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高部时，常常去砍柴。那时山林还没分到户吧，却好像没有护林员了，没人管了，可能是1978年前后。说来也是我不好，太贪心，总要砍较大的树，最后扛着比我的人要重好多的树干回家。要扛起来时，常常要同去的伙伴们几人帮我托上肩膀，扛起来就不敢放下来歇一歇，怕一歇下来就扛不起来了。记得由于树干太粗，连换肩都不能，就靠右肩一股作气扛回家。那时候也没有人逼着我这样做，只是母亲常常表扬我，为了得到母亲的表扬我死扛着。那时有个小伙伴，也是三兄弟，也是最小的儿子。她母亲总不肯让她去砍柴，怕累着，他硬要跟我们去，他母亲一再吩咐他不要扛重的，他总砍很小的树。

我读初中时由于肝炎，也由于无心读书，更由于头脑中常塞满关于人生的稀奇古怪的“哲人式”的思考，成绩从轻而易举就可取得的第一名跌了下来，在升学考中虽然英语只考11分，数学只考30分，但总分仍排在红场中学应届生中第二名。我父亲说只要我的总分在应届生中能进入前三名，他能保证我进入潮阳师范学校。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县师范学校，可以当老师，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但后来父亲没能让我进入师范，父亲只管怪我成绩差，忘记他的吹牛。我高中只读一学期，辍学后，在家放牛。这段时间父亲极讨厌我，总要骂我。他在公社工作，我很怕他回家。他一回家我就躲避，我从没说出来，也没有明显意识到我是在躲避父亲。母亲倒意识到了，很同情我的。后来经父亲介绍跟他的同事所带领的小工程队去山里修水电站，我和一个年纪与我差不多的伙伴去抬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我们抬两袋，还要爬山。现在我有时感到胸口有“积气”，会怀疑是小时候砍柴和那时候抬水泥压伤了。说到胸口的“积气”，又想起一件事。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父亲曾在村口建了个小石屋，想起来了，是大兄刚结婚那时候，算起来约是26年前吧。那时我十二三岁，放学前后和假期时间，我在村口的小石屋中卖水卖粥等。我上学时是大兄边干木器活边看店。大兄让同村一位与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赊了好多账，大兄自己不好意思向那人讨账，让我向那人讨，那人有点疯，那天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重重地给我胸口和肋背几拳，如果不是有人路过拉开他，可能会被他打死。当然，从胸口的“积气”想到小时候这些经历，主要是一种自然联想吧，并非真的有关系，怀疑它们有关系可能是不科学的。

