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些人是十分势利的，当我处于失败状况时，他们便否定我，我向他们介绍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时，他们不相信，甚至把我辛辛苦苦考来的大专文凭说成是假的或用钱买来的，把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说成是东抄西摘的。有些人虽承认我的能力，却诋毁我的人品，把我的失败归咎于人品上的缺陷。这势必增加我求职失败的因素，求职的地方没有熟人倒好些。于是，我的信心便一步一步地弃我而去。

在求职时，缺乏信心是很吃亏的。我在以往的求职中，一方面毫无信心，一方面又把所求的这个职看得过重，好像没有这个职我就会饿死一样。于是思想包袱便很重，放不开，应答也不从容。

现在，也许是突然降临的“灵感”，也许是得益于生活历练，也许是人生积累了一定的量变而产生了质变，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朋友，如果你确实有一技之长，确实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管失业多少次，不管求职失败多少次，你永远要对自己有信心。当然，自信不是自大，更不能自夸，而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包装”自己、艺术地“推销”自己。

——上面这一则题为《信心是宝》。

同事H君极爱贪小便宜，人家放在办公桌上的纸笔、香烟、茶叶什么的，他常常悄悄把这些东西收为己有，还涉嫌一宗较大的盗窃案。

可他总喜欢说他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在单位里好像他失物最多。在我看来，真正丢失东西的，如果不值钱，是不屑于瞎嚷嚷的，只当是自己丢三拉四的，并不去怀疑是哪位同事偷了。可H君总是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在他眼里好像除了他自己，大家都是贼。

H君前天说他丢了一支很名贵的笔，昨天说他丢了一双新配的眼镜，今天说他放在抽屉里的一本辞典不见了，明天说他把外套放在椅子上，进厕所大便，外套中的几百元不翼而飞，后天还会说……

现在想来，可能是H君丢三拉四的，一些东西是真的不见了，但不一定是在单位里丢失的，可他总往同事身上疑，并把不值钱的夸张成值钱的，旧的说成新的。也可能是某同事深恶H君为人，恶作剧地把他的东西丢掉。更大的可能是，H君根本没丢什么物件，而是故意把水搞浊，他好混水摸鱼。他偷了人家东西，怕人家怀疑他，便故意隔三差五地说自己丢了什么，好像这么一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清白无辜了。只是这样一来，搞得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尤其是新来的同事极不自在的。

——上面这一则题为《同事H君》。

花了几千元，自费出了一本书，性价比还算可以，颇为满意。

出书之前，曾请教一些出过书的文朋诗友，有的很不耐烦，有的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什么作品质量呀、审稿程序呀，一套一套的，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自费出书，我跟着出书会败坏他的声誉似的。

后来在《青年文学》上看到一套丛书的征稿启事，寄去了书稿。不久，收到了一份通知，说稿件已三审通过，同意出版，还说明了费用。

汇款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是没有顾虑的。我查阅了这个人的一些资料。他是某刊编辑，也是诗人，他的资料便是他的诗歌作品和他所编的刊物。他一定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又给我寄来了他以前所主编的丛书。于是我汇款过去了。

汇款后，也曾忐忑不安。打了几次电话，遇上他不在时，心里便直打鼓。

终于看到了书，对他充满感激。

急急忙忙地把他介绍给各位准备出书的文朋诗友，也向他介绍了这些人。目的是：让朋友们放心地汇款过去，安心等待，用不多的钱，出一本不错的书，避免走弯路，避免受骗，避免无谓的担忧；而他是以此营利的，我也乐意为他这位新朋友拉拉业务。

也许我的热心使一位同事怀疑，以为我想在他们身上赚钱。他的闲言冷语提醒了我，我冷静了下来：热心助人也要审时度势的，有时还是不要太热心为好，过分主动容易令人怀疑；何况汇款出书是隔山买牛，有几分碰运气，万一……

——上面这一则题为《出书前后》。

克文，我在2003年整理上面这些篇什时，在篇末写有如下附言：

以文学价值论之，也许上面这些手稿早该清理掉了，居然会留着它六七年，现在还要费神费时，将其录入电脑，当成作品发表于自己的网站上。究其原因，并非敝帚自珍，而是这些稿不是一般的“创作”，而是实实在在记录着自己一段人生的几个片断，反映出自己工作、生活、人际上的一些情况，也表现出自己性格的某些方面，像日记一样的真实。现在拿这些短文中的我来与现在的我对比，方知自己确是变了许多。但我深知，千变万变，有些本质性的东西，却是想变也变不了的，比如善良。

