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病时向她丈夫借了6000元？这话从何说起！

我1997年那场死去活来的病不堪回首，在那场病中帮助过我的人我却经常想起，来看望过我的人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去潮州庵埠某公司上班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吧，为公司做过的事很少，只记得写过一份申请名牌产品的报告，创办了一份企业报，写了一些广告文案。当时在公司的办公室昏倒在地，给整个公司带来了不少麻烦。老板梁先生及许多公司领导送我上医院，几天后老板又亲自开车将我转至汕头中心医院。大家工作都很忙，我的病使大家忙上加忙。那时我还是汕头一家公司的企业报主编，该公司的陈经理一闻知此事，即告知老板，代表老板来看望我，还带来了2800元慰问金。潮州那家公司的老板要我安心治疗，他会拿钱来给我治病的。尽管那家公司当时效益不错，但在花了它约10000元之后，我不好意思再花它的钱了。我的父母先后拿来了8000多元，还有我的积蓄等，在我快把这些钱用尽之时，谢天谢地，病情也好转了，我提前出院，回家休养了半年，这半年靠在家编每月一期的《澳士兰报》过日子。在这场病中，先后到医院和我家里看望过我的人除了两家公司的同事、领导，还有李瑞林、李成烈、李文奇、李楚文、李裕彬、赵炀、陈君夫妇、林少忠、郑文雄、肖涛生、郭大平、蔡奕勤夫妇、C、林暹才、陈海潮等朋友，还有我的两位母姨等亲戚；给我送来慰问金的有李楚文的兄嫂各100元、林少忠50元、我的学生陈景雄200元、母姨200元、肖涛生400元、李文奇1000元；在医院辛苦陪护的是我的母亲、二哥、工友小林，还有你，克文；借给我钱的是赵炀。后来我病一好，即还清向赵炀所借的1500元，连李文奇的1000元慰问金也强行还他，因数目较大，如果是几百，我会收下的。 当时那场病好多亲友并不知道，有些后来知道了打电话过来慰问，陈致和老师还专门写来一封慰问信。除了偶尔打电话向我借钱便极少联系的陈君弟弟，当时可能是不知道，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极少向人借钱。在1997年那场病中仅向赵炀借过。如果我真的需要向更多的朋友借钱，我把朋友的名单列出来，列上200名之后仍排不上那位文友的弟弟，且不说交情深浅，以经济状况论之，我也绝不会向他借钱呀！退一万步说，就算借过钱，我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我向朋友赵炀借过两次钱，都在两个月内还清。

经过这场争吵，我不想再理会文友的弟弟了。我想道：如果我找钱去借他们，而看那情形，陈君的弟弟很可能再也不会醒来了，要等他们还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认定我是在还债。即使他醒过来，也只是还我清白，还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还不起。因为这场争吵，我似乎不会再为自己无力帮助他们而心存不安。仔细一想，这场争吵是不是成了我不愿帮他的借口？我是不是很虚伪？我不时追问自己。

克文，在上面的引文中，我把来看望过我的朋友都罗列了出来，是出自内心的一种感念。C便是我多年的朋友、现在的老板。

后来，陈君的弟弟被救活了，当时说是肝昏迷，可能是误诊，据看过他的朋友说，现在他活得生龙活虎的。这是好事情，值得高兴。可是，令人不快的是，时至今日，陈君兄弟从未对我做过一个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我曾打电话给一位与陈君弟弟略有往来的朋友，请他叫陈君弟弟打个电话给我。可是，我一直没有接到陈君弟弟的电话。

回头再说黄老师对我的热心和关心。到汕头某报工作，黄老师以为是他出的力，我也含糊其辞，但在这封长信中，我要尽可能地还原真相。

上文提到的那位陈姓朋友带我去某报社见S总，即某报的第三任总编。

那位约我晚上去他家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的总编，只编了一期报纸，就拍屁股走人，回原单位上班去了。鸟过留毛，人过留名，他却留下了声音。他在某报留下两句名言常常被大家提起：“你们要嫖娼尽管去，被警察抓到记得打我手机，我一手摆平。”“我要与这家报社共存亡！报社在我在，我在报社在！”他说话的声音很尖，在他离开后，某报同事喜欢模仿他的声音取乐。某报从创刊到我去上班时，一共出了四期报纸，每周一期。此前，某报从筹办到组建到成立，可能花了半年时间，从筹办到我进入这家报社，一共换了三位总编，换了两位投资商，换了一批工作人员，不知投进了多少钱。

