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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的信:我的甲申年及瞻前顾后(二十六)
  作者:李乙隆 发表日期:2005-08-31 21:19:53

(二十六)

克文,今天8月14日了。这封信写写停停,这些天好像懒得写了,我也顺其自然。

现在员工多,有25个左右,阿姨一个人办伙食也累,刚好一位员工的老婆来深圳找工作,我向老板提议,让她来帮忙办伙食,老板同意了。开始是阿姨主厨,新员工打下手,今晚说服阿姨退下来,让新员工上阵,阿姨打下手。虽然并没有减少阿姨的工资,但看阿姨那人也是好强之人,换她下来打下手,她会不开心的。她是长辈,是老板的母姨,平时对我也很尊重,我处理这事,尽量婉转。我说,让年轻的多干一点,你年纪大了,少干一点,你在一旁指导、帮忙就行。我并不会因为阿姨对我的尊重,就把阿姨当成个大好人,我也看出她对一些外省员工有点看不起,和一些同事相处得不是很好。她的伙食办得差,好多员工都吃不下,还以为她是偏向我们潮汕人的口味,其实,最吃不下的就是我。我说过:“平时好多人的菜一起煮,像煮猪菜似的,很不好吃。星期天我总会吃得很饱。”这里要说明一下,星期天的伙食不是阿姨办的,阿姨星期天要休息,是另一位女员工办的。

R老师对我也很尊重,我们关系不错。但我也不会因为他对我的尊重而看不到他的缺点。他似乎很乐意向老板报东报西,往好处说,是反映情况,往坏处说,就是打小报告,这两者有时也是难以分辨的。比如他有一次说一位女员工上班大喊大叫,全无半点纪律性,就有点夸张了。那位员工只是好开玩笑而已,他看不惯,不敢当面说人家,也不反映给我,就直接报告到潮阳老板那里去了。老板处理事情的办法也简单,喜欢把员工在网上发给他的信息,复制过来发给我。如果是电话转述,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原话了。这些人向老板说三道四,虽然没说我坏话,但不反映给我,直接报告老板,就显得对我不够尊重,而且夸大其辞,个别员工在工作时的一点小毛病被放大,就显得我管理不力了。当然,我也不喜欢跟这些人计较,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员工直接反映给我,还是他们反映到老板那里去之后老板转给我,我都一视同仁,妥善处理。其实喜欢向老板反映情况的员工不只R老师一个,好多员工都这样,这也有老板方面的原因。老板每天总喜欢在电话中或网上,问这个有事吗,问那个有事吗,有时一天问一个员工几次。大家不可能像我一样回答他:“没事。没事就是好事,说明一切正常。”大家总得找点事来说吧,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会反映到老板那里去。真的是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又不能说老板这样做很不好,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全面了解公司的情况。

以前老板总跟我说,要炒掉这个,要炒掉那个,员工要经常换。我总劝他要尽量留住人,形成企业的凝聚力,稳定队伍,不要轻易招工,也不要轻易炒掉员工。现在看来,C并不轻易炒掉人,他也想留住人家,但他是想在待遇不提高的情况下留住人。待遇不理想,人往高处走,想留住人也不容易。向C辞职的人,比被C炒掉的人要多。向C辞职走的,C喜欢说成是他炒掉的。我不欣赏说谎,但也理解他。最近一位跟了他八年的老员工走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基本是站在C一边的。这位老员工对我也很尊重,我们也相处得不错。但她确实太烦人了,今天提这个要求,明天提那个要求,老板不理她了,她就找我:要公司租一套房子给她一个人住,要公司把她女儿搞进深圳读书并负责费用,要公司每月给她加500元工资,另加350元保险金。她每月工资2000元,在这家公司中算是蛮高的了,和她干同样工作的同事,每月才1300元。老板请一些员工去玩,没请她,她也要计较,还总是怀疑别人在老板面前说她坏话。C跟我说,他对她是一忍再忍。她动不动就提出辞职,到现在不知提出多少次了。在我刚来时,C已有意让她走了。我建议C把她留住,C采纳我的建议,让我和小O一起请她吃饭,挽留她。后来又让她回家度假一周,又派人专门陪她去深圳几个旅游点玩,费用都是公司出的。可她有点得寸进尺似的,搞得我也烦了。所以最近她提出一些要求,我们不同意,她又提出辞职,我们就顺水推舟让她走了。她见我们真的同意她走了,就跟我说按劳动法应该给她补助金。我说员工自己要辞职,还要求企业给予补助,没这个道理吧,如果是企业辞退员工,员工可要求补助。话虽这样说,我还是说服老板,看在她工作了八年的份上,给她一点补助。老板要我同小O商量补助金的数目,小O说一万元吧。我赞同小O的意见。老板起初说不用这么多吧,后来也同意了,并郑重其事地交代我亲手拿给她。

