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文，我记不清订婚的具体时间了，可能是1995年某月某日吧，当时给女方家送的几千元聘金和一点金饰，都是我父母给的，我自己可能并没有在订婚这一环节上花什么钱。我居然连结婚的具体日子也忘记了，当然查一下结婚证就知道，但此时人在深圳，结婚证放在汕头。可能是1996年8月某天正式结婚，也没有举办什么仪式，简单得很。老婆挺着大肚子，我去她家接她，打的士过来。可能是由于当时结婚结得那样寒酸，老婆一家人很不满意，老婆像私奔一样，只带着自己平时穿的一箱衣服和肚子里已经七个月的胎儿，就过来了。我和老婆抬着箱子上楼时，箱子的带子断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但我当时并不往心里去，只是后来想与老婆离婚时，就想起这个细节。母亲给我送来了李瑞林等在家乡教书的那一帮朋友的贺礼，合共是1500元吧。那一两年某报社先后有几位员工结婚，我曾听员工在背后对送贺礼表示不满，却又不得不送。我说过，我结婚就不请同事、朋友吃喜糖了。因为不请同事、朋友吃喜糖，同事、朋友就不用送礼了。但后来我食言了。我食言绝不是因为我贪贺礼，而是因为有朋友同事批评我，说我结婚不请人，别人结婚也不请我，彼此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我想想也是，就让父母订做了一些喜糖送人。当时我的喜糖是乡下师傅用传统工艺做的，在城市里显得很有特色，也很好吃，不少同事给予好评。当时除了普通员工按照以前送别人的标准给我送贺礼外，郑总、S总、J副总、副社长蔡总、财务部主任陈主任、纪小姐等人，给我送来的贺礼都比以往丰厚，平均约为200元。送得最多的是我现在的这位老板C，他让人送来600元。那位替C送贺礼来的，也是我的朋友，一表人才的，当时为C打工，很得我的赏识。后来他不为C打工了，我向C打听他的情况，C不愿意提起他。

办结婚证之后，按照老婆的要求去拍结婚照，花掉了1200元，恰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写稿较勤奋，投稿也积极，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平均每月稿费收入有300元左右。

可能是“进宅”几个月后，我妹妹给我送来3000元，我加上400元，买了一个电视机，至今仍在使用。就是在这样的收支情况下，我积蓄了6000元，自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梅雨时节的美丽》。1996年11月女儿出生时，我的存折上有几千元。由此可见，我那时是节俭的。有一路公交车经过我所住的小区门口和某报社楼下，我上下班十分方便。可我为了节约一程5角钱的车票费，曾一度踩单车上下班。我可能已经说过，我买的房子是当时汕头最便宜的房产，就这个城市而言，是边远地域，从我家到繁华地段的某报社，约10公里。那时乘公交车一般是5角钱，现在升到1元、2元了。

说到“进宅”之后的幸福感，我便想起那时候曾给李瑞林写过一封长信表达当时的那种心情。我给瑞林写信，是在装了电话之后，当时客厅上没有沙发，我坐在地板上或塑料椅上，环视着整个客厅，看着那个电话，惬意极了。在这个城市，如浮萍般不断漂泊的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凭着它们，天南地北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为了让朋友分享我的喜悦，了解我的状况，也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情吧，我给瑞林写信。但后来想起那封信，心中却掠过一丝尴尬，因为我那封信写到自己家徒四壁，写到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我的本意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电话，我晚上一回到自己的家，仍然会很开心，但可能引起对方的误会，以为我希望通过瑞林召集朋友们给我送来某件家具或家用电器来做“进宅”贺礼。按我们乡下习俗，亲友“进宅”，也是很隆重、很需要朋友捧场庆贺的。皇天可鉴，当时我写那封信，绝无此心。

“进宅”之后一段时间，我家里是没有电视机的。母亲留下我大哥的小儿子辛贤给我做伴，她和辛贤的哥哥回乡下去了。那时候辛贤还小，不懂得看书，没有电视看会很无聊的。他一个人在家里，等着我下班，有时就到楼下等我。那时候我很穷，也没有买什么东西给他玩，给他吃。

我结婚那天，母亲也带辛贤来了，母亲本人可能当天就赶回家乡，又是把辛贤留下来凑个热闹。

结婚那天我就对妻子表示不满，因为陈主任、蔡副社长等几位好同事专程来我家相贺，妻子不知走到哪儿去了，却把新人房锁了，弄得我在同事面前好尴尬。她说锁掉房门是怕辛贤乱翻她的东西，被我骂我了一顿。我的侄子侄女们都是很懂事的，不会调皮捣蛋乱翻大人东西的。

