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今天10月18日，我回汕头已经10天了。

这期间，每天上网一小时左右，摘编行业资讯。偶尔到博客中国看看，天涯社区却是懒得去了。今天为发表一文，也想看看网友站内短信，才登录上去。共收到11封站内短信，都是网友对上次我被诬蔑一事表示关注和慰问的。我给网站管理员的短信，均没有收到回复；“IT锐评”评奖结果却是出来了，获奖者正是对我极尽诋毁、漫骂之能事的那个人。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网站管理层也是欺善怕恶之辈，安抚恶人以结束这场纠纷，也可能是因为居然相信了那个人对我的诬蔑，或者也估计这个来者不善的家伙有什么来头。如果是因为那个小人在根本无望获奖的情况下说要把奖金捐赠给天涯而获奖，那天涯管理层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是非观念更令我失望。在发现自己被诬蔑时，我就萌发了如果获奖就把奖金捐赠给网站的念头，但在获奖之前，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字数严重超过要求，加上我自己发帖、发站内短信给管理员，多次表示我不想获奖、只要清白，所以，我不获奖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除我之外，得票较多的参赛者还有几人，都不获奖，却偏偏是那个得票数很低的小人获奖，网站的解释是，我不获奖是因为作品字数严重超过要求，另几篇得票较多的作品不获奖，是因为没有按照要求在两个论坛上同时发表。但是，那个小人的作品字数过少，严格论之，也是不符合要求的。

我很想再问天涯管理员：我的作品有没有如小人所言在几个小时内急增上百票？这是可以查出来的，而且是小人诬蔑我的起因，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不公布出来呢？就算在某段时间得票数增长较快，也不等于非法得票，公布出来只能表明“在几个小时内急增上百票”的真伪，不能把小人的诬蔑之辞变成事实。在受到诬蔑之后，我的得票数依然以较快速度增长，许多投票者还跟帖表明对我的支持，这难道不能证明什么吗？但考虑到天涯管理层一直没有人回复我的短信，我也不必希望他们能说句公道话了。

在这场纠纷中，我的支持者众多，让我感到世上还是好人居多，而那个小人一直是孤军作战，他得到的支持便是在宣布他获奖后，天涯有个管理员跟帖对他表示祝贺。

在这场纠纷中，那个小人相对于我的“优势”是，他躲在暗处，而我在明处。他谈及他现居北京，我说我想到北京，问他岂敢与我一见，他不敢，却说什么留着我做反面教材。

天涯网站既然说“得票最高者将获得奖金2000元”，却不先把不符合要求的作品排除在投票表之外，最后又没有接受我的意见，组建评委评奖，仍拿得票数作为依据，但获奖的却是得票数低的，这不是把投票的网友玩了一把吗？

我已懒得去理会这件事了。

登录天涯网站之前，我也告诉自己，不管看到什么结果，都不要让其影响我现在不错的心情。

天涯网站少了我一个人，就像大海少了一滴水；而我却是还要上这个网站的，因为这里有些优秀的文章值得欣赏，因为这里至少有一千名网友喜欢看我的文章。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上这个网站的次数会大为减少。

这段时间，因为少上网，懒得管理，我的个人网站也暂停了。停到什么时候？凭兴致吧。

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新文，一天总要去看几次，看跟帖，看访问量，因跟帖少而一下子就沉下去时，就自己跟帖顶出来。现在，文章发出去后，懒得去看了。

如果不是工作上的需要，最近我很不想上网。

不上网，其实也很好，很洒脱，很悠然，很平静。

什么时候会重新恢复对上网的热情？不知道。

这些天探亲访友走惯了，在家倒有点呆不住了，总想出去走走，总想找朋友谈天。我是汕头市作家协会理事，却极少参加市作协的活动，前天他们办了一个文友沙龙，有人知道我在汕头，邀请我参加，我也去了。没有人向我催讨会费，我自己想起来，就交了，为省事，一次交了几年的会费，反正会费不高。交了汕头作协的会费，又想到好久没有向省作协交会费了，也特地到邮局汇款交纳。

在文友沙龙中，我淡定、洒脱，随和，力求平庸，不表现自己，也不因为过分不表现反倒成了一种表现。但与个别有共同话题的文友谈论起某一话题，还是会淋漓尽致直抒己见。

这些天发觉多一些谈得来的朋友真好。

有些人对我很好，想与我交朋友，但我因为不喜欢他们的某些性格和一些习惯，比如自吹自擂，而不喜欢与他们来往。这些天想起来，觉得我不该这样的。水至清则无鱼。今后我会更加宽容，只要人家品格上过得去，人家性格上某些缺点无损于他人、无损于我，我何必计较。又想起我笔下的一些反面人物、讽刺对象，主体是虚构的，但有些细节和特征，却是拿熟人、朋友的生活小节和特征拼凑而成，也容易引起误会，无意中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今后要尽量避免。