黄老师通过陈姓朋友了解到报社要招一名副刊编辑，便用电话向S总推荐我。S总就叫我来见见面，也就是所谓面试吧。与S总见面后，简单地交谈几句，S总便说，现在要招的是副刊编辑，由副刊主编J老师面试就好，J老师同意就可以，我这里没问题。J老师手下已经有一位副刊编辑，就是纪小姐。纪小姐与我交谈了几句，据她后来说，我给她的印象不错，所以她愿意帮助我。S总让J老师面试我时说：“李乙隆是艺术馆黄馆长介绍来的。”大家对黄馆长是有一定的尊重的，但远没有到了他所介绍的人就一定要录用的程度。J老师对我带去的作品剪贴本并不感兴趣，当听说我在日报副刊发表过一些稿件时，说：“我对你的名字很陌生呀！”说话的语气似有些怀疑。他原是日报副刊部编辑，日报有几版副刊，我当时只在文学版上发表作品，J老师编的则是杂七杂八的周末版。当时他所编的周末版口碑不佳，我从来不看他所编的周末版，也从没向他投过稿。他本人对他所编的版面却是十分自得的，也难怪，他所听到的声音，总是团结在他周围、占住他的版面发表稿件的一批老作者的恭维。交谈了约十分钟，他说：“你先回去吧。我要和S总、郑总商量，如果要录用你，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和陈朋友走到楼梯口，却见纪小姐追了出来。她对我说：“你这样一回去，就不会招聘你了。J老师几天前就跟我说过，副刊部不要男的，男的不好领导，他已经选定了一位女作者。你直接去找郑总吧，趁他现在一个人在社长室。”

陈朋友带我去找郑总。

有人说，命运，就是你所遇到的人。

如果没遇到纪小姐，我到某报工作的可能性会很小很小。如果不到某报工作，我在1994年以后的人生轨迹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会怎么样呢？也许现在我是一个公办教师，也有可能在某个学校当校长或教导处主任，也可能因为在教育局工作的李瑞林等朋友的牵针引线，我会被教育局借用，再被调进教育局……我的人生境况，有可能比现在好，也可能比现在差，也有可能已经死去了。

我说如果不遇到纪小姐，不到汕头工作，可能已经死去了，并不是说我不到汕头工作，生活就难以为继，或者在潮阳工作、生活的地方后来出现了什么事故，或者危险因素比汕头多，而是我一直觉得，人有时走上不同的路，就可能有一条是死路，有一条是生路，就像坐上不同的车，有一辆出现车祸，有一辆一路平安。生命何等脆弱。人生，总是充满着偶然。死是必然的，活着，却是无数个偶然连接在一起。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是不容易的。1987年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生命从诞生之日起，甚至可以说从卵子受精之日起，他的死亡之神，就一直伴随着他，在不远处窥视着他。好端端在路上走着，也有可能被一辆失控的车撞上；自己开着摩托车，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稍不留神就可能死于非命。小时候在公路上学踩单车，摔在大桥头，桥下就是乱石，生与死，不足一步之遥。在一个一起放牛的伙伴的怂恿下，骑到牛背上，胆子小，很怕摔下来，过大桥时牛走在桥边，我看到桥下，觉得自己骑在牛背上好高，更加害怕，头一晕，就摔了下来，摔在桥栏里面，如果摔到桥栏外，就一命呜呼了。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尤其是淘气的男孩，每个人都经历过许多危险。我不算淘气，胆子也小，比如我不敢爬树，因之经历的危险不多。在城市，车来车往，安全系数并不比农村高。在城市的好处是，治病及时。在农村，尤其是我们那些偏僻、贫困的山村，以前不时有人病死、有小孩夭折，有的是因为治病不及时，有的是因为无钱治病。我现在兄弟姐妹共四人，本来有七人，就有三人夭折了。我小时候不时要流鼻血、流齿龈血，有时流了那么多， 1997年吐了那么多的血，进入病危状态，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活到现在，我还将顽强地继续活下去。想起这些我总要禁不住感慨，人活着，是一个奇迹。我们要感恩生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存在的奇迹。因为我有这些“离奇”的思想，因之听到人家说我如果不走那条路，现在就会怎么样了，比如说我如果1985年不要离开红场区公所去了曲江，现在一定当上什么官了，我总是这样回答的：“不一定的！如果我不去曲江，现在也可能死去了。”如果生命有定数，那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管怎么走，都是走在我的宿命中，决定我走哪条路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冥冥之中的力量。如果生命纯属偶然，没有定数，那我也可能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丧生了，怎么能肯定我不走那条路就会怎么样呢！

如果生命有定数，纪小姐便是我宿命中的一个“贵人”，而我在纪小姐的指引下，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人，便是一个掌握着我一段命运的人。他便是某报社的社长、兼报社副总编，实际上便是报社的投资者，也就是老板。我们都称他郑总。

郑总其貌不扬，是个在社会底层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人，心地善良。他与我交谈了几句，也把我的稿件剪贴本翻看一会，他说看得出我的才华。我却认为他这个人就是看不上我的“才华”，我当时的诚恳也会让他感动而不忍拒绝的。他问我，S总和J老师与我见过了吗？他们是怎样说的？我说，见过了，他们叫我先回去，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和你商量。他说，那就不用商量了，你过来吧。我立即说，那我后天就来上班。他说，好！我和陈朋友怕节外生枝，离开社长室后就转到S总和J老师那儿，与他们辞别，并告知他们，郑总让我后天就来上班。S总显得很热情。J老师愣了一会，就恢复了常态，也很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