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制》总第51期刊载了《专访中共前智囊刘吉：言简意赅评江朱》一文。

在专访中，记者的开场白是：“我一直在找您，希望采访您，因为海外媒体认为您的意见，一具有权威性，二敢于说真话。”刘智囊的回答是：“我已退出政治舞台，只能作为一名学者、一个公民回答您的问题。”

下面请准许我作为一名读者、一个公民，对刘智囊的一些谈话内容，表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以期得到大方之家的指教。

记者问刘智囊怎么看中国近几年的发展。刘答：“十六大总结说：‘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来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们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是决不过分的。试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过这样三个‘时期’吗？”

刘的这番话不禁使我想起，近年来，不时在中国大陆的报端上见到将目前的中国喻为“盛世”的文字，甚至有人在列举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之后说：“我国被人形象地称为又喜逢盛世，而且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古代历史上所出现的所谓‘盛世’。”也使我想起，每逢什么节日，不时在电视上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回放着的那些具有标志性的“盛世景观”：“加入世贸”、“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今后肯定要加上“神五上天”了）等万众欢腾的狂欢场面。

当记者说海外媒体普遍认为，这些成绩应归功于朱总理时，刘说：“海外媒体们可能不大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决策机制。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刘智囊认为，中国共产党真实的决策机制可以描绘如下：一、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由各级党委决定，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总理作为常委参与决策，有的决策是总理动议，也有的决策是总书记或其他常委动议。总理的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决定，总理的能动性表现在，是消极贯彻，还是积极贯彻，或是创造性贯彻。二、从理论上讲，每个常委是地位均等的，每人一票，在充分自由讨论之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进行决策，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然而由于各位常委都是分管一面的，而总书记统管全面，因此信息不对称，总书记的作用是其他常委无法比拟的，他在决策机制中举足轻重。三、特别重大的决策还要交付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四、一些涉及立法、司法、行政的重大决策，由党中央或国务院作为建议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决定。但人大中的共产党员必须保证贯彻党中央的决定，这是党铁的纪律。五、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或国务院决策之前广泛听取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但尚未法定制度化。

上面这席话让我们了解了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其中第五点称得上是重大的改革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极少有人知道，有哪些决策在成为决策之前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专家学者是哪些人，“广泛”到什么程度，有哪些支持的意见，有哪些反对的意见，经常提反对意见的人能不能经常在邀请之列，等等。其中第四点发人深思，到目前为止，在人大中，共产党员总是占绝大多数。

在他们又进行了一番“不拘形式的自由交谈”之后，记者说：“您尽说好话，难道这段历史就没有问题吗？也许问题比成就更多呢？”刘说：“多年来，国内外报刊炒得厉害，什么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东西差距问题、贪污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等等，有的被炒得邪乎，似乎已超过危险临界值，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估计中国失业率高达8%乃至10%，不是官方公布的4%，惊呼到了危险境地，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但是我心中老是纳闷，每年有1.2亿的农民涌向城里打工，平均每人赚回8000至10000元，这是何等巨大的就业成就，为什么城里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下岗失业？既然大家赞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竞争就是优胜劣汰，为什么社会舆论不向胜利者致敬，而是无穷无尽地同情劣汰者呢？有一句话说得好：‘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大家应告诫、鼓励下岗失业者努力找工作，去创业立业嘛！”

我对刘智囊上面这番话有些质疑。中国失业率究竟是多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只相信官方公布的4%吗？“每年有1.2亿的农民涌向城里打工，平均每人赚回8000至10000元”，这些数字又是怎样得来的呢？也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吗？官方公布的数字就最准确吗？有农民进城打工，城里就不应该有失业者了吗？失业只是因为本人不努力工作，而与社会就业形势严竣无关吗？刘智囊问，“为什么社会舆论不向胜利者致敬，而是无穷无尽地同情劣汰者呢？”那么我也问，哪些人是劣汰者呢？是大半辈子辛辛苦苦在国营企业工作，企业被贪官污吏搞垮了、贱卖了而下岗的人员吗？他们“劣”吗？让他们从零开始去与年富力强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就业，他们容易吗？贫困地区的农民都是“劣”种吗？东西差距也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吗？西部的人就比东部的人“劣”吗？“无穷无尽的同情”从何说起呢？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无穷无尽的同情”弱势群体，那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很善良。我永远讴歌善良，我一直认为，善良是最重要的优良品德，是许多美德的基础。如果真的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同情”，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呀！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只是个别不乏社会良知的人士发出一点声音而已。“社会舆论不向胜利者致敬”，有这回事吗？事实上，我们官方传媒有歌功颂德的传统，民间有媚权媚富的心理。是舆论对胜利者歌颂得还不够多，还是层出不穷的贪官或巨富落马偶尔见诸舆论而煞了风景？可这能怪社会舆论吗？不是社会舆论不向他们致敬，而是他们自己在极偶然的“事故”上露了馅，拔出萝卜带出泥。刘智囊说得对，“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可是我们是在公平竞争吗？什么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东西差距问题、贪污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等等，在刘智囊眼里都不成问题，甚至是危言耸听的。相对于上面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说，下面这些问题，那么多的贪官携巨款外逃，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银行里有那么多的呆坏帐，等等，还值得一提吗？

人与人的性格不同，看问题的眼光也不同，有些人乐观，总看到好的方面，也有些人忧患意识较重，容易看到有待改善的方面、不足的方面，甚至不好的方面。看到不同的方面，发出的言论当然也不同，但出发点却可以是相同的。看到足球出线、“神五”上天之类的事情欢欣鼓舞、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大增的人，我们肯定他们爱国，但那些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在万众狂欢之际泼点冷水的人，就不爱国了吗？如果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爱国的，那么，在目前形势下，那些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资决策者探求解决之道的人，比唱颂歌的人，是不是要可敬一些、有用一些呢？

　　　　　　　　　　　　　　　　　　　　　　　　　　　　　　　（2003年11月）