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放弃业余写作。迄今为止，发表过各类稿件200多篇。

县文化局一位领导说要推荐我去某镇文化站工作，约我去他家面谈。我去了两次，先后花了几百元，也是大包小包，水果、烟酒什么的，现在想来，领导同志肯定不当它一回事，甚至反感厌恶。那时空手上门，临别时不动声色地留下一个小小“信封”，已经是很流行的举措，也有在礼物里面藏“信封”的。现在想来，领导在我走后检查礼品时一定大失所望，说不定会大骂我乡巴佬不懂世道行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花几百元可以说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那时却是我一二个月的工资。花掉后，这一二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领导让他的侄子去那个文化站工作，没我的事。那时候我还遵照一些热心人士的指点，去拜访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和文化站的负责人。记得是夏天，在炎炎烈日下东奔西跑，一次次鼓起希望，又一次次陷入深深的失望。当在电话里得到失败的确凿消息时，沉重的压抑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县文化馆需要一名馆刊编辑。在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馆长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可亲：“如果你有城市户口，就可招工来编馆刊。”犹如在沼泽里抓到一根藤蔓，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凑了6000余元，买了个城市户口，兴冲冲地提着一百多元礼品，敲开了馆长的门。馆长听我说已买了城市户口，神色愕然而语塞。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用什么伪善的理由把我打发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离开馆长家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份凄凉的感觉，淹没了我。

1994年11月，我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工作。这个报社的人员走马灯似地换，要站稳脚跟委实不易。我靠多年来艰苦谋生培养起来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站住了脚，不久被任命为副刊部副主编，实为主编，工资一千多元，是我当代课教师时的三倍。

报社要帮我把户口迁进汕头。户口进汕头要交增容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交5000元，中专以下学历的则要交20000元。我向公安局递交了几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准，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仍没个准信。后来，在报社一位很有门路的领导帮助下，前门后门一起走，很快就把户口迁进来了。有趣的是，有人帮忙，连学历也不重要了，只送了一份很容易伪造的学历复印件。单位为我交了5000元增容费，我自己负责2000元人情方面的费用。有些同事知道我只用了这点钱就把事情搞掂，都说“很便宜”。后来还迁“粮卡”什么的，自己又花了500元。

……不管我现在身居何位，不管我今后如何风光，我将永远记住我在社会底层艰苦谋生的日子，记住提着礼品站在某些人的家门口时的那份忐忑心情，记住那些人的家属子女睥睨我的目光，记住离开时在我身后那一声关门的脆响……失意时，以此勉励自己；得意时，以此使自己冷静，并永远对弱势群体充满关注和同情。

在上面这些引文中，有些内容与我这封长信有些地方重复，可能还略有出入。在这封长信中我可能已经说过，我的好多带有自传色彩的文章，在谈到同一件事时，因为记忆的偏差，也肯定与写作时的心境有关，可能会不尽一致，我也不想在谈起某一件事时，去思索以前有没有记述过，去寻找以前的记述，以求表达的统一。我认为这种统一，倒不利于对真实情况的表现。比如某一件事发生的时间，我以前写为某一年，后来又记得是另一年，要求与以前的记述统一，可能是错误的，但后来的记忆，也不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我也不想去考究，我允许偏差存在，我也相信，这种偏差微乎其微，无损于真实。有时在写一篇短文时提到某一件事，为了节省篇幅而绕开一些枝蔓，扼要地直接地把那件事表达出来，当较详细地陈述同一件事时，便可能略有不同了。比如“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详细的说法是这样的：我原来教初二两班的语文，但因为原来教初三语文的陈致和老师离职，调整我教初二、初三两级的语文，初二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记得这个合二为一的班，学生90余名，把教室挤得密密麻麻的。

《三十岁祭》中所写的“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可能是指1993年那一次，显然不是1994年这一次。1994年这一次，我是能够转正的。后来转正不成，是因为我去了汕头。我去汕头之后，还到校长家去意思一下，请他找一位退休教师来代我的课，帮我保职。他答应尽力帮忙。放了寒假之后，他调离这所学校，当时听说是因为“乱收费”引起学生家长不满。这位校长对我付托的事，是重视的。在他调离这所学校时，打了我好多次寻呼。当时有一位与校长同姓的学生，也常常打我寻呼，我因为复机不方便，要花钱，便不再理他了。我那时候只有寻呼机，没有手机，办公电话被锁了长途。那时候到公共电话亭打一个长途电话，要下楼，要走一段路，要付3元钱。校长打我寻呼时，寻呼机显示寻呼人的姓，我以为是我那位对我十分亲近的学生没事找我闲聊，便不回复他。如果当时校长与我取得联系，把人事变动通知我，我会到接任的校长家意思一下，请他帮我保职。后来我到这所破祠堂学校看望前同事时，新校长怕我埋怨他，解释道：“我当时连你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帮你保职呢？”当时的政策是，教师是不能停薪保职的，但通过私人关系，不要公开，还是有人去打工，去做生意，却保住公办教师这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留一条退路。现在可能还有这种现象存在。在我的转正通知发下来之前，我的离职就被这位新校长报了上去，我的转正也成了泡影。现在想来，当时保住那个职位，可能也是白白花钱而已，因为时至今日，我觉得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去教书了。但留下一条退路，有时也是很不错的，起码能让自己自信些。最重要的是还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按社会行情，用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雇一位退休教师来代课，学校是有赚头的；如果与校长关系好，停薪留职者是可以分到一点好处的。之所以要雇用退休教师，是因为退休教师不用上报备案。其他代课教师是要上报备案、争取转正的。