克文，下面我想再给你讲讲我以前的一些人生小故事，通过它们，说明一些问题。

朋友要装修房子，某君热心为他找“质优价廉”的装修工。我对某君的热心充满好感。后来知道他赚了10%的回扣，便很蔑视他。

在某报社工作时，同事F女士为单位的春节活动采购礼品，票据上是一万多元，她净赚了五千多元。出于对我的信任，她如实以告。我当然不会告发她，但在心里鄙视她。

1986年在某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每月工资才45元。有一次召开全县业余作者会议，馆长让我负责伙食事宜。结账时，饭馆开票虚开100元，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100元是你的。”我坚持让他按实重新开票。现在想来，当时也许是好心的馆长见我经济拮据，“委以重任”，想让我赚点活钱吧。

在社会的大染缸浸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依然“不开窍”。我曾把客户给我的800元红包当成广告费为其刊登广告。

并非我不需要钱，1986年的45元只可购买一身低档衣服，现在的一千多元工资也常常让我捉襟见肘。但我总觉得做一个人，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总得有自己的准则。一遇到困难就放弃自己的准则，那也无所谓“准则”了。

我曾帮助朋友C办了一件很棘手的事。C连普通会员都不是，却想当选某团体的“年度十佳”。他托我办这件事时，“十佳”人选已初定。他说事若办成愿花掉一万几千元。我这个人在事成之前从不作百分之百的保证，只答应尽力而为。他也许见我说得不够肯定，对我不抱希望了。我为他整理几千字的先进材料，拿表给他填，他竟弄丢了，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帮助他突击入会后，他又去托另一位“很有本事”的人帮他入选“十佳”，被人家回绝了。可笑的是，人家回绝他时，这件事已在我手中完成了。如果那位“很有本事”的人不一口回绝，也许他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件事是我一手办成的。他问我要用多少钱酬谢人情，我说2000元。他说2000元太少，拿给我4000元。帮我办成这件事的朋友十分清廉，坚决不收。我也一文不少地把钱还给C。

作为对我的酬谢，C说要赞助我出诗集。出诗集是我当时梦想，作为朋友间的互相帮助，我当然接受了。但我深知生意人一时头脑发热，把钱拿出来，你收下就是你的了，让他冷静下来，时过境迁，也许他便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过后，我又为C办了几件小事，比如为他修改了不少企业文件，C便又提起为我出书的事。本来我希望能联系个出版社正式出版，但估计C顶多是资助几千元吧，便去宣传部办了一本准印证，省去“书号费”。

作为对他要资助我出书的回报，见他喜欢书画，我便向一些关系不错的书画家拿些书画送他。尽管他常指着挂在墙上的书画告诉我这一幅多少钱，那一幅多少钱，但我送他书画却从没拿他一分钱。书画家一般不会自己上门推销作品，大多由经纪人或书画商代劳。本来我也可从中渔利，但我不想做业余经纪人，也当不成书画商。我上书画家的门时，买点礼物也是自己掏钱，还欠下书画家的人情，弄不好还会让书画家产生误解。

C要印刷一本企业宣传资料寄给六万个客户，已同他邻近的一位朋友办的印刷厂讲定了印刷费用，后发现费用太贵，便要我在汕头帮他找一家便宜一些的印刷厂。我为此跑了好几家印刷厂。有的印刷厂要以营业额的百分之十回扣给我，我不为所动，选了印刷质量好而报价最低的印刷厂来承印。巧的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是我另一位朋友的亲戚，一来二去也似乎成了我的朋友。为他们写印刷协议书时，C要我把诗集也写进去。

这家印刷厂的印刷费比C原先找的那一家少几万元，印刷质量也让C很满意。这家印刷厂曾许诺要给我2000元“喝茶”，我当时并没有拒绝，等到该业务全部完成后，封面过塑和运输费用在协议中没有提及，我便对印刷厂说我不要“喝茶”，让印刷厂在上述费用上让步，使双方愉快结账。

在这单业务中，我付出了不少时间、精力，可能还会让我所供职的报社以为我兼职赚外快。这本企业宣传资料都经我一字一字修改过、校对过。对印刷厂来说，他们把我当成C的代表，什么事总是找我，尤其是最棘手的事——催讨印刷费；对C而言，我又像是印刷厂的代表，总是向他催讨印刷费。付印方和承印方之间的跑腿，也大多是由我完成。为朋友们的生意做些牵针引线的事，“一面做墙两面光”，我是乐意的！

但是印刷厂对我却不那么朋友了。协议中已讲定诗集要四印张，印刷厂说按协议中所定印刷费，他们要亏本，我立即让步，改成三印张。印刷厂对我的书一拖再拖，约定了几次送书时间都没送来。后来送来1000本，印刷质量极差，油墨偏淡，上下左右的留白也不整齐，有些字歪斜了，有些字淡得难以辨认，而最令人生气的是，经我校对了好几遍的九十多页的文字，居然有几页错得面目全非。对方解释说是电脑病毒引起的。我又得全部重新校对一遍，让他们改版重印。本来这1000本废品我完全可以退还印刷厂，但我收下了，只让他们再印2000本出来，凑足协议中约定的印刷量3000本则可。我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不让负责印刷费的C知道。其实C资助我出书的款额是不变的，印刷厂之所为，蒙受损失的只是我，与C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