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上面这些资料之后，我首先表示了一点困惑：“转眼又接近征订明年报刊时间，不知他们除了紧急会议、紧急通知、领导讲话、分配任务之外，又有什么新花样。”接着评论说：“由于可以通过下发文件、下达指标等权力手段进行摊派发行，一些报刊只向党政领导负责，习惯在旱涝保收的格局中养尊处优，根本不把读者当一回事，报刊质量可想而知。据报载，某地规定一些人不订某报要罚款，有些人宁可交比订报款高的罚款，也不肯订某报。”

我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是：

——如果党政权力没有退出报刊，报刊社的人事安排仍掌握在党政领导手里，报刊失去读者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征订，经营不善有财政拨款支撑，那么，这些报刊从业者考虑的是如何让党政领导满意，而不是市场、读者。倡导新闻自由，其实就是要求给予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倘若我国的媒体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监督权，而体制上却仍是以往那一套，那么，很快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谁来监督记者？在我国，很难找到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不走向腐败的。

——记者的腐败主要可以表现为：花钱买见报与花钱买不见报。

——谁来监督记者？对记者、媒体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来自读者，来自自由竞争的报刊市场。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今传媒业之大势者，市场也！”

克文，在家休养这段时间，我便想起当教师的好处来：每年寒暑假3个月，再加上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上班时间很少。如果我还去当教师，正好利用寒暑假进行休养。

下面说点别的吧。我对我父亲时时刻刻向子女灌输节俭观念产生了逆反心理。我从没对女儿灌输节俭观念，一直以来，她要买什么我就买给她，家里有一半的抽屉、衣柜满放着她的玩具、图书，玩具汽车、玩具飞机堆在角落里，像一座小山。尽管这样，我女儿却似乎越来越节俭了。她会讲究在哪儿买文具会便宜一二角钱，会为少花这一二角钱而多走一段路。我妻子属于该花则花、能省则省的那种人，她居家过日子算不上很节俭，却会因为女儿带我去买一箱速食面，比其它地方贵了1元而数落女儿。1元钱可以做什么？可以让女儿坐两程公共汽车。看到她们这样，也许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我最近一般也不再总用1元、2元来施舍乞丐了，而代之以角币。没有角币时，也不一定非要施舍乞丐不可。我这个变化是最近才出现的，以后比较有钱时，会不会继续用1元、2元甚至更大的票子来施舍乞丐，我不知道。记得以前与妻子、女儿去潮阳一个风景区玩，妻子为省一两元车费而与收费员讨价还价，差点吵起架来，而我却在风景区1元、2元地施舍乞丐，风景区乞丐很多，而我逢乞必施，买东西不花掉零钞，故意用大票找回些零钞来施舍。妻子对我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我却训了妻子一顿。现在想来，我这样做并不对。夫妻之间应该通融：妻子不必反对我施舍，我的施舍也不宜过多而引起妻子的不满。

甲申年将近过了四分之三。这一年我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关注时事、写时事评论，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是今年传媒热点之一，在我这部“大杂烩”中也应该说一下吧。我没专门为此写过评论，只在《2004年第15期〈凤凰周刊〉摘评》有过如下言论：

——仿佛在一夜间，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几乎遍布世界所有传媒，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历史最低谷。该期《凤凰周刊》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所选的角度却与众不同，从题目就可看出来：《美国总统无奈“无冕之王”》。最先揭露美军虐俘恶行的，不是别人，不是“国际反美势力”，正是美国自家媒体。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种种暴行，比起去年某记者所写的一篇报道中湖南某收容站虐待无辜百姓的花样和手段，实为小巫见大巫。不同的是，美军虐待的对象，曾经是他们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我国某些收容站虐待的对象，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或其他无辜人员，这些人之所以被“收容”，就是没有带身份证、暂住证等政府规定的各种证件中的一种，比如孙志刚就是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身份证也不管用了，照样被“收容”，结果在收容站中被收容站工作人员及其帮凶活活打死。不同的还有，美军虐俘丑行被自家传媒曝光，引起国际公愤，其中痛骂布什政府的，不乏美国人；而我国，有“家丑不外扬”的古训，即使有个别记者不遵守这一古训，也会受到压制，就像上面那篇披露收容站内幕的报道，只能在当局尚控制不了的网络上被转来转去，还不时被网站管理员为了网站能够存在下去而删除，我国“正规”传媒是不会刊登的。如果有外国传媒“丑化”我国政府形象，那肯定是“国际反华势力”无疑。

