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弱势群体亟需扶持。我总认为，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据说，2001年权威调查表明，四成以上的人反对给公务员加薪。资料上称，是对700余位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进行了调查，不知这所谓权威调查的对象中，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各占多大比例。如果问公务员要不要给他们加薪，那得出的答案有何价值呢！

如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也不够妥当，就目前人大代表的构成来说，财政供养人员显然占大多数。就算有些不是靠财政供养的，也大多是各行各业上较为成功的人士，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与公务员作比较，便会觉得给公务员加薪是应该的。现在，不少社会团体或民主党派的机关，都是靠财政供养并套用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让他们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也是一面之词。现在的传媒都是官方或准官方传媒，其从业人员也大多是财政供养人员。因之，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的话语权都在受益方手里。好在现在的话语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不会动辄给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吧。5月16日的《南方周末》便引用了资深经济学家戴园晨反对给公务员加薪的言论：“第一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不拥护；2002年还要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反对。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这1000多亿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有1000多亿，农村义务教育都解决了。”

克文，上面便是《有感于给公务员加薪一倍》全文。其实我并非片面反对给公务员加薪，在文中，我问道：“为什么加薪不学习一些企业的做法，引进激励机制……”

请看《总体和平均》：

2003年3月初朱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报告中称：“五年来，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朱总所说的“五年”，就是他这届政府的任期。不要说报告中还罗列了多少“辉煌成就”，单这一项便可谓功德无量了。报刊称：朱总理的报告引发了十多次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凝聚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十三亿呀，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不简单！

十多天后，朱的继任者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口有3000万左右，这是按人均年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是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苟且按标准提高200元则增加6000万贫困人口计算，把人均年收入1225元以下列为贫困人口，就2亿多。试问：那些热烈鼓掌的“代表着人民”的人士：人均年收入1225元，即人均月收入102.1元，人均日收入3.4元，算不算贫困人口？3.4元能做什么呢？1斤米，1元；1两肉，6角；半斤菜，5角；还有汽、水、油、盐等。这里所说的仅是食，还有衣住行，还有昂贵的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等。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说“平均达到小康水平”，我却是举手赞成的。一个贪官足以与一个贫困村的几千个贫困人口平均达到小康水平。

请看《存款从哪里来？》：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截至今年2月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3万亿元。

今年3月初，朱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也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9万亿元当成他这一届政府五年来的政绩之一。

这么多的存款从哪里来呢？报道中称：“据专家分析，收入增加是居民储蓄高增长的基本原因。”是这样吗？以笔者为例分析一下。

1994年我刚到汕头时是一千多元的月薪，现在是三千多元的月薪，其间曾有一年是五、六千元的月薪。收入确实是增加了，可是存款呢？买了一套低于本市平均价格的房子，还得从父母那里拿钱，如果当成债务，不知什么时候能还清？我目前的收入，应付一家三口的各项费用，每月寄给父母一点养老钱，再加上人情应酬，存款甚少。说实话，我不是花钱大方的人，甚至被一些亲友视为吝啬，有时想周济一些穷亲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住的、穿的、用的、吃的、玩的等，都是低消费的。在我的亲友圈中，我算是收入较高的人了；在我所供职公司的一百多名员工中，我是除老板之外工资最高的了，可我真的存不上什么钱！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存款为7923元，一家三口的存款应达23000多元，可我目前却没有这么多存款。

官方媒体报道高储蓄时，往往是众口一词往好的方面去说，“专家认为，高储蓄为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公众对社会经济稳定、金融健康具有信心的直观表现。”不知他们是知而不说还是不知或不愿去关注下面这些问题：

存款是不是过于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0%的高储户的存款数，会不会高于90%的低储户的存款数？而没有一分钱存款的城乡居民，仍占多大的比例呢？

官方媒体也没有掩盖高储蓄对消费的制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不管你如何刺激，消费总是热不起来。原因何在呢？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只能简单地看问题，先做个假设吧：银行的正常存款本来只有一亿元，管得着银行的官员、银行的人、搞企业的人等，携手合作，以企业的名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合法手续”，把这一亿元贷出去，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亿元变成这些人的个人资产，又被他们存进了银行，于是银行的储蓄余额便从一亿元增长到二亿元。而那一亿元贷款呢，便成了呆坏账，国家为了救活银行，通过国债，把那一亿元呆坏账剥离出来，转到专门为处理呆坏账而设立的什么资产管理公司上。

也许我这样看问题实在过于简单、幼稚，或许这种情况只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出现过，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就算上面的假设纯属“妄谈”，那下面这些数据却是白纸黑字地印在官方报纸上的。据2003年4月10日《南方周末》载：在19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在1990年代初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几千亿元；在最近几个年，利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等形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的，现在无法进行精确计算，但从一些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十分巨大的。仅以最近曝光的贪官为例，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76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99万余元，挪用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33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有106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其子接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

而下面这种情况，则是我敢肯定的：

你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有钱的人用不着你刺激，照样锦衣玉食、奢侈挥霍；无钱的人，你再怎样刺激，他也拿不出钱来消费呀，他们一家几口挤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危房中，如果他们有钱，会不愿购房而把钱存进银行吗？

请看《1：28与公务员加薪》：

　 据新华社2003年3月6日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由财政供养，目前人数已达4500多万之巨。按国民人数13亿计，平均每28人要供养一个公务员或准公务员。平均每供养一个“吃皇粮的”一年需多少费用呢？暂且按平均每员年薪1万2千元计，当然不包括他们的公款吃喝和各种福利，国民人均负担就达每年428元。这里所说的国民人数，当然是把那些也需要别人供养的老幼病残、失业和无业人员都算在内的。而公款吃喝费用之巨，媒体上早有所披露，也是十分惊人的。

据有关资料，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老百姓之比，西汉为1：7945，隋朝为1：3658，唐朝为1：3927，元朝为1：2613，明朝洪武年间为1：2299，清朝康熙时期为1：9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1978年为1：50。耐人寻味的是：“精简”却一直是二十多年来官方文件、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条。

2003年3月6日《广州日报》有一篇题为《朱总理阐述中共中央对今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　强调继续扩大内需　机关事业单位今年加薪》的报道，该文称：“原定去年下半年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考虑到要优先解决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问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这一措施推迟到今年出台。”如此说来，朱总理可谓用心良苦了。

朱总理一届政府上任之初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承诺，就是要在本届政府任内给公务员加薪一倍。看来，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朱总理一届政府宁可“食言”，宁可暂时“牺牲”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们的利益，也不容易吧！

1999年9月，政府推出了给公务员大幅加薪的举措，到2001年10月，三年间加薪四次，朱总理这届政府在这方面颇具魄力。2002年5月12日，财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该年7月1日起，公务员将再次加薪，“增加幅度，将会是一个合适的数目。”后来，为了“协调各方面和利益”，这一次加薪之举泡了汤。媒体们在这件事上倒十分低调，没有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公仆”们如何高尚，如何先人后己，“优先解决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问题”。现在，城镇低收入者已经得到雪中送炭了，该给另一些人锦上添花了，而让朱总理“一天到晚头都疼”的农民生活困难问题，暂且靠后吧，哪能一下子把什么问题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