孔丘先生于地下听闻，也要拍案：难道尔辈连我的诗可以观可以怨都不懂”这些反问不以为然。犯得着动辄扯到古代去吗？1949年之后的文字狱、因言获罪的事还少吗？现在并没有改朝换代呀！评论家们怎么都这样健忘呢？

时代毕竟不同了，先别论种种微小的进步是来自于民众的艰难努力还是当权者的恩赐，秦中飞们、李某们还是要额手称庆，我们总算有了《南方都市报》这一类喉舌，真正的人民的喉舌，请看它如何为秦中飞仗义执言吧，说不定你也能像李某一样在“南都时评”上收获许多法律知识呢：

——侮辱、诽谤案件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不应当介入此类案件。

——既然认为秦中飞的短信诽谤了当地的某些人，那么这些“受害者”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到法院去起诉。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

——刑事公诉，反让人感到，这个县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都是为县领导开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只负责侦办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案。而主导“彭水诗案”侦查的竟然是县国安大队的两名警官。国安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地调查取证，实际上是以公权力在代那三位认为《彭水》一词对其进行了“人身攻击”的当事人调查取证。

——诽谤罪名的成立须同时具备“捏造和散布虚构事实且情节严重”、“侵犯的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以及“行为人有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主观故意”这几个要件，缺一不可。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彭水》一词的创作不过是秦中飞一时兴起的“涂鸦之作”，其主观用意在于“良好地规劝”，而并不在侵犯哪几个特定对象的人格和名誉。

李某想请教的是，倘若这些被“诽谤”了的“受害者”官位升高一级、两级、几级，结局会怎么样呢？

有了一边倒的舆论支持，加上对手仅仅是县级官员，秦中飞可以无忧了，如果有意于写诗的话，说不定还因祸得福，成为“著名诗人”。

同样是一边倒的舆论支持，但对手不一样，结局是截然不同的。不久前那个高姓女子命案，现在媒体不是噤若寒蝉了吗？李某的个人小论坛，仅仅是因为转载了《南方都市报》几篇关于高案的时评，便被服务器所在地公安局关了。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