在上面这段所谓“摘评”中，《美国总统无奈“无冕之王”》一文仅是引出话题而已，我并没有在里面摘出什么文字。

今年的印度大选没有在中国大陆传媒成为热点，却成了我关注的焦点。我在《2004年第15期〈凤凰周刊〉摘评》对其作如下评论：

——大陆传媒对印度大选的报道十分低调，《印度大选爆出冷门，国大党上台》一文显然也值得一摘。瓦杰帕依虽然年老但身体不衰，人们普遍对这位印度政坛的“老选手”看好，认为印度政府大权非人民党莫属，原因是：瓦杰帕依执政8年间，印度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GDP增长率保持在7—8%，粮食生产基本满足10亿人民的需要，2003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达到10%以上，外汇储备超过1100亿美元，外交方面也有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而印度国大党却似乎萎靡不振。为什么印度大选会让人大跌眼镜，此文分析出很多原因，在这里我只摘录第二点：人民党执政期间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为广大民众带来实际利益。从经济发展中获利较多的是企业家和商人，而广大民众的生活依旧贫困，他们用选票表达对人民党的不满。他们因为唾弃了人民党，所以选择了国大党。国大党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并不知道。看了此文，请准许我大胆作一个假设：假如中国实行印度式的大选，结果会如何呢？说到民主选举，有人会说，国情不同，我们不能西化，好像民主就等于西化；也有人会说，我国人口太多了，我国有些地方还比较落后，人民素质还有待提高。印度与我国一样是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印度有10亿人口，印度有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有超过40%的人口是文盲。而我国官方不是早就公布我国人民已经脱盲、贫困人口只有几千万吗？不同的是：印度从经济发展中获利较多的是企业家和商人，而我国从经济发展中获利较多的是官员、企业家和商人以及前官后商或亦官亦商的“两栖动物”。

今年，我想说的话很多，我想写的文章很多，但因为身体和写作水平、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总说不完自己想说的，写不完自己想写的。

香港一位姓郎的教授炮轰国企产权改革引起广泛争论，也是今年传媒热点。我搜集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准备针对这场争论，写一篇题为《为何我们只能在小偷和强盗中选择“保姆”》的长文，至今未能写完。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国有企业的改革伴随着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现象并非郎教授独家发现，他说13亿中国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显然有些自以为是。四十多岁的郎也不是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在社会上早已有各种传言，媒体也有所触及。郎的贡献是用数据和案例说话，对企业直指其名，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陆经济学家在“集体失语”一段时间之后，纷纷做出回应。由于人们普遍对腐败、社会不公、黑箱操作深恶痛绝，故对经济学不甚了了的网民，首先在情绪上，对郎大表赞赏，我也不例外。但在理性上，我对郎的观点却是有选择地支持，因为我对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的深恶痛绝，与对国资流失的深恶痛绝，在程度上是均等的。这里我用官僚资本来指代某些所谓国有资产，是因为我不想亵渎国家这个词。许多时候，官僚口中的所谓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其实只是他们的利益。

——针对郎的观点，《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文章称，国有资产不是流失了，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多种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圈钱、电信和石油的高收费，等等。国有资产流失快有时会换来市场转轨快，过于追求国有资产保值会导致市场转轨慢。国有资产流失会导致社会不公，市场转轨慢也会导致社会不公，后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比前者更大。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就无从谈起，民营企业也难以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

——近期看到一些“经济学家”把国有资产的流失视作国企改革、市场转轨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使我想起，体制弊端造成的腐败，也被人说成“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这些人就不想想，腐败严重败坏世道人心、污染社会风气。这种损失，不可估量。

——郎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主张大型企业必定是国有企业，反对国企产权改革，我至少在目前不敢苟同，因为我对目前这个政府缺乏信心，我对国企垄断深恶痛绝。垄断性行业不但价格高，而且服务差，以政府、国家的名义，欺行霸市，面目可憎。记得1996年我在汕头装一个电话，除了按规定交纳1000多元初装费外，还得按当时“行情”给两名上门装电话的邮电工各200元红包。你不给，线路就会出故障，你叫他们来修还得送红包才修得好。国企垄断，还可以借用国家机器打击进入其垄断行业的民间资本。我就知道某市曾出动警察打击进入当时属于邮政垄断领域的快递业的个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