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在上一章我引用自己在2003年4月所写的一段话中，“给老板打工吃回扣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给国家打工吃回扣就不行吗？前者露馅最多是被辞退，后者曝光却要受刑罚”，这种说法明显是荒谬的。

我1997年5月就在一篇题为《为名所累》的文章中谈到官员的防弹衣：“党员干部，穿着几件‘防弹衣’：党内处分，行政处分，开除党籍，撤职，‘双开’。就算被剥去最后一件‘防弹衣’，还是个城市户口。农民要买个城市户口，得花一万几千元呢。现在不讲‘下放’了，就算‘放’到农村，正好与你平起平坐，你算老几！农民犯了罪，就只有进监房这条路可走了。” 其实还有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留党察看、调动、降职等一大堆处理方式，“双开”就是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吧，已经严重得不得了了，离刑罚还有着一段距离呢！

“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维护党政形象，以常理论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跟一些官员过不去的。而且，就目前体制，能与官员过不去的，主要也只有官员。虽说能监督他们的，还有人大和媒体。但到目前为止，人大代表主要还是由党员、官员组成。就连媒体记者，也在体制之内，可以在体制内调来调去、调上调下的，升降予夺，就在被监督者手里。说到底，都是“内部监督”，能写成内参就写成内参吧，能内部处理就内部处理吧，“家丑不可外扬”是不是？当一些贪官“不慎”栽了，被传媒披露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腐败贪婪，如入无人之境，有恃无恐，而且贪得越多，官做得越大，他们的落马，却十分偶然，如果不是在哪个坎上栽了，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台上做反腐倡廉报告，他们的官不知已经升到哪一个级别了呢！

某省委书记，两任秘书先后被判死刑，举报他的人被整了8年，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最后落在他身上的“罪名”是放任下属、家属子女受贿，得到的处理是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如果你当了官，人家送你钱财，你让老婆、孩子去收下即可，你自己切不可亲手收下，这就是收贿和“放任”的区别。

中国“第一个腐败”的纪委书记，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不体谅上级的良苦用心，上级要调他去当政协副主席，他不干，与上级讨价还价，口出狂言，把上级逼上虎背，不得不痛下杀手，撤职审查。最后被媒体曝光，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了，原来一个中级市的纪委书记是可以这样蛮横、狂妄、愚蠢、多次向下级官员公开索贿的。那么，如果他当初服从组织安排，乖乖去当政协副主席，便什么事都没有了，专门对党内官员进行纪律检查的纪委书记们，也就没有一个是贪官了！多么伟大的纪委呀！

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所谓反腐斗争，其实只是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所谓腐败者，其实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难道只是空穴来风吗？原温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王义天在忏悔书上写道：“……中国的反腐败，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只要自己跟上级搞好关系，路线上不出问题，就保准没事。”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说：“我不腐败也不比别人好多少，人家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原鞍钢某矿业公司总工程师夏玉容在给儿子的信上说：“妈妈得罪了人，人家非整死我不可。”也就是说，只要跟上级搞好关系，只要不出路线问题，只要不得罪人，腐败怕什么，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

“是官场的腐败引发社会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腐败带来官场的腐败，抑或是两者相得益彰吧。” 在上一章我引用自己在2003年4月所写的那段话中，还有这句话值得商榷。下面我不打算正面、全面来驳斥或质疑这句话，还是用一种偷懒的做法，对我去年的一些习作东抄西摘一番，有些内容，表面看来可能与所要议论的问题扣得不紧，甚至毫无关系，那也许是因为我“杂揉”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是因为我行文“过渡”的能力还欠火候，也许是因为我思维的跳跃性吧，你总会找到其中的联系吧。

2002年9月13日《杂文报》所载《一位三陪女的辩白》，说的是贪官韦君梓一案中，韦贪官的二奶、也可能是三奶四奶，在庭审中的辩白：“没有买淫，哪有卖淫！卖淫市场的火爆，不是我们搞起来的，而是手里有权、兜里有钱的人搞起来的。”当公诉人员指控她还犯了诈骗罪时，她说：“第一，我小学还没毕业，却混了张大学本科文凭，市委书记韦君梓初中还没上完，竟然成了‘在职研究生’；第二，我从没写过入党申请书，竟有了五年党龄；第三，我既然是一个市委书记的二奶，不弄个局级干部当当，岂不错过机会。”中共党员的五年党龄，竟可给一个从没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前三陪女，这不是儿戏吗？而这种儿戏难道仅是韦贪官才导演得出来吗？如果韦书记不偶然栽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有谁会说这种儿戏玩不得呢！韦贪官的二奶就可弄个局长当当，那其它几十个局座，韦书记又是赏赐给什么人呢？这位前三陪女还说：“你们骂我无耻，我承认，但比我更无耻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像他们这样的伪君子，我见得多了。今天在座的人，有几位就是我当‘游妓’时的嫖客，现在却来审判我。”

