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的还有“乞丐影响市容论”，只不过换了个说法，叫“影响投资环境”。

乞丐真的高收入吗？我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这些记者所披露的“事实”不屑置辩。就算他们收入高了，也是好事呀，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居民心地善良和生活优裕。“乞丐行骗论”站得住脚吗？纵然乞丐群体中有一些骗子，也像我们那些靠纳税人供养的群体中有不少干着祸害纳税人、祸害国家勾当的人渣一样，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败类。我们没有因为层出不穷的贪官而全面否定官场，为什么要因乞丐中有骗子而将其整个群体都视为骗子呢？乞丐影响市容吗？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容忍几个乞丐的生存，那么这个城市是不善良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所谓“良好的形象”、“良好的环境”是靠对社会最卑微、最无奈的一种生存方式的剥夺来获得，那么，这个城市是可恶的。

针对禁乞，今年3月我又写了一篇《有人要来赶走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吧》，在这篇文中我再次提到如何对待乞丐中的罪恶这个问题。我连连诘问：如果乞丐中真的有许多罪恶，我们的“守护神”干什么去了？难道他们都去抓嫖创收了吗？人们为什么不先呼吁我们用税收供养着的“守护神”去跟踪乞丐，斩断乞丐身后的黑手、毒手，却急匆匆地抛出“施舍乞丐是助纣为虐”的论调，呼吁禁乞？我们从没有在媒体上看到或听到关于“守护神”斩断乞丐背后黑手的报道，是“守护神”置之不理吗？如果破获这类案件，惯于为统治阶层及其统治工具评功摆好的主流媒体，会不及时报道吗？在这篇文中我又一次诘问，乞丐中有罪恶，也像任何群体中都可能存在坏人一样，我们能因为某一群体出现了一些坏蛋而否定整个群体吗？如果能这样，那么，统治阶层中出现的坏蛋还少吗？

我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我并不主张大家都来施舍乞丐，你完全可以不施舍，但你不必把乞丐说得那么坏。也许你把乞丐说得那么坏，是为自己不施舍找理由，好像自己不施舍，便不是助纣为虐了，便高尚了。但你不得不承认，乞丐比强盗、小偷好得多。如果有一天他们连求乞都被禁止，走投无路，他们要生存，便只有铤而走险了，但他们要为害社会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大多老弱病残。你说他们懒惰吗？你给他们一份他们干得来的工作试试。现在失业率那么高，他们老弱病残，找工作容易吗？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在寒风酷暑中求乞，如果你把他们的求乞当成工作的话，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呀。

据禁乞的某市传媒说，禁乞获得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在这篇文我问道，如果传媒公布的支持率是真的话，那么，在汉语中，“善良”这个词，是不是会像“老实”一样，逐渐从褒义词变成贬义词？

在这篇文中我引用了一篇在网上被转来转去的报道：53岁的农民唐孝军，因在成都出卖劳动力未遂，致无钱吃饭，饿得心慌，吞吃沙土，昏死街头……眼睛陷进去约有半厘米深，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右半身已经瘫痪。

年青有为者尚且难以找到工作，何况年过知天命之人？唐孝军不容易呀。

也许你会问，找不到工作，饿了为什么不乞讨呢？然而，你听听：求乞是因为懒惰，求乞是利用人们的善心发财致富，找不到工作是骗人的，施舍乞丐是助纣为虐……连一些地方政府都已经实行或正在酝酿实行禁乞，你以为求乞容易吗？

将近饿死的唐孝军身上居然还有钱，“一张五元钞票、一张一元钞票、一张五角钞票，这被揉得发面的6元5毛钱是医生无意中在唐孝军衣袖里找到的。他的衣袖里缝了一个巴掌大的口袋，这些钱就藏在里面，上面走了三遍线。”唐孝军就这样把6元5毛钱藏着掖着，其小心谨慎，与人民“公仆”将巨款送往国外相比，有过而无不及。

可6元5毛钱能做什么呢？能给人民“公仆”不断加薪？能给“公仆”们补贴移动通讯费？能立项国家歌剧院？能报批高尔夫球场？能剥离国家不断注资的商业银行不断扩大的呆坏帐？与“公仆”们每年赴海外考察所耗公款2500亿元、每年吃喝用去公款3000亿元、每年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比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当我们的人民“公仆”疯狂挥霍民膏民血的时候，听得到唐孝军们垂死挣扎的声音吗？