却说我当时已经要转为公办教师了，为何还要去汕头某报社求职呢？上文已经说过，是受到一位作家的刺激，也许还有虚荣心或上进心的因素，认为在汕头工作比在潮阳好，当记者、编辑比当教师有前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鬼”有关。23点30分了，该睡觉了。卖个关子，把“鬼”放到下一章吧。

克文，我们潮阳县大致是在1995年改为市的吧。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以前的县城。

我在县城郊区一所很偏僻的初级中学任教。那所中学叫凤岗中学。校园原是一个颇具历史的大祠堂，从大门一直往里走，有三个厅堂三个天井，左右两边的厢房便辟为教室。后厅原是陈列祖宗灵牌的，现作为教务处、集体办公室、会议室等多功能厅。后厅两厢各有耳房一间，作为教师宿舍。有一间住着三位女教师，她们只在那里午休，她们家在县城，放学后就回家了。另一间便是我的栖身之所。我的小说《破祠堂的那一夜》，便是以这所学校作为场景的。听说这旧祠堂有鬼，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了好多个夜晚，却是没有亲眼见过。然而，这个所谓校园，白天热热闹闹的，阳气十足，倒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一到夜里，冷冷清清，雕梁画栋斑斑驳驳，大门一关，便有些阴森森了。我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要说怕不怕，单这情景，便很令人凄怆。有人劝我到外面租房住。那时我每月400元左右的工资，租了房，就不用吃饭了。还有人告诉我，邻近一所学校，晚上也只有一位老师在那里住，让我去和他合住。一位与那位老师相识的人，还带我到那所学校去找那位老师。那位老师也是一位代课教师，似乎有点孤僻，虽然同情我的境况，但并没有接纳我。他的居住环境与我相比，有天壤之别。他那里不闹鬼。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独住。但他还是留我在他那儿过了一夜，他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睡，自己去教室睡。我看出他没有接纳我的意思，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了。不知这位有过一宿之缘的老师，现在过得好不好。不知他是否记得我。

夜里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课桌椅没来由地砰砰作响，一些脚步声似的声音，由远而近，在我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不转移思想，我仿佛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正站在我的门外。过了一会儿，那声音由近而远，仿佛离去了，不久又转了回来，停定在我门口。我不敢开门看个究竟，只是把它想象成关了大门的破祠堂里有可能出现的动物，猫或老鼠，或者纸片或其它东西被风吹动摩擦地板的声音。尽管彼声和此声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故意模糊自己的判断。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总为我求神，我的家乡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神明，叫孤圣老爷，相当于乡里的保安队长，专治在人间作祟的孤魂野鬼，香火甚旺。母亲求来了孤爷的香灰，包在红布里，让我带在身上。晚上睡时，我将其挂在床头。夜里不管外面如何怪声起伏，我的房间里总是风平浪静。

尤为让我恐惧的是，我所住的小屋，只有一面墙连接屋顶，另三面墙与屋顶有一段距离，当祠堂里面、我的小屋外面的空间怪声迭起时，我总怕墙头忽然探过一个头颅来。恐惧到了一定程度，人似乎变得胆大，我有时故意张开眼睛瞪住那些墙头，说服自己，即使看到鬼也不要怕，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后来我有了女儿，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疼爱孩子。我想，我在风岗中学的那种境况，要是有个孩子与我相依为命多好呀！人怕鬼，可能是因为孤寂。有个孩子，不管他或她多小，我在浇灌父爱的同时也得到深深的慰藉，便不会疑神疑鬼了。孩子对我的依赖、我保护孩子的父性本能，会使我感到强大。我甚至想到要用这个学校作为场景再写一篇小说，我要写我当时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来历可以是友人临终托孤，可以是私生子，可以是弃婴。我对她无比疼爱，就像我后来疼爱我的女儿一样。只是她不会像我的女儿那样乖张，那样娇惯，那样任性。她是个苦命的可怜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命的孩子早懂事。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对我深深依赖。她很乖，我上课时，她抱着布娃娃坐在教室门口的一把小板凳上，静静地等我上完课陪她玩，喂她吃饭，教她读儿歌。放学后，我抱着她或拉着她的小手，到学校后面的田垅上散步，我采了一束野花给她，夕阳照在我们的脸上，花香弥漫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商店买东西时，她知道我没钱，瞪着玩具或糖果看，没有吵着要，只是瞪着看，我虽然没钱，但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买东西给她。她甜甜的笑容让我心醉！晚上，我在查作业，她在我脚边玩。她困了，要睡了，我一手抱着她，一手查作业。后来看了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的事件，我心痛不已，悲愤难平，我曾打算写一篇题为《如果有来世，请做我的女儿，好吗？》的悲情散文来纪念李思怡，后来却写成了咒骂罪恶的血泪杂文。如果哪一天我要写上面那部小说，就把孩子的名字叫做李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