关于韦书记的文凭，我不知是真文凭还是500元一张的假文凭。中国大陆假文凭泛滥，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又喜欢把矛头指向普通民众，好像只有普通民众在使用假文凭，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假文凭就在大陆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政府的人事部门的干部档案中，因为只有他们才习惯于搞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一刀切那一套。我们这些在民营企业打工、在社会上谋生的人，一般是凭真才实学、实干实绩吃饭的，比如在我的打工生涯中，不管是升职还是加薪，我的文凭从来没有起过一点作用，甚至连拿出来显示一下的机会都好像没有过。也许只有在应聘求职时才用得上，但我应聘求职主要靠社会关系、名声、工作经历或自己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等。虽然好多人在应聘求职时用得上文凭，但也不重要，因为最后正式录用与否，看的还是你在试工期间的表现，录用后的升职和加薪，看的主要也是工作表现和业绩。而假文凭对于“公仆”们来说，作用可大了。第一，对很多干部而言，文凭意味着职位，“干部知识化”在这里等同于一纸名不副实的文凭。第二，上级组织部门以文凭考察干部，省事省力；不少组织部门本身的干部也是用“干部文凭”往脸上贴金的；“干部文凭”不但能往个人脸上贴金，还能为整个单位、整个系统、整个组织、甚至整个阶级脸上贴金：“瞧，咱们这些公仆可都是知书识理的。不信吗？有文凭为证！”就算韦书记拥有的是真文凭，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他的“在职研究生”属于中国特色的“干部文凭”。据新华社报道：“干部文凭”有以下几大特色：一、“攻硕”、“攻博”的干部入学大都不需经过统一考试，一般都是经过各校单独命题考试而“单招”的，这类“学员”又都归属于各个学校为他们“专门”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生班”；其它各类证书班的入学则更为简便。二、“学员们”大都“公务繁忙”，既不能按时上课，也不能潜心“研究”，听课有秘书代劳，论文有笔手“操刀”，答辩论文不过是走过场。三、“只有不够资格的干部，没有毕业不了的学生”、 “报名时车水马龙，授课时门可罗雀”，是此类干部证书班的独特景观。四、课程学习时间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五、“干部拿证，单位买单”，文凭是自己的，学费是“阿公”的；“进修”期间的工资当然是分文不减的；为鼓励干部拿文凭，有些单位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或奖励呢。

经常看见有人著文指责中国人纳税意识薄弱，并认为这是因为国民素质差。中国人纳税意识薄弱是因为素质差吗？一位作家说得好：“纳税的时候，纳税人是耗子，当局是猫；用税的时候，当局是耗子，纳税人是猫。当局用税时不愿接受纳税人的监督，纳税人必然会仿效当局，纳税时能偷则偷，能漏则漏，而且没有犯罪感。”2003年4月号《同舟共进》有赵炳华的一篇短评，评论的是一位大教授的“妙语”：“小偷偷东西，大多是一个人的钱。但是无论谁偷税，都是偷大家的钱。中国人缺少这样的观念。”赵炳华问道：既然税是“大家的钱”，那么这笔钱的使用，“大家”又有哪些权利呢？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一个人履行了纳税的义务，便应当同时有相对的权利，比如用税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等。但我们有吗？层出不穷的贪官们那些天文数字的赃款，与税收没有关系吗？“公款铺张”浪费的也是“大家的钱”呀！那些用“大家的钱”乱投资而充作“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费”的又有多少呢？据2002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仅12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损失达73.2亿。赵炳华问得好，当“大家的钱”变成入海的泥牛之后，又有谁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呢？

在我看来，制约着大家纳税自觉性的，或许还有税收合理性方面的问题。据说，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机制会强有力地拉开人们收入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则是对这种差距的一种调控措施。在有的国家中，人们收入的差距经过个税调节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显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南方周末》有篇专家访谈，专家分析说，如果把农民缴纳的各种税费看作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那么，在全部个税收入中，农民约占60%。按2001年数字计算，如果不计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的2.89倍；如果计入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3.17倍。通过这样的税费“调节”，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在城市内部，按2000年数据分析，工资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而从工资中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却占全部个人所得税40%以上。占人口总数不足20%的富人们拥有占总额80%的资产，但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达不到个税总额的10%。这无疑也扩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于是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是“逆向调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劫贫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