克文,今天8月15日了,星期天。最近收到很多报刊,《凤凰周刊》、《新闻周刊》、《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都是C订的。这里隔三差五就会托运一些东西到潮阳C那儿去,C的报刊也一起托运过去。我总要争取在报刊被拿走之前,尽量翻一遍。昨晚因看报刊而睡得很晚,今天也起得很晚。打开电脑,又上了一会网。最近我在一些论坛的帖子,有点热了,跟帖多,访问量也高,而且跟帖中支持率很高,看了心情不错,也回复了一些帖子。看帖和回帖,似乎比写这封长信要有趣得多。

现在是下午了。回头来说7月25日《凤凰周刊》有一辑谈论大陆统编教材的文章,列举了大陆教材积弊:内容陈旧,意识形态化,教材暴利滋生权力寻租,教材编写似行政过程,统编教材扼杀学生灵性。北京学者夏业良发出诤言:教育内容应当是可以被选择甚至可以被拒绝接受的,而绝不能成为自命真理和强制性灌输的私货。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向全体国民负责,而不是向某一政党和某一届政府负责,国民教育体系并非服务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权宜性功能系统,它应当是关系到造福民族未来千秋万代的基础性培育机制。它应当超越政党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思想范畴,应当是没有阶级性的普适原则体系。我认为他的言论并不新颖,但能在《凤凰周刊》中公开发表,勇气可嘉。

我在这封信第一章中说过,我教书时,总不喜欢照字读经,总喜欢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对“教学要求和目的”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帖上政治标签、阶级络印的做法很反感,我在教给学生应付考试的所谓“标准答案”的同时,也说出自己不同于“标准答案”的看法。

看了《凤凰周刊》这一辑文章,我当然感触良多,也想谈谈我对中学语文的一点看法,后来却写成下面这样简单的文字,以“中学语文一进一出:《曼哈顿街头夜景》VS《包身工》”为题,发表于几个论坛上:

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不再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篇文不合时宜了。

时时刻刻不忘意识形态灌输,是大陆学校的惯技,牵强附会在所不惜,像《包身工》这样的文章,当然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忆苦思甜”的好教材,“通过了解包身工们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使同学们更加热爱我们今天没有剥削和压迫、自由而富足的幸福生活”。

那么,为什么说它不合时宜呢?

因为强加在它上面的教学目的,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质问:拿现在的农民工与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就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薪酬福利等各方面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怎么样呢?现在,在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累死的民工已屡见不鲜,我就不说了。这里只引用8月4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来说明广东一些工厂中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油水很少。有时候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多,回到12至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个风扇。”“每周工作六天,底薪450元,但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能领到的钱是400至500元。”再举今年在报纸看到的两个例子:民工向雇主要工钱,被雇主打断了腿,千里迢迢沿路乞讨爬回家;一帮民工受不了非人的劳动强度和监工的打骂,不要工钱了,只想离开,却被资方派人追赶进了沙漠,九死一生。

丁玲的《曼哈顿街头夜景》却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在《曼哈顿街头夜景》中,丁玲笔下的美国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瑟缩街角、伛偻着腰的老乞丐。人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民众的高素质,丁作家视而不见或将其处理成一片隐约而狰狞的背景。有论者认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独立寒秋、孤苦伶仃,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同情从来只指向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无涉;而在丁大作家的逻辑中,这两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即把一位老人街头求乞“这笔债”算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头上。

将个案、偶然事件政治化,不是丁作家独特的逻辑,而是大陆宣传工具的普遍逻辑。偶然出了个好官,就将其作为政治符号大树特树,而忘了他仅是个敬业、尽职、有良心的优秀工作者;出了个烈士,不是党员,就追认为党员,然后称颂其坚定的政治信仰。资本主义社会的乞丐和罪犯,就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近几年来有所改变,不管大陆出了多少个贪官,都是个案,都是偶然事件,都与政治制度无关。

在这里我不太认同“这种同情从来只指向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无涉”这个观点,我认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与社会制度多少有点关系。我一直希望有一个福利社会,能够在这些老弱病残的求乞者自愿的情况下将他们统统收容起来,让他们无温饱之忧。

我们国家本来就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许多“收容救助站”,我们的收容救助站有财政拨款,有社会捐赠,用来收容救助需要帮助的人,当然包括乞丐。但我们的收容救助站真正干的是什么呀?警察将没有暂住证或工作证的人抓起来,关进有铁门铁窗与监狱差不多的收容站,遣回老家,通知家属交钱放人。人家刚从家乡来到城市,还没找到工作,到哪儿去办暂住证和工作证呀?农民苦呀,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还没打到工,就被遣回,来回路费,加上“赎金”,对农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贷才能到收容站“赎人”。2003年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在我们的首都,流动人口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送你去昌平筛沙子”,昌平是北京收容站所在地,筛沙子的目的是让你挣够路费遣你回家,而什么时候才能挣够,无从知道。据被收容过的人向记者介绍说,向警察、收容站工作人员下跪求饶是常事。你不服是不是?“关进某号房,往死里整”。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过多少“孙志刚”,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就读过一篇报道:《湖南一收容所骇人内幕: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6月26日《南方周末》载,安徽潜山县梅城镇冯彩云的儿子徐英东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后下落不明,4年来70多岁的老母亲多次上北京寻找儿子,希望交钱领人,一直未能找到,“奔波和伤心使老人变得迟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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