有时候因过分专注于一些事情而不愿被打扰，有时候因习惯于独处而不愿与人来往。记得以前8楼上住着一对来自潮阳的夫妇，看起来都是厚道人，因为在这幢楼中同是潮阳人的缘故吧，他们跟我母亲有过几次互访。他们到我家时，母亲陪他们喝茶聊天，我打过招呼就到房间里做我的事，对他们不冷不热的。母亲不在我这里时，他们还来过一次，我不热情，可能还有些冷漠，他们后来就不来了。现在要去他们家里坐坐，他们却好像不住在这里了，总没看到他们。记得以前他们靠开服装店营生，我也没问清他们在哪里开店，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电话，因为我当时根本不想把他们当朋友来往。现在想来，有点后悔。

我就是这样，人格基本是不变的，但性格却是会不断改变的。

休养期间坚决不要工资是对的，因为这样，我休养起来才会心安理得，至于干点编辑工作，是义务劳动而不是职责所在，也就少了一些压力，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这次不要工资，并不是说我一定会拒绝带薪休假，这要看在什么公司，如果在效益好的大公司，而且我的贡献较大，我也会安然享受带薪休假的。

不喜欢白拿人家的钱，是我一贯风格。1985年到区委办公室和区公所文化站当临时工时，一个月才45元，整天无所事事，心里很不安，总想找事来做，被分配了一点具体工作，便很认真地去完成。后来发现那些干部和合同干部，一个月工资都在150元以上，却是好多时候什么事都不干的，也不是他们懒惰，而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发现这种情况我依然不安，只是不再为自己不安，而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群体不安，我觉得这个群体好像寄生虫。后来我写了许多新闻报道，还在一位把钢板字刻得很漂亮的同事的帮助下，编了一份油印小报。比起当时一些工资比我高得多的同事来，我是干了不少工作的，只是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干的那些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女儿到她外婆那里去时，就巴不得她回这边来，她回这边来了，老是缠着我玩，我什么也干不成，又有点烦。但女儿对我的烦扰，不会让我心情不快，被她烦扰着，我总是笑呵呵的。女儿不在这边时，我看书、看电视、写东西什么的，好多时候并不感到无精打采；和女儿玩时，可能是因为精神处于极为松弛的状态，便老想睡。有时说服她自己去玩或看儿童节目什么的，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也许这种情况，是因为我身体确实需要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时不想休息，是意志力在起作用，不利于自己的休养，进而不利于自己的身体。这种情况并不是休养期间发现的，以前也常常这样，我可能也已经说过。

这些天还整理了几篇手写草稿，是去年写的，也是属于“摘评”之类。

我去年写的“摘评”还比较讲究章法，主要就是讲究段落之间的过渡和贯穿全篇的“中心”。今年所写的时评、杂文不算少，大概有一半编进了这部“大杂烩”，有一部分越来越不讲究章法，比如《看到就摘及想到就说》那个系列，就有点像凤凰台的《有报天天读》，天南地北搜集些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关的新闻和时事评论，摘录、概括、提炼，再穿插自己的看法，信息量较大。总体看来，我同一篇文章中互不相关的段落甚至许多互不相关的文章，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在里面的。

近日还以去年的几份剪报作为资料，写了一篇结构松散的文章。

此文开头说：“政治公开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政治公开化，要求新闻舆论独立和新闻舆论自由。”接着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相关言论来倡导新闻自由、抨击出版管制，比较有针对性的是陈独秀猛烈抨击苏维埃政权践踏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岂有此理！”

接着话题一转，谈到了在去年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文件被传媒炒得纷纷扬扬的背景下，《汕头日报》在征订期间连续发表的几篇有关该报发行工作的“新闻”和评论员文章。这几篇“新闻”和文章说：

“《汕头日报》是市委、市政府的喉舌……关于做好2004年度该报的发行工作，已于10月23日召开会议作重要布置，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为确保该报发行工作的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再次强调如下……”

“李书记说，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传达党的声音，特别是《汕头日报》……把订阅党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首先要做到认识到位，要正确处理好党报发行工作同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关系，决不能因治理利用职权发行而影响党报的发行工作……”

“切实做好《汕头日报》的订阅工作，是全市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亲自部署，狠抓落实，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