即使我现在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想法已不欣赏，毕竟我曾这样想过、做过，整理时都尽量不作改动，以保留自己过去的真面目。自己以前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想让自己给读者一个美好的形象，但我不喜欢说谎。

在上面这些篇什中，最需补充说明的是《同事H君》这一篇。当时我所所供职的某报社虽也有几位德才兼备的好同事，但就整体素质而言，确是乌合之众。既有抄袭剽窃，也有小偷小摸。前者几乎成风，被我发现的就有十多人次；后者我没亲眼所见，自己平素谨慎，也没丢失什么，可能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同事间常有三五成群窃窃私议，说这个的文章是抄袭的，说谁又丢失了什么东西。我在该文所说的“心理素质差的，尤其是新来的同事极不自在”，其实是在说我自己。当时我既是刚从乡下到城市来的，又是心理素质很差的，且经济状况可能是最差的。世俗的偏见是贫则贪。我在场时人家当然不会说我什么，但我不在场时，人家就一定不会怀疑我吗？我凭什么让人家一定了解我秉性清高、历史清白呢？郑总手机失窃时，我甚至紧张兮兮地打电话问一位当时关系较好的同事，有人怀疑我吗？也许我这一问，倒让这位后来与我关系变糟的同事怀疑。关于抄袭，好多人都在东抄西摘，我乡巴佬一个，表面看起来可能是报社中最不灵光的一个，我凭什么让人家相信我那些备受好评的稿件一定是我写的而不是抄来的呢？

其实也可能冤枉了H君。当时有一位与我一见如故的、我认为很有才华的同事，且称他为G君吧，也是被怀疑的对象。社长手机失窃，别人在我面前说可能是他偷的，我说这绝不可能，他这个人怎么会偷呢！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可能是我错了。这件事是在我写了《同事H君》之后发生的。同事M君是G君的死党，两人出双入对的。有一天M君的摩托车被盗，M君一口咬定是G君所为。我当时愕然极了！M君叫来了几个在社会上混的哥们，威胁G君，如果不把摩托车送回来，一定要砍掉他。G君脸色发青，叫我们几个跟他一起去找，他很快就在一个停车场上找到了。后来听M君说，G君借了他的摩托，偷配了钥匙。员工宿舍中的热水器被偷走，也有人怀疑是G君干的。

克文，今天将这些篇什录进这封信中，有些地方也需说明一下：

在《差错》中，“扣工资是小事”一句失实，因为我从未被扣过工资，当时也没有扣工资的制度。顶头上司就是J老师，他升为副总后，我称他为J总。

在《依赖》中，我说我被提为副刊主编，也有点吹牛，其实是副主编，但一直没有设主编，因之我名副实正。

在《下属的尴尬》中，总编就是S总，是位女士，我写为“他”，当时是为了隐化。“调整人事时我划到总编手下”一句不准确。我曾一度既在J副总手下，也在S总手下。我身兼第二、第三、第四版的部门负责人，而S总和J副总的分工则是，S总负责第一、二版，J副总负责第三、四版。看上面一些篇什，你可能会认为我对J副总和S总很不满，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现在想起他们，对他们还是尊重的。我那些篇什仅仅写他们的一点或一个侧面，让我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评价，我会说：他们是好人。

在《同事H君》中，“心理素质差的，尤其是新来的同事极不自在”这句说我自己的话，其实是事过境迁之后的轻描淡写。我那时一听到有人在议论又有谁抄袭、又有谁被偷了东西时，便会十分紧张，绝不仅是“极不自在”。为什么我会不做贼却心虚、总怕人家怀疑我呢？简单的说法是我心理素质差，进行一番心理分析，我认为，可能是我把自己的名誉、人品看得太重太重、甚于生命，再加上我的一点神经质，就产生了这样的症状。我当时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真的被人说成小偷和抄袭，我的名声就毁了，一个人坏了名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真的有人诬我小偷和抄袭，我可能会心血来潮从窗口跳下来，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想来，我的心理确实曾一度这么脆弱。我能活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奇迹。我现在依然把名誉、人品看得很重很重，但如果不幸被人怀疑或诬陷，我绝对不会做出以死来证明清白的蠢事。我甚至会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误解和怀疑。人家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为什么就不能怀疑我呢？当然，如果有人直感准确，而且相信直感，为我仗义执言，我会对他深怀感激。我永远会相信自己的一些直感，不管我曾看错过多少人。假如有一天你这样的人被人诬为盗窃犯，瑞林这样的文友被人疑为抄袭者，不管人家说出多少根据，我都会一口否定，并且会以自己的人格担保，假如人家相信我的人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