时值“两会”召开，我的回答是：唐孝军们奄奄一息的声音淹没在一阵又一阵“代表十三亿人民心声的热烈掌声”之中，“公仆”们哪里听得到呢？

我想说的是：他们听不到，难道连我们也听不到乞丐们求乞的声音了吗？

我担心，风气所及，过不了多久，深圳也实行“禁乞”了。

有人要来赶走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吧！

对广州禁乞的宣传报道，《南方都市报》甚为积极。从禁乞之前的舆论导向到禁乞之后的跟踪报道，笔者已看过好几篇。

4月2日《南方都市报》第一版图片报道中称：羊城“禁乞”首日，共出动1800名城管人员进行“禁乞”，共劝说9名乞讨人员到救助站。

4月9日《南方都市报》有一篇主题为《禁乞一周，闹市行乞者锐减》的报道，该报道的副标题便是《365人前往救助站，少数强行乞讨者被治安拘留，广州市容明显改善》。虽说《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比较客观，但“市容明显改善”等语，还是表现出立场。也难怪，作为官方传媒，对禁乞这一全局性的政府行为，当然是应予大力支持和全面肯定的吧。该报道称，《禁乞通告》实施已经一周，在各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初步成果。报道中所说的各相关部门，主要就是公安吧。报道中说，《禁乞通告》实施后，警方采取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警力和群防群治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清查整治。禁乞的主力可能就是城管。报道中说，对于初步取得的战果，市城管支队许支队长不无担忧，称五六月份可能出现乞丐回潮，禁讨工作还须保持力度，继续努力。不知各位读者对报道中的“1800名城管”、“广大市民的支持”、“大量警力”、“大规模”、“战果”、“保持力度”这些关键词作何解读。

救助站的前身，就是关押没有暂住证的人并强制其劳动、要其家属交款赎人的“收容站”。去年，“收容站”打死了大学生孙志刚等恶案不慎被媒体披露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监狱般的收容站拆除了铁门铁窗，改了一个很人性化的名字，叫做“救助站”。从“收容站”到“救助站”，也不过半年时间吧。去年“收容站”沾了孙志刚的光成了新闻焦点，成了网上搜索的热门词，以常理论之，读者对“救助站”的情况应是很关注的吧，却不知为何关于禁乞的报道对乞丐们在救助站中的生活情况只字不提。

4月9日《南方都市报》还发了一篇记者调查，题为《禁讨后乞讨人员主要有两类》，该文称，禁讨后仍在乞讨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是来自贫因地区、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这类人乞讨的理由是维持生存、补贴家用。二是身体残疾、无劳动能力的人，这类人有部分为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

针对上述报道，2004年4月我又写下《是谁弄残了他们，是谁操纵了他们》。

我在该文中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有些毒如蛇蝎的恶棍，拐走人家的孩子，打断孩子的腿，或用其它办法把孩子弄残，操纵着孩子出来乞讨，以此获利。我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是那么地怜爱孩子，因为这等惨绝人寰的恶行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天真可爱像天使般的孩子，就这样落入恶棍之手，堕入人间地狱，而这些恶棍居然还能操纵着这些孩子出来乞讨，这是什么世道！

在这篇文中我问道：4月9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调查中所说的“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的人，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孩子吗？假如不是孩子，却被人弄残和操纵着，难道他只懂得乞讨却不懂得报案吗？假如是大人为乞讨而自残，哪又怎么会被人操纵着呢？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警方采取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警力”参与禁乞行动，为什么他们没有破获这类超级恶案，解救“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的孩子呢？

乞丐后面有黑手，是斩断黑手，还是叫人们不要施舍、政府实行禁乞呢？我不是“公仆”，也不是“人大代表”，我弄不清楚这些人的逻辑。

官方传媒所说的禁乞的理由，也是人们不愿施舍乞丐的理由很多，这里我再找一个“理由”出来评论：“乞丐太多了……”官方传媒一般用于歌功颂德，乞丐的数量又不是GDP，说多了不是给政府抹黑吗？原来，它们把乞丐数量拔高的目的是要说明，乞丐太多，不是我们伟大的国家真的有那么多人民不“小康”，真的有那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找不到工作，真的有那么多老弱病残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因为有许多乞丐是假的。

我一直弄不明白，除了卧底乞丐、然后编报道说乞丐如何高收入的个别官报记者和假扮乞丐的逃犯，乞丐怎么会有真假呢？一个人原来不是乞丐，后来为生活所逼，走上了乞讨之路，就是假的吗？那么真的乞丐又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乞丐的真假问题，我便想起下面这篇报道。

2003年11月24日，寒风中，光着上身的姚亚卉不知道已经多少次被哥哥姚朋从身上踩过，她是躺在一块钉满两寸多长铁钉的木板上被哥哥踩的。她已经有些麻木了。记得她第一次躺在这块钉板上时，钻心的疼痛已让她哇哇大哭，更不用说让哥哥在身上踩上几下了。现在小亚卉幼嫩的背上已经斑斑点点结满了痂。

小亚卉今年刚刚十岁，读到小学三年级，哥哥今年十四岁，仅读到小学五年级。他们来自临泉县。姚朋说，今年的一场大水将他家的房屋冲毁，父母将他俩寄居在姥姥家，外出打工。由于姥姥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不好，兄妹俩的到来成了姥姥家的累赘。于是，两个月前，兄妹俩偷偷出来流浪，并模仿街头一些艺人玩起这些“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