1984年县人事局通过考试，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中招聘全县各区合同干部。那时公社已改成区委和区公所，后来又改成镇委和镇政府。有预选考。父亲说只要我能通过预选考，他保证能弄来张高中毕业证书让我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结果预考中我的总分列全区第二名。父亲却没有弄来高中毕业证书让我参加正式考试。当时每个区招聘4名合同干部。区委动员当水利所长的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父亲提了个条件，让我到区公所工作，使我于1985年2月得以到区公所文化站工作，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些新闻稿的关系吧，又被调到区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半年后我就离职了，到曲江县文化馆编《曲江文艺》，这是在曲江民政局工作的二叔介绍的，敲门砖是我发表的一些文稿，还有文化局副局长出题目要我写的一场小话剧。但那是临时工，45元工资还得自己去税局交纳个人所得税。在家乡区公所工作，每月有50元工资，每月能交给母亲20元。那些刚考进去的合同干部工资是150元左右，比我多三倍，却不见得比我多做了些什么工作。那时候在区公所工作总觉得很清闲。大家都很清闲，闲谈、打扑克，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连坐班泡时间都不用，自由得很。有些好学者总在练毛笔字、书法，我则会写点稿。那时候区委区公所干部、员工共80多人。现在改成镇委、镇政府，区域没有扩大。镇委、镇政府的干部、员工，据说有几百人，不知养着这么多人在干什么。记得工作比较隆重的，就是计划生育，“有吏夜捉人”，大家分成几组，神神秘秘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进村抓人，抓不到要结扎的，就抓他的亲属，还封门钉户的。最近我回家乡，在村口看到一幅横跨要道的布标，上书：“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打好计划生育翻身仗！”幸好有计划生育，加上这几年兴起的殡葬改革，才有这几百号人的工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现在的干部只管“生”、“死”。要不然，真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你可能听我说过，我的家乡是汕头市辖下最穷的贫困山区，也是老苏区，以前有红军在那儿闹革命，加上潮阳几个水电站都建在里面，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因之没有向农民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可能那儿也没办法招商引资。因此，我家乡那儿的镇委、镇政府干部，除了抓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不用征税和招商引资。所谓殡葬改革，就是让山区的农民在死后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也就是推行火葬。说起计划生育，就会想起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说得在理，却也很让我矛盾。那个人就是马寅初，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如果他不被批，如果他的意见被接受，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我的存在了。尽管我活得并不如意，尽管我不止一次动过自杀之念，尽管疾病让我受了不少苦，但好多时候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人，真是不错的存在形式。这样说来，我很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很自私，为了让自己能以一个人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宁愿让我们的国家多负担几个亿的人口。细论起来，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我的存在，“私”在哪里，“自我”在哪里，又哪来的“无私”和“自我牺牲”呢！再用“魔鬼辞典”的笔法幽默一下：计划生育，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集体自私”，是我们堵住另一个世界的“人”涌入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在船上，为了让船不致负载过重，为了让船上的生活资源不被更多的人分走，我们将要攀上船来的人打下去。这里的“打”字是有来头的，来自“打胎”。

我自从去了曲江，便再也没有每月拿钱给母亲了，直到2001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给父母寄钱。1986年年底，我在曲江工作满一年，被辞退。当时我工作很认真的，也弄出一点局面，编了好几期《曲江文艺》，受到一些好评。有一位职位比我二叔高的官员让他的外甥或者侄子进来编辑《曲江文艺》，此人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曾被我发现抄袭，我却没有当面批评他，也没有背后告发他。我被辞退的原因主要是二叔的“官”没有人家大吧，他只是一名股长，我也不怪他。二叔写信给我爸，说他对我这个侄子“不敢恭维”，有料定我没出息的意思。这样看来，我被辞退就是因为我不好，而不是二叔官小了。刚失业时不敢告诉父母实情。后来我听母亲说，我在曲江工作期间，父亲曾说我去曲江是他叫我去的，因为他会算命，算我这个人走得越远越有出息。失业后我在细姑家住，细姑对我很好，我要记得。当时请二叔在曲江找个学校让我去代课，只要能有个安身之所就行，工资多少无所谓，可二叔却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二叔还是告知我父亲我失业了，父亲便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我回家，说他已经疏通了关系，只要我回家乡能立即回区公所工作。我可能是因为对父亲的牛皮已有所见识，也可能是因为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总不肯回来。但二叔怕父亲怪他，一次次动员我回家乡。据二叔后来说，我回家不久，曲江县成立文联，文联主席是二叔的朋友，要找我去文联工作。不知二叔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只能感叹命运，如果我留在曲江工作，现在会怎么样呢？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好多少，但人生轨迹却大大不同。人生啊！我回家乡后，根本没有重回区公所工作的可能，连八字都没有一撇。父亲也不是存心骗我，而是他吹牛惯了，有时连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所吹的是真实的。也许真有区公所的某位同志说我回家乡来可以争取回去工作，说这话的人并没有让我回区公所工作的权力，只是要父亲利用老关系去争取，父亲就把梦当成真的了。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此前他也不是国家干部，连全民职工都不是，是集体户口，不是全民户口，回乡后，便是农民户口，一不当乡长就是农民，没有退休金什么的。他在公社、区公所工作了二三十年，却一直没有转正。

太晚了，睡了吧。来深圳之后，睡得晚了。好在我可以晚一点起床的，不用去打卡。在汕头